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一个日子里，西柏坡的土地上，迎来了一位见识长远的客人，他就是王稼祥。也正是在这次他与与毛泽东的会面中，党中央最终才定下了新中国的首都选址。那么当时的北平到底有什么弊端，毛泽东又为什么会犹豫不决呢？这位客人又是以什么理由彻底说服了毛主席？点个关注，我们一起来听听王稼祥对于首都问题的深刻分析。

时任东北局委员的王稼祥，对于首都问题的研究可谓是非常精准，他提出，如果想要定都一个地方，那么一定要以多角度去看待这个地区，首先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地理位置，在军事问题上要有优势。这也意味着这个地方一定要是能攻能守的，敌国入侵时，我们要有反应时间和应对措施，反击时，我们也要与己方便。

第二个就是经济问题，既然想要定为国都，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地方就不能穷，地方财政要支撑得起中央的支出，这也意味着，经济要发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承担的起首都这个任务。第三个就是文化问题，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一定要久远，这样才能有足够的文化底蕴，民众才能有足够的文化信心。地理、经济、文化这三点缺一不可，都是构成一个首都的重要因素。

这样分析下来，北平似乎才是唯一的优选。当时许多人提名的南京，在王稼祥看来，虽然经济方面非常优越，但这却是国民党之前的重要根据地，是资产阶级的盘踞所在地，况且，翻阅历史，在南京定都的国家，好像都没有什么好结局，一个比一个王朝结束的早。当然了，这样的结论是有些宿命论，我们党是不信这个的，但最重要的一点，地理位置上面，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了。

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攻击，很容易就能从临海找到我们的薄弱之处，对我们进行威胁，所以这才是南京作为首都最大的弱点。那西安呢？作为六朝古都，西安的文化底蕴确实是许多城市所比不了的，但是如今的地理形式已然不同，西安不再是全国的中心，毕竟长城已经成为了新中国的腹地。而且如今的西安已不是当年的长安，经济实力远不如从前，与其他几个候选相比，经济上面也弱了一大截。

和西安一样的几个城市，洛阳、开封也有这样的问题，对于地理位置来说，他们太过偏西，对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实力还太过薄弱，所以都不是最好的选择。经过几个世纪的打磨，这些城市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甚至有几个至今还在遭受着水旱灾害的折磨，还经常闹饥荒，民生凋敝。这样一来，就注定了不适合作为首都发展。

那么为什么选北平呢？首先500年的历史文化就给出了答案，尤其是明清时期，从明朝当时的天子守国门，到清朝的百年基业，这都彰显了北京特别的文化底蕴，如果选其作为首都，老百姓的接受能力强，认同感也高。其次就是北平的地理位置非常好，虽然和南京一样也临海，但是却临的是我们的渤海内海，周围有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守卫着，所以不必担心会直接被列强的海上军事力量所威胁。

另外北平临近蒙古和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必担心会有特别大的安全问题，尤其是当时，我党与苏联正处于交好的“蜜月期”，近距离也对两国的沟通有一定的优势。毛泽东听了王稼祥的这一番分析，特别真诚的对王稼祥说：“稼祥，你这些观点说的太好了，简直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们俩的观点是不谋而合！”

其实在当时，许多领导人心中，早早的就已经将北平当做国都看待了。比如在平津战役时，聂荣臻就曾因为北平的解放问题，而向毛主席打过好几次的报告。大家都在一直想着，要怎么才能以和平的方式逼迫傅作义，让他尽量与我们和平谈判，尽量以最和平的方式去收回北平，就像聂老元帅说的那样，如果到了非打不可的程度，把北平嚯嚯的稀巴烂，说不定到时候定都连个开会的地方都没有。

这话说的话糙理不糙，可以见得当时的领导人，已经在把北京当做国都的选择之一在爱惜了，所以我们在以强硬的态度收回天津后，成功的震慑了傅作义，最终达到了北平无战事的伟大局面。

其实早在1948年，毛泽东已经就首都问题开始思虑。然而，中央领导人们最开始的打算，却并非南京、北京、西安这些热门城市，而是看上了位于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当时的哈尔滨素有“小莫斯科”之称，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更不用说当时的我们正与苏联政府处于“蜜月期”，临近苏联好像是所有人都众望所归的一个结果。

而且当时都哈尔滨，还是东三省内解放最早、经济最发达、交通最便利的大城市。单从城市交通这一点就能看得出，在如今的国内，许多城市还没有完善地铁公共交通，而哈尔滨却在许久以前就实现地铁的通达了。所以作为当时最安全的大城市，毛泽东亲自将它定为了“特别市”。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任何的外交关系都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

不久后的日子里，我国与苏联关系逐渐恶化，东三省也就因此成了最危险的地方，许多人也因此感叹，幸好当年没有把首都定在哈尔滨，不然真的是要面临不小的风险。但是不久后，随着内战的彻底结束，整个中国就迎来了彻底解放，也正因此，我们无需再因为考虑安全问题，将目标的首都定在东北地区了，所以才有了更广泛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