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初衷：利国利己？

商鞅变法，对秦国崛起乃至此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在肯定其变法成果的同时，我们也需对其个人品性进行审慎的评判。

商鞅变法之初，曾言“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这句话揭示了商鞅的政治理念：决策圈子越小越好，以减少内耗，提高效率。百姓只需享受变法成果，不必参与决策过程，甚至无需理解变法缘由。即使变法失败，他们也只承担后果，不知其所以然。这种将百姓视为“牛马”的工具性思维贯穿了商鞅变法的始终。

徙木立信的故事，常被解读为商鞅取信于民之举，但深入分析，其目的更在于让秦人服从管理，心甘情愿地为秦国霸业奉献一切，巩固自身的历史地位。百姓获得的利益只是变法的附属品，并非变法的核心目标。

铁腕治国：以法驭民

商鞅变法推行一年后，秦人因新法不便纷纷赴首都申诉。此时，太子触犯新法，商鞅借机惩治太子太傅公子虔、太子太师公孙谷，杀鸡儆猴，震慑统治阶层和申诉百姓。

这一举动并非出于维护法治的崇高理想，而是为了维护个人权威，巩固变法成果。百姓慑于商鞅的铁腕手段，只得作罢。

在严刑峻法的约束下，秦国社会治安好转，粮食产量增加，这使得秦人开始歌颂商鞅的功绩。然而，商鞅却将这些歌功颂德者视为“败坏新法之人”，并将他们迁徙边疆。在他看来，百姓只是工具，只需服从，无需置喙。

权臣末路：一语成谶

二十年后，秦国称霸西戎，商鞅也位极人臣。然而，权力带来的膨胀感，使他开始迷失自我。

他曾问大臣赵良，自己与百里奚谁的功业更高？赵良一针见血地指出，百里奚出身低微，为官清廉，深得民心；而商鞅则通过高层路线上位，与百姓缺乏联系，依靠强权维护统治，一旦失去权力根基，便岌岌可危。赵良劝其见好就收，但商鞅并未听取劝谏。

五个月后，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在反对派的推动下，商鞅被五马分尸，妻儿老小也惨遭屠戮，赵良的预言一语成谶。

历史评价：功不可没，德亦有瑕

商鞅变法对秦国的崛起功不可没，但商鞅本人并非如影视剧中描绘的那般高尚。他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机器，一个迷恋权力而不顾百姓死活的独裁者。

他的政治遗产影响深远，但他本人并不值得尊重。在中国，真正受人敬仰的，往往是那些出身草根、心系百姓，既能富国强兵，又能保有仁爱之心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