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座山雕谢文东等东北土匪被国民党封了啥官衔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东北，白雪皑皑的林海雪原中，一个个土匪势力盘踞在深山老林里。他们有的曾经是抗日武装，有的是地方恶霸，更有甚者是投靠过日本人的汉奸。这些人在抗战胜利后，本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充满戏剧性的转折，这些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们，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国军将领＂。他们中有的被封为军长，有的成了师长，甚至还有人被授予了＂中将＂军衔。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机遇，让这些土匪摇身一变，成为了威风凛凛的＂军官＂？这些人又是如何结局的呢？

一、东北土匪的历史渊源

东北土匪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当时，随着大量关内移民涌入东北，一些无业游民和破产农民纷纷上山落草。光绪三十年（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更是加剧了东北社会的动荡。战乱中许多百姓流离失所，一些人为求生存不得不加入土匪队伍。

1911年清朝覆灭后，东北地区军阀混战，各路土匪趁机坐大。这些土匪往往占据深山险谷，打家劫舍，横行乡里。他们中有的称＂总管＂，有的称＂当家的＂，还有的干脆自称＂山大王＂。这些土匪为壮大声势，往往拉帮结派，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这一时期，东北土匪形成了独特的帮派文化。他们中间流传着＂匪规＂，讲究＂义气＂，有专门的黑话暗语。一些土匪头目甚至还在山寨中设立了＂堂口＂，制定了严格的规矩。违反规矩者，轻则受罚，重则处死。

1916年，张作霖在东北逐渐坐大。作为一个出身绿林的军阀，张作霖对付土匪有其独特手段。他采取了＂以匪治匪＂的策略，一方面派兵围剿不听话的土匪，另一方面则招安愿意投诚的匪帮。在他的统治时期，东北土匪活动一度受到遏制。

然而，1928年张作霖被炸死于皇姑屯后，东北局势再度动荡。各路土匪又开始蠢蠢欲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土匪问题更趋复杂。面对日本侵略者，东北土匪出现了三种不同的选择：一些人参加了抗日义勇军，与日军展开游击战；另一些人则投靠了日本人，成为维持治安的帮凶；还有一些人继续占山为王，左右逢源。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东北土匪武器装备有了显著提升。他们不再仅仅依靠大刀长矛，而是普遍配备了从俄国商人手中购得的现代枪械。一些规模较大的土匪团伙，甚至拥有机关枪和迫击炮等重型武器。他们往往结寨自保，建立了完备的防御工事，一些土匪窝点甚至修建了地下暗道，以备不时之需。

这些土匪势力的存在，使得东北的社会治安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他们不仅抢掠商旅，还经常劫掠乡村，甚至绑架富商索要赎金。一些土匪头目为了显示威风，还组建了自己的＂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颇具规模。

二、国民党收编东北土匪的原因与过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期。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后，大量日军武器装备落入各方势力之手。这种局势下，国民党急需在东北建立自己的统治基础，而收编土匪武装成为他们快速扩充实力的重要手段。

国民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收编这些土匪势力。首先是派遣特别专员深入各地，与土匪头目进行秘密接触。这些特派员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函和委任状，向土匪许诺高官厚禄。其次是为这些土匪势力提供军饷、武器弹药等物资支持，使其能够扩充力量。

1945年10月，国民党在沈阳成立了＂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实则是土匪收编的指挥中心。这个机构表面上是打击土匪，实际上却在暗中将土匪改编为＂地方保安部队＂。到1945年底，国民党将收编的土匪武装分为16个系统，赋予他们＂挺进军＂、＂光复军＂、＂先遣军＂等37种番号。

这些被收编的土匪势力规模不一。规模较大的如谢文东部，被编为＂新编第二十七军＂，下辖数个师；规模较小的则被编为团级单位。国民党还为这些土匪头目颁发了正式任命状，授予他们军衔和职务。有的被任命为军长，有的被授予旅长、团长职务。

被收编的土匪武装主要分布在东北的三个地区：松花江流域、嫩江流域和牡丹江地区。这些地区山大林密，交通不便，易守难攻，是土匪的传统活动区域。国民党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让这些土匪武装在熟悉的地区担任＂治安任务＂。

为了强化对这些土匪武装的控制，国民党在每个部队中都派驻了政工人员和联络官。这些人负责传达上级命令，监督部队行动。同时，国民党还在这些部队中建立了情报网络，随时掌握各支部队的动向。

然而，这种收编方式也带来了严重问题。这些土匪武装虽然改换了番号，但其土匪本性并未改变。他们依然在各自地盘上横行霸道，甚至打着＂国军＂的旗号更加肆无忌惮地抢劫百姓。一些土匪头目还利用手中的武力，干涉地方政务，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王国。

1946年初，国民党开始对东北发起全面进攻。这些被收编的土匪武装成为国民党的重要助力。他们不仅熟悉地形，还与当地会道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为国民党提供情报和向导。在一些地区，这些土匪武装甚至充当了国民党的先锋部队。

这种收编土匪的做法使得东北地区的匪患愈演愈烈。到1946年中期，东北地区的土匪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峰，约有三十万人。这些土匪不仅危害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还严重影响了东北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

三、被收编土匪的三种典型

在国民党收编的东北土匪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类人物。第一类是伪装抗日的投机者，他们在抗战时期打着抗日的旗号，实则坐山观虎斗。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是活跃在黑龙江省的王万恭。他在1931年后自称组建抗日武装，实则与日伪政权保持暧昧关系，经常勒索过往商旅。1945年后，他率部投靠国民党，被授予＂东北挺进军＂少将军衔。

第二类是原汉奸势力的转投者。这些人在日据时期曾担任伪满洲国的治安军或警备队，与日军关系密切。抗战胜利后，为逃避清算，他们纷纷投靠国民党。如吉林省的李福山，原为伪满警备队队长，1945年后被国民党任命为＂东北先遣军＂团长，负责在吉林省东部地区＂剿匪＂。

第三类是地方恶霸出身的土匪头子。这些人大多是地主或富农出身，在当地拥有一定势力基础。他们组建武装的初衷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地方霸主。这类人物中最著名的是辽宁省的张殿发，他原本是铁岭地区的地主，后来组建了数百人的武装队伍，被国民党授予＂保安团＂团长职务。

这三类土匪之间存在复杂的派系斗争。他们虽然都接受了国民党的收编，但各自为政，互相排挤。在松花江流域，王万恭和李福山的部队就曾多次发生冲突，争夺地盘和物资。这种内斗削弱了他们的整体实力，也加剧了地方治安的混乱。

同时，这些土匪与地下党的关系也十分复杂。有些土匪头子暗中与地下党保持联系，为地下党提供情报。如黑龙江省的刘德山，表面上接受国民党收编，实则与东北民主联军保持秘密联系，多次为解放军提供敌情信息。

这些土匪武装在组织架构上也呈现出独特特点。他们往往采用家族式管理，重要职务由亲信担任。例如，张殿发的＂保安团＂中，团部要职几乎都由其亲戚担任。这种用人方式虽然保证了指挥的统一，但也导致部队战斗力低下。

在作战方式上，这些土匪仍保持着游击队的特点。他们不擅长大规模作战，而是采取打游击的方式。遇到强敌就退避三舍，见到弱小力量则群起而攻之。这种作战方式使他们能在夹缝中生存，但也暴露出其战斗力有限的缺陷。

在与当地百姓的关系上，这些土匪采取了双重标准。对待本地区的百姓，他们会适当收敛，甚至施以小惠；但对外来人口则毫不留情，经常实施抢劫勒索。这种做法使他们在当地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但也加深了地区间的对立。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土匪中还渗透了不少特务分子。国民党情报机构派人打入这些土匪组织，既是为了控制，也是为了收集情报。这些特务往往担任参谋或副官等职务，表面上协助土匪头子处理军务，实则监视其行动。

四、＂座山雕＂与＂谢文东＂等土匪头子的结局

1945年末至1946年初，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土匪头子＂座山雕＂张贵和＂谢文东＂的命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张贵原本盘踞在黑龙江省的完达山区，在日据时期与日军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抗战胜利后，他率部投靠国民党，被授予＂挺进军＂少将军衔。然而，1946年春，在一次与东北民主联军的遭遇战中，张贵部损失惨重，他本人也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最终在逃亡途中被当地农民发现并移交给了东北民主联军。

谢文东的结局则更为戏剧性。他在1945年底被国民党授予＂新编第二十七军＂军长职务，享有中将军衔。但在1947年初，因为多次违抗上级命令，擅自在地方上搜刮钱财，被国民党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死刑前夕，谢文东贿赂看守，成功越狱潜逃。此后，他辗转逃到了关内，最终在陕西一个偏僻山村隐姓埋名度过余生。

另一位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李仙洲，则在1946年冬天遭遇了更为悲惨的结局。他原本是吉林省的一个小土匪头目，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任命为＂剿匪司令部＂少将参议。然而，他始终保持着土匪的习性，经常带兵抢劫地方商户。1946年12月，他的部下因为分赃不均发生内讧，其中一名团长带人夜袭李仙洲的司令部，将其乱刀砍死。

在东北的土匪头子中，最后一个被剿灭的是黑龙江省的王启民。他在1948年初仍然负隅顽抗，率领残部在大兴安岭地区游荡。直到1949年3月，解放军某部在对大兴安岭地区进行清剿时，才将王启民及其残部一网打尽。

这些土匪头子的覆灭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内部的背叛和出卖。如辽宁省的张殿发，就是被自己的亲信出卖。1947年夏，他的副官向东北民主联军通风报信，导致其entire部队被包围歼灭。张殿发本人在突围时坠崖身亡。

在这些土匪头子中，能够善终的寥寥无几。即便是那些投靠国民党后获得高官厚禄的，最终也难逃覆灭的命运。有的死于战场，有的死于内讧，有的则在逃亡途中客死他乡。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土匪头子的覆灭，往往也意味着一个地区社会秩序的重建。以往盘踞在山区的土匪窝点被捣毁，大量被土匪强征的青壮年得以返回家园。许多被土匪控制的乡村重新恢复了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随着东北战局的发展，这些被国民党收编的土匪武装逐渐土崩瓦解。到1948年底，除了极少数逃往关内或隐匿山林的，绝大多数土匪武装都已经被剿灭。他们的覆灭过程，标志着东北地区长达数十年的土匪割据时代最终画上了句号。

五、收编土匪对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影响

国民党收编土匪的策略在短期内确实扩充了军事力量，但这种做法给东北地区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在军事指挥系统的混乱。1946年春，在进攻四平时，国民党军队与收编的土匪部队之间缺乏有效协调。当时负责进攻北线的＂新编第七军＂与＂挺进军＂第三纵队在战场上互不服从对方指挥，导致战机屡次错失。

其次是军纪涣散问题日益严重。1946年夏天，在辽宁省的营口地区，原本被收编为＂保安团＂的土匪武装，在一次战斗中临阵脱逃，还抢劫了友军的粮草辎重。这种情况在东北战场上并非个例。很多收编的土匪部队在战斗中不听指挥，甚至趁乱哗变。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收编的土匪严重破坏了地方治安。在黑龙江省的绥化地区，被改编为＂挺进军＂的土匪部队经常借着执行任务的名义，在乡间抢掠百姓。1946年冬天，仅在绥化一地，就发生了近百起土匪抢劫案件，其中大部分是这些＂改编部队＂所为。

这种局面也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施政。在吉林省的延吉地区，当地专员公署派出的税收人员常常受到这些＂改编部队＂的阻挠。这些部队自行在辖区内收税抽粮，导致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有些地方官员甚至不得不与这些土匪势力分享税收，才能维持政府运转。

同时，这些收编的土匪部队还成为了地方派系斗争的工具。在辽宁省的铁岭地区，两支被收编的土匪武装因争夺地盘发生武装冲突，造成当地秩序大乱。这些内斗不仅消耗了军事力量，还加剧了地方矛盾。

在经济方面，土匪的横行阻碍了商业发展。1947年初，原本繁荣的哈尔滨至长春的商路，因为＂改编部队＂的盘剥而几近断绝。商人们不得不绕道而行，增加了运输成本，导致物价上涨。

更为棘手的是，这些土匪势力与地方会道门相互勾结。在奉天省的海城地区，一支被收编的土匪部队与当地的青帮势力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走私网络。这种非法活动不仅损害了国家税收，还助长了地方黑恶势力的蔓延。

到了1947年底，这种收编土匪的弊端已经完全显露。在辽沈战役期间，大量收编的土匪部队在关键时刻倒戈，有的甚至带着武器装备投向了对方。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加速了东北战局的崩溃。

在政治影响上，收编土匪的做法也严重损害了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基础。大量百姓因为遭受土匪骚扰而对国民党统治失去信心。一些原本支持国民党的地方士绅，也因为无法忍受这种混乱局面而转向中立或支持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