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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花园口决堤事件，迄止已83年。目前两岸学界就“花园口决堤”事件已形成的共识：承认决堤造成的巨大人民伤亡及负面影响。也承认花园口决堤对抗战产生了暂时有限的价值和日军遭受到一定损失。

但学界仍存在诸多争议。笔者将通过本文讲讲“花园口决堤”的五大历史真相。

欢迎转载！请注明史料来源：抗战史记

中国人民朋友，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冯.法肯豪森

一．花园口决堤的产生与决策过程

目前两岸学界均认可“花园口决堤”“以水代兵”最早来源于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冯.法肯豪森，于1935年8月20日在多次面陈详谈的基础上，就抗日问题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德国总顾部法肯豪森关于中国抗日战备之两份建议书》。

这份建议书提出了利用江河阻敌的设想：......在具体的兵力部署上，中国应把重点放在南部，华北与华东沿海地市当然不能不战而弃；在战略上，中国应先取守势，把主要兵力集结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之间，以全力对付由北，东两面入侵的敌人。为了确保陇海路大动脉，维持与动力资源大省山西的坚固联系，中国最初的战线必须推进至河北的沧州至保定一线，而黄河则为“最后的战线......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对此，蒋介石的批注”最后抵抗”，可见蒋介石很清楚“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的严重后果，故作为“最后抵抗”。但要注意这只是设想，并没有形成“花园口决堤”的具体构想。

目前学界认为，“花园口决堤”构想最早提出者是陈果夫。1938年3月10日至4月8日的台儿庄大捷 ，举国振奋。蒋介石决定扩大战果，从全国调集60多万部队（64个师又3个旅）企图在徐州与日军决战。陈果夫于4月13日，向蒋介石递呈对黄河与抗战的一些看法。他称:"台儿庄大捷举国欢腾，抗战前途或可以从此转入佳境。惟黄河南岸千余里颇不易守，大汛时且恐敌以决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水反攻制敌。盖沁河口附近的黄河北岸地势低下，故在下游南岸任何地点决堤，只须将沁河口附近北岸决开，全部黄水即可北趋漳，卫，则我之大厄可解，而敌反居危地。敌之残酷不仁，似宜预防其出此也"。蒋介石看后批求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核办”，并批准上“随时可以决口反攻”的语句（后又横线划掉）。显示此时，蒋正处于台儿庄大捷喜悦中，再加上与日本和知鹰二线的秘谈，也取得“突破性”进展。遂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徐州会战上，并抱有足够的信心再打个大胜仗逼日本政府尽快撤兵，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对陈的看法，他没有明确同意与否。单看陈果夫的建议，共初衷仅在于提防敌突然决口淹国军，并无决堤阻敌的之意。不过由于陈果夫的特殊地位，却引起了国民政府军方内部的关注。史料《郑州文史资料》载《以水代兵建议》第2辑。

但随着徐州会战的惨败，日本撤兵自然化为泡影。黄河决堤呼声很快高涨。1938年5月19日上午，徐州沦陷。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致电蒋介石，建议径直开决黄河南岸大堤，以阻止日军西过和从豫北，鲁西大胆穿插。5月20日，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替就致电蒋介石关注黄河堤防，“守河部队绵亘数百里，而沿河工事栉比，关系相连……拟就战区设一临时河防委员会，直接督促河防机关，俾军事、河工兼筹并顾 。既不误该会根本治河之工作，仍可收军事临时河防之便利。”还同时提出具体的组织办法草案。这引起蒋介石的重视。5月21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首先提出决开黄河大堤的建议。26日，军令部高级参谋长，陆军大学教官何成璞也提出决堤建议：“黄河现届桃汛，考城西尤以兰封冲力最猛，倘施工决口，则黄河即循故道直奔徐州，不特大地泛滥，使敌机械化部队失其效能，抑且足以摧毁其战力，使其打通津浦之企图仍归泡影”。对于众多决堤设想，蒋介石未置可否。而是积极准备兰封战役，企图以巨大的军事牺牲挡住日军机械化兵力向郑州推进，以避免决堤的悲剧。来源《郑州文史资料》载《以水代兵建议》第2辑。

日本强大的机械化兵团

蒋介石集中了中央军“精锐”及粤军15万人，在兰封平原地带背河与日军机械化精锐第14师团3万多人（不是网络传闻2万多人，辖4个步兵联队，4个炮兵联队，1个骑兵联队。还有绝对空军优势）决战，结果惨败。日军迅速攻陷河南省会开封，战略要地中牟。威胁重镇郑州。郑州地处平汉、陇海两大交通线要冲，同时扼守着黄河天堑，是中原地区南下西进陕西的门户和必经之地。一旦丢失，“川黔陕”抗战大后方将受到直接威胁。而郑州至武汉之间的路段 ，是当时中国军队在北方所能控制的唯一一条南北交通要道。途经郑州的平汉线则作为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对于抗战全局有重大战略意义。不仅是军事物资部队运输的重要南北通道，也是中原地区进出战时首都武汉唯一现代化路径。更重要的是陇海铁路，是当时中国获取苏援是最主要的途径。

而郑州地区阻击均系徐州会战溃败下的惨兵，且多系杂牌部队。要从全国调精锐重兵来抵挡，已是鞭长莫及。在这种情况下，掘黄河大堤呼声再次空前高涨。1938年6月1日和7日，黄新吾连续两次函呈蒋介石，一再提请在开封黑岗口决堤，“查黑岗口地方，如尚为我方掌握，即由该处掘堤，则溃决之水，可冲至杞，睢，柘城，涡阳，蚌埠，而入洪泽湖。是水线经过之处，即敌人主力所在之地，其受创必无肄议，如我方再加以有计划之反攻，即可臻敌全军覆灭，不推陇海线之威胁可减，整个战局可望好转。”来源《郑州文史资料》载《以水代兵建议》第2辑。

1938年6月2日，豫西师管区司令部刘仲元，谢承杰致电蒋介石，提请掘开黄河以陆沉敌军，并痛陈：“明知牺牲惨重，为急于救国起见，曷忍痛为之”。甚至在6月11日，花园口已经决堤的情况下，仍有陈诚转王若卿关于在开封黑岗口再决堤的建议电文。史料来源《郑州文史资料》载《以水代兵建议》第2辑。

还有史料称冯玉祥也于1938年6月7日，密电蒋介石提议在越口，花园口两处施行黄河决堤。连白崇禧也曾向蒋介石提出类似建议。来源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修防处主任陈慰儒：《河南文史资料》第4辑载《黄河花园口掘堤经过》。

1938年6月1日，在武汉举行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会议上。在蒋介石主持下，经与会人员讨论，策定豫东部队向豫西山地作战略转进，同时决定黄河决口，以阻敌西进。但为了保密，未组织相关地区居民进行有效撤离。

二．遇难人数及日军损失争议

国内曾长期使用遇难百万人说，现基本统一为89万人死亡。数据来源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出版了韩启桐、南钟万的《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但学界也承认该数据为1938年决堤后至1947年，受灾区总死亡人数。含非灾，战乱及其他灾害死亡，所以存在较大误差。故近几年部分学者及媒体，开始使用“数十万人民死亡，上千万人流离失所”的表述。

另外日军也蒙受了一定损失，日军精锐第14师团1个混成联队，1个炮兵大队，1个骑兵中队，坦克10余辆被洪水包围于中牟县城。而第16师团主力，来不及撤走车辆，战车等，皆沉于水底，并冲走，淹死大批日本士兵。为解救被困日军，日军第1军调动总共2个工兵联队，4个工兵中队和4个架桥材料中队搭建桥梁，并运送大量汽艇，船只，给养；帮助第14，16师团撤退。还曾于1938年6月16日—24日动用飞机，投下合计61吨半的补给物资。

日军战史也记述了第14师团当时的情形：“这一招，使在华北战场勇猛善战的土肥原兵团，顿时陷入一片汪洋之中，顾不得物资和马匹，纷纷逃向陇海路的路基上和中牟县城里避难，以图喘息。从此，土肥原兵团成为中国飞机攻击的好目标，开战以来一直不露面的飞机，此时却联袂飞来了。土肥原兵团有如袋中之鼠，无处逃避，束手无策，在万分苦难中度过了一个月。中国派遣军，关东军以至日本全国，为营救土把原兵力动员了所有的铁舟部队工兵，与敌弹洪水搏斗一月，才救出土肥原兵团”。可见日军损失之大。史料来源《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81页。

三．花园口决堤实际的军事价值争议

在论述花园口决堤必要性中，军事价值是主因。不过目前学界仍存在争议，已达成共识是决堤后确实造成淮河泛滥，导致日军原定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麓地区的作战部署，被迫改为以主力沿长江西进攻武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日军进攻武汉的部署，但很有限。

而最重要的是阻敌西进，攻入陕西，拖延日军进攻武汉时间和改变线路说。这三种说法不仅来源于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页。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页。蒋纬国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等。可见这三种说法，具有很强的权威性。

有学者认为实际日本停止西进，与决堤无关。日本大本营早在1938年5月21日，就指示：“一，扩大徐州会战的战果，大约止于兰封，归清，永清，蒙古连结线以东。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使参加徐州会战的部队继续沿津浦线地区扫荡 ，务必尽快向滩河（包括在内）以南地区转进。但第13师团可配置于蚌埠以西的淮河河畔，预计将其转属于第二军。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要随着华中派遣军部队的转进，将第二军约两个师团为基本的部队，配置在徐州以南至淮河沿津浦线地区”。当天，大本营又下达了如下决定：“一，越过兰封，归清，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须经批准。二，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之间作战地区境界为阜宁，泗州，南平镇，蒙城，颍州连结线（线上属于华中派遣军）。华北方面军随着华中派遣军的南下，命令第二军占领徐州以南的津浦沿线。”

但华北方面军却不顾大本营的决定，6月2日将第14师团配属于第2军，并下达了向兰封以西地区追击的命令，第2军遂于当日命令第14师团向中牟方面，第16师团向尉氏方面追击，第10师团进入拓城附近。当第2军第14，第16师团进入中牟，尉氏一线时，华北方面军于6月6日就下达《作命甲第三四号》停止追击集结兵力命令。而国军6月9日却下达挖掘花园口大堤的命令。可见日军停止西进，与花园口无直接关系。来源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

而关于为武汉会战赢得宝贵时间说。据1938年5月底，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的作战准备：“华中派遣军在6月中，下旬占领安庆，做好以后的作战准备。”“6月底将第2军（约2个师团在7月底前置于华北方面军指挥）转属于华中派遣军，再加上第13师团，担任沿淮河作战”。5月29日，大本营命令：“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以一部部队占领安庆附近”。6月1日，派遣军命令第6师团以合肥附近出发，南下攻占安庆，命令波田支队协同海军溯江攻占安庆。日本海军于6月3日下令“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应协助陆军占领安庆附近”。

波田支队于6月7日从镇江乘船，在芜湖下游集中后，在海军护卫和领航下，于6月10日溯江西进，并于12日3时在安庆东北岸登陆，接着于当日攻击安庆，13日将安庆占领。在波田支队攻击安庆期间，第6师团主力于6月2日在合肥集结。其先头部队坂进支队8日占领舒城，13日占领桐城，17日占领潜山。18日，日军大本营发出《大陆命令第119号》和《大陆指第161号》，命令指出：“大本营准备以初秋为期攻占汉口”。当日，海军部命令中国方面舰队攻占九江。占领安庆的波田支队于6月2日出发26日占领马头镇，29日占领彭泽。7月4日占领湖口。

1938年7月4日，华中派遣军遵照大本营《大陆命第133号》调整部署。第2军归华中派遣军序列，并组成新的第11军。至此完成攻占武汉的作战准备。以上所述，都是日军在6月9日花园口决堤前有关进攻武汉的计划与行动。可见，日军完全安排计划完成进攻武汉的作战准备和实施进行。并没有因花园口决堤而改变或推迟进攻武汉的时间。来源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

关于花园决堤改变了日军原沿平汉路南下攻击武汉的说法，也可能不存在。据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1938年4月间制定的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曾设想以1个军沿平汉路南下，一个军沿长江西上发动进攻。但由于日军兵力不足，再加上华北八路军的游击战，牵制了大量兵力，给部队的输送，物资供应造成很大困难。日军遂决定主力沿淮河及长江进攻。据此，大本营于5月底制定作战准备方案：“一，华中派遣军在6月中，下旬占领安庆，做好以后的作战准备。占领安庆后，属于华中派遣军的第11军，由该军担任沿扬子江作战。二，华中派遣军另派第13师团占领寿县，正阳关，六安附近，然后进行以后的作战准备。6月底将第2军（约2个师团在7月底前置于华北方面军指挥）转属于华中派遣军，再加上第13师团，担任沿淮河作战。三，华中派遣军应在安庆及寿县附近分别为直接协助两军第一线的飞行团建立基地，并在蚌埠，庐州附近的空军轰炸部队建立基地。四，华中派遣军应在安应及寿阳，正阳关，六安附近为两军的第一线建立补给基地”。

1938年6月18日，日本大本营于6月18日发出《大陆命令第119号》：“一，大本营准备以初秋为期攻占汉口。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在扬子江及淮河的正面逐次向前推进，占领地盘，给下一步作战作好准备。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定，继续执行原定任务，特别要求对占领地区内的残敌进行扫荡。另外要策应华中派遣军的作战，为把敌牵制在北方，应准备进行一部分作战。”关于华北方面军的配合作战，大本营于8月22日发出《大陆指第250号》明确规定：“华北方面军不得越过黄河及黄河汜水地区进行作战”。

6月20日，华中派遣军派作战主任到东京与大本营联系作战问题。7月5日，该主任参谋将联系结果带回南京，“明确了汉口作战的目标是攻占要地......汉中作战的主攻部队为第11军，主攻方面为扬子江沿岸”。可见日本大本营在制定，实施攻击武汉计划时，就一再否定了以主力由平汉线南下武汉的主张。主要原因是兵力不足，再加上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影响。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

另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修防处主任陈慰儒回忆：“我同朱镛（黄委会总务处长）等在6月1日下午即往郑州长官部见程潜......5月（旧历）晒河底，说明现在正是河南枯水季节，流量很小。就是掘开黄河大堤，流量小，水流分流，也阻挡不了敌人。但是大堤掘开以后，口门逐渐扩大，难以即堵。汛期洪水到来，将给豫，苏，皖三小人民带来无穷灾难......”陈慰儒：《河南文史资料》第4辑载《黄河花园口掘堤经过》。可见早在1938年6月初，黄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就已经向程潜提出反对。这一建议程潜是否转呈蒋介石，不得而知。

综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黄河决堤的初衷是万般无奈的。否则，蒋早在徐州会战就可以掘堤。而不是在非常不利的兰封调集15万“精锐”，与日军机械化兵团决战；结果却是“千古笑柄”。更令人唏嘘的是实际的价值不及人民付出的巨大牺牲，而有限的价值也只是暂时的。

但不可否认直到1939年，胡宗南集团才进入陕西。国军才有御敌之兵。虽然日本战史据称在黄河掘堤前，华北日军确实无进攻郑州的计划。但武汉会战前和后，华北日军存在可能分兵攻击郑州。国军当时也无力阻挡。到那时，将真正威胁陕西门户。苏援最重要的交通命脉陇海线及平汉线郑州至武汉段，将被彻底切断。军事作战讲究要预防任何可能，而黄河决堤后形成的水障，确实起到了预防了这种可能性的作用。花园口决堤三年后，日军才攻陷郑州。1944年豫中会战，国军再次惨败。日军直叩潼关，在胡宗南，汤恩伯集团的联手下，最终在灵宝挡住日军攻势。

四．决堤后国民政府救灾

早在1938年7月，第1届国民参政会第1次会议在汉口召开，喻育之等人提出《移送难民垦荒，以裕国力而增加生产案》。之后，几乎每1次国民参政会都要提出类似的议案，以促进政府对黄泛区的善后和救济救助工作。特别是1941年11月，国民参政会第3届第2次大会在重庆召开，参议郭仲隗等人提出关于救灾建议。内含“请增拨巨款培修黄泛新堤以安灾黎而固国防案”和“河南连年灾荒情形惨重军民交困危机潜伏请政府详查事实迅谋救济以拯生死贵这巩固前线基地而利抗战大业案”，在这一提案中，还列举了救灾的基本思路和具体的办法措施。经讨论，最后决议该案修正通过送请国民政府迅速办理。

据统计，在全国范围内的黄灾善后捐款运动中，国民党中央认捐10万元，海外华人积极响应。到1939年1月为止，共收到各方捐款217073.52元，加上赈济委员会的赈济款，共计145.1万元。据赈济委员会统计，这笔款项救济的难民人数约为60万人。来源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第18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另外，1939年，在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会议上，张钫，张冲，陈调元，谷正纲等12名委员提出《黄灾难民急应广筹移垦案（提案29号）》，要求政府加大并完善对黄泛难民的扶助，救济。

具体的善后政府，救济措施有：（1）长赈：转移，疏散难民，并适当的安置，组织垦荒，组建难民工厂，开办救济院保育院等实施收容教养，符行兵役工役等，以求给予难民一个较安定，可资长期的生活环境。（2）急赈：发送钱款，衣，食，施以医疗，死葬等方面的救济和保护。（3）减免地方赋税，减轻生产，生活负担。同时，发行华北水灾救济公债300万元，筹集社会闲散资金。（4）筑堤堵水，防止继续泛滥，以工代赈，给民众以实惠。来源：黄委会档案馆：《河南修防处民国28-35年工赈委员会成立，章程及其工作情形和国民参政会救灾建议》，档案号MG8-974。

显然这些灾后的救灾措施，是“亡羊补牢”无法挽回人民的巨大损失。

时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

五．决堤后媒体“虚假报道”争议

1938年6月9日当晚，花园口决堤后。时任第一战区司令程潜就致电蒋介石，并拟好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开封后继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大堤气口，以图冲毁我军阵地，淹毙我大军。11日，蒋介石复电就“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堤”对外宣传做出指示。史料来源渠长根：《谁最早公布了1938年花园口决堤的消息》第131，132页。

随后国民政府发起政治宣传攻势，指是日本飞机轰炸黄河大堤造成。如1938年6月11日上午9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从郑州首先出发电讯，报道黄河大堤决口情形：“敌军于9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时，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垣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之后，国民党宣传部及社会媒体舆论，进行轮番宣传。史料来源《大公报》1938年6月12日

实际早在1938年6月8日，香港《申报》以“我军改守新防线，中牟展开激战，豫黄河泛滥于我有利，敌机械部队施展困难”为标题率先报道了黄河可能决堤的消息。该报道表明境外关于黄河决堤的消息比国内媒体来得快。到了6月9日香港《申报》报道：开封失守，郑州危在旦夕......以现时情形观察，除非华军决心破坏黄河堤坝，水淹广大平原，否则日军于攻取郑州后，必能迅速向前推进 ......。6月10日德国海洋通讯社明确报道：......据非官方报告称，开封至洛阳一带之黄河堤，其贴近铁路者，将由华军决堤炸毁，使河南平源，盖成泽国。这也是黄园口决后，媒体首次报道是国军掘堤。比国民党发布的消息，还要早两天。可见消息早已走漏。但之后，在国民党和国内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下，根本未引起注意。

1938年6月14日，申报香港版曾报道日军的反映：日军发言人近日承认豫北大雨，阻挠日军进向郑州，但否认黄河泛滥陷日军于泥沼......该发言人又谓，黄河堤防在距开封附近八公里被毁，乃由中国数千农民，奉华军之命令掘毁云。这是黄河口决堤后，日军首次公开否认。令人玩味的是，日本《盛京日报》分别于1938年6月10，16，19日报道，细陈黄河决堤内幕。如：“驻防开封一带之党军，因日军自东北南三方加疾风进击，甚觉威胁，当放弃开封之际，竟出决溃黄河堤防之暴举.....”。史料来源：陆茂源《花园口决堤内幕》，《中洲古今》2004年刊。显然日本媒体也进行虚假报道，所谓“否认黄河泛滥陷日军于泥沼”，与《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81页“土肥原兵团有如袋中之鼠，无处逃避，束手无策，在万分苦难中度过了一个月。中国派遣军，关东军以至日本全国，为营救土把原兵力动员了所有的铁舟部队工兵，与敌弹洪水搏斗一月，才救出土肥原兵团”存在较大出入。

笔者认为决堤后，国内媒体在国民政府宣传机构的引导下一片倒地“甩锅”日军，“掩盖事实”。单就媒体的职业操守上，确实错误。但战时，媒体是国家政治，军事机器的一部分。通过媒体宣传打击日本的国际形象，以争取国外更多的同情和援助。是有必要的。在当时确实收到成效。也显示了作为弱国抗击强大侵略者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