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是上海博物馆的强项。作为上博东馆第一个开放的展厅，1楼的中国古代青铜馆在延续老馆风格的同时，增加了秦汉以来的青铜器，序列更完整。展柜全部采用低反射玻璃，精心布置打光，尽可能避免了展品灯下黑的情况，观展体验很不错。

东馆大厅的雕塑，原型都来自青铜馆，大家将会在文中看到

上博青铜馆，亮点在一个“全”字。从二里头时代到清代，从中原到吴越、巴蜀、云贵、草原，从铜矿的开采到青铜器的制造，将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各种器型一网打尽，可谓一部中国青铜器的通史+百科。

青铜馆内设夹层，下层按青铜器发展分为7个部分，上层介绍青铜器制造工艺，分为5个单元。整个陈列精选500多件展品，包括3件禁止出国文物，是海内外唯一反映整个中国青铜器发展历程的常设通史陈列。由于展品较多，之后的观展纪录就不会像书画馆那样贴出所有展品了。

图片均为本人拍摄，部分青铜器比较古远，名字里有打不出的生僻字，一律用X代替（如果在博物馆看到不认识的字，可以看对应英文说明）。

青铜器发展

青铜器是古代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在日常使用的食器、酒器等器物基础上，中国古人基于礼制，将这些器物等级化、神圣化，发展出品类繁多的青铜礼器，用于祭神享祖、礼尚交往、宴飨宾客等礼仪活动，成为中国古文明的一大特色。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繁荣期。上博已故的老馆长马承源先生根据三代青铜艺术的发展，将其划分为萌生期、育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这五个阶段，应用于上博青铜器的陈列布展之中。东馆青铜馆在原有体系上增加了两部分，将时间线延长到三代之后的各个封建王朝。

萌生期青铜器

距今约5000年，中国西北地区出现了国内最早的青铜器。距今4100年前，随着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地青铜器的出土，中国正式进入青铜时代。夏代晚期（这里的夏代，不妨理解为年份断代），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各类青铜器，并发现有铸造遗址，此时中原地区已经熟练掌握青铜器制造技术，青铜器已具有礼制内涵，标志着中国业已步入文明社会。

这一阶段的青铜器造型规整，器壁匀薄，纹饰简单，出现了兽面特征纹饰和绿松石镶嵌工艺。典型代表是青铜馆门口的夏代晚期镶嵌十字纹方钺，在老馆时就是青铜馆的排头兵。钺形似斧头，刃部宽大，是劈砍用的兵器，也是刑具，后来演化成象征权力的礼器。这件钺体形厚实，中心圆孔周围环绕绿松石镶嵌的十字纹，排列整齐中带着变化。

夏代晚期镶嵌兽面纹牌饰，新馆新物件，在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和中国考古博物馆也有类似藏品。牌饰可能用于佩戴，使用时与铃相伴。器身以青铜铸出主体框架，用绿松石镶嵌出兽面纹，制作精巧，体现了高超的青铜器镶嵌工艺和绿松石加工技术。

夏代晚期束腰爵。爵是种裸酒器，类似于酒杯，夏代早期的爵造型简单，可以和后文的商代爵进行对比。

商代早中期，用来烹煮食物的食器种类增加，除了圆鼎以外，出现了方鼎、鬲、甗、簋等器型。这是商代早期的兽面纹鼎，相当于锅，可用来放肉、烹煮食物。

商代中期兽面纹鬲。鬲的功能和鼎类似，不同之处在于腿部为空心结构，加热效率更高。鬲最早出现于龙山文化时期，之后扩散到北方各地。与此同时，南方则多使用鼎，到了商代，两种器型的使用不再有明显的地域区分。

育成期青铜器

商代早期和中期是青铜艺术成形并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商人爱饮酒，这一阶段初步建立了以酒器组合为主的礼器制度，兵器种类增多。此时分铸技术已经比较完善，青铜器普遍装饰兽面纹样，构图渐趋繁密，线条峻深劲利，少数青铜器开始有单字铭文。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在黄河、长江流域多有发现，奠定了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繁荣的基础。

商代中期甲壶。壶是盛酒器，流行时间较长。此壶长颈，腹如球体，装饰有兽面纹，纹饰以阴刻细线勾勒，兽目圆凸，为典型的商代早、中期风格。圈足内侧铸铭 “甲”，是最早的带铭文青铜器之一。

商代中期兽面纹斝。斝是盛酒器，也可用来温酒，出现于夏代晚期。这件斝形体高大，口部有两个高大的方柱，上饰火纹。腹部装饰有商代常见的兽面纹，线条细密夸张，突出神秘庄重的风格。这种兽面纹装饰方法， 在现存商代中期青铜斝中仅此一例。关于上部方柱的用途，目前尚无定论，可能是用来放置滤酒的滤网所用。

鼎盛期青铜器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艺术的鼎盛时期。兽面纹、龙纹和凤鸟纹等动物纹饰空前发达，既庄严神秘又富有生气。纹饰大量采用浮雕和平雕结合的方法，精美绝伦。青铜器多有标识家族和祖先的铭文，商末开始出现纪事铭文。周初沿袭商代礼制，青铜器上开始出现长篇铭文，礼器组合也逐渐从“重酒”转向“重食”体制。

商代晚期酒器器型多样，以酒器为核心的礼器制度趋于完善。常见的礼器组合为爵与觚或角与觚。

西周早期X父乙觥（记得以前标注为商代晚期）。觥就是成语觥筹交错中的觥，是饮酒器，流行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觥的造型有两类，一类完全模仿动物造型，另一类如父乙觥，上半身模仿动物形象，下半身为器物造型。这种头上长角的造型，在觥中比较常见。

商代晚期黄觚。觚是裸酒器，在裸礼中用来承接浇灌的酒，始见于商代早期，是商代重要的青铜礼器。此器造型精巧，装饰华丽，显示出极高的铸造技术和造型水平。圈足以透雕装饰，极为罕见，是商代青铜觚中的珍品。

商代晚期亚X方罍。罍是大型盛酒器，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此罍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底，从上到下装饰六层浮雕状花纹，体态雄奇厚重，精美瑰丽，是典型的“三组满花器”，代表了鼎盛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方型的造型，也比圆形罍少见。

商代晚期小臣X方卣。卣是盛酒器，主要用来盛放郁金草调和的黑黍酒“秬鬯”，这是种规格相当高的酒。卣有方、圆两种，常见为圆形，商代晚期一度流行方形的卣，比较罕见。此器造型端庄厚重，以高浮雕装饰，内铸有铭文15字，根据铭文推断，应该制作于商末帝乙时期。

商代晚期豕卣。这是东馆新展出的青铜器，采用了不多见的猪造型，还是第一次见到。

商代晚期四羊首瓿。瓿是盛酒器，流行于商代中期至晚期。此器肩上设四个高耸的大卷角羊首，据推断是以分铸法制作，颇具气势。腹部装饰着相间的火纹与“亚”形纹，铸造地域仍是迷团。

商代晚期鸟父癸尊。尊是盛酒器，始见于商代早期，流行时间较长。

西周康王鲁侯尊。造型特别，素面无纹，是尊类中的孤品，体现了周初独特的审美。腹内铸铭文22字，记载了周天子命令明公派遣三族征伐东国，驻军后为赏鲁侯大功，作器记事，因此命名。

西周早期豫角。角是祼酒器，用法和爵类似，出现时间也相近。此器有盖，器口呈弧形，腹部一侧设犀牛首鋬（把手），反面相同位置饰犀牛首浮雕，运用犀牛首是此器最大的装饰特色。

商代晚期家爵，做工和形制都和夏代的爵大不相同。

西周早期父庚觯。觯是饮酒器，流行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西周初年，以鸟纹装饰的青铜器逐渐增多，与商代流行的短尾凤不同，西周时期凤鸟纹多长尾高冠。此器是西周以凤鸟为主纹的青铜器代表作之一。

商代晚期父乙盂。盂是大型盛食器，也可用来放水、冰等，始见于商代晚期，流行于西周时期。

商代晚期，食器种类增加，西周时期，以鼎为代表的食器逐渐取代酒器，成为礼器的主要类型。

这件商代晚期龙纹扁足鼎造型特别，器物下方装饰有三条宽阔的龙形扁足，腹部装饰着疏密相间的雷纹，纹饰风格和中原地区差别很大。

西周早期甲簋。簋类似于碗，用来放煮熟的黍、粟、稻、高粱等饭食，出现于商代早期，西周中期成为重要的礼器，一般以偶数组合和列鼎配合使用。此器为方型底座，分别装饰三种鸟纹。在商末周初的方型青铜器壁上，凤鸟纹是常见的装饰。

西周早期X母癸甗。甗是古人蒸煮食物的器具，下方的鬲放水，上方的甑放粮食，中间用镂孔的箅隔开，类似于现代蒸笼和蒸锅的组合，沿用到战国晚期。传世的甗纹饰一般比较简单，这件甗造型繁复华丽，是西周早期青铜器纹饰的代表。

商代晚期，青铜乐器种类增多，出现了成组的青铜铙，对西周编钟的出现和礼乐制度的产生具有深远影响，此外，中原以外地区的青铜乐器也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商代晚期龙形磬。磬为打击乐器，属于长江流域青铜器。此器整体呈龙形，上方有孔，用以悬挂。设有十个乳钉状枚（凸起），腹部中央的大枚为奏击点，龙首部设一枚为目，其余沿边缘排列，两面纹饰相同。

商代晚期的主要兵器是戈和矛。随着车战的普及，西周早期，戈越来越常见。而在北方草原地区，则流行装饰动物纹样的剑和刀。

这三把刀都来自商代晚期，带有草原风格。

转变期青铜器

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是青铜艺术发展的转折阶段。以食器为核心的礼器制度完全成熟，列鼎、编钟、盥洗器等全新组合方式出现，标志着礼制和社会风尚的重大变革。兽面纹等动物纹饰消失，代之以朴质简率、宛转流畅的动物变形纹。器物中铸刻铭文的情况日益普遍，更出现了不少带有长篇铭文的重器。春秋早期青铜器形制、纹饰均延续于西周中晚期。各诸侯国普遍建立青铜铸造业，但发展呈现不平衡的状态。

西周中期之后，酒器种类和数量锐减，但在礼仪场合中，酒仍然必不可少。

醽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大型盛酒器，类似于罍，但没有耳。醽并不多见，沿用至春秋晚期。这件仲义父醽和大克鼎、小克鼎一同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此器腹部的叠鳞纹，象征着龙的身体，流行于西周中晚期。

长柄爵也出现于这一时期，这是西周晚期的鳞纹爵。

西周恭王师遽方彝。方彝是盛酒器，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此器内设中壁，将容器分为两部分，可以放两种酒，盖子下方的缺口可放小酒勺。此方彝造型奇特，小巧精美，极具特色。

西周中期，以列鼎为核心的礼制得以确立。所谓列鼎，就是一组造型、纹饰相同，按照大小排列的鼎。按照不同等级，使用的鼎（一般为奇数）和簋（一般为偶数）数量不同。图为春秋早期变形交龙纹鼎。

上博收藏最具代表性的鼎，就是清末青铜器海内三宝之一的大克鼎。作为禁止出国文物以及上博的镇馆之宝，独自占据一个小房间。大克鼎体型巨大，纹饰线条质朴简洁，内壁铸有铭文290字。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西周宣王颂鼎，造型为西周晚期圆鼎的典型样式。铸有铭文151字，较完整地反映了西周王室策命官员的礼仪制度，书体也是西周晚期金文的代表。传世颂鼎一共三具，另外两具分别藏于北京和台北故宫。

西周晚期晋侯对盨，出土于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盨是西周中晚期新兴的盛食器，用来放黍、粟、稻等饭食。此器四足为蹲坐裸体形象，非常罕见。

春秋早期山奢虎簠。簠是盛食器，出现于西周中期，盛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以后基本消失。簠的器与盖对称，形状大小相同，也可分开单独使用。

西周中期开始流行盘、盉或盘、匜组合的盥洗器。当时在祭祀和宴会时都要进行盥礼，以示洁净和敬重。盥礼中用盉（类似水壶）或匜来倒水，用盘来承接废水。

春秋早期子仲姜盘。盘是承水器，始见于商代早期，流行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这是齐国公主子仲姜出嫁时的嫁妆。盘内铸铭文32字，记载了这件事。子仲姜盘采用分铸技术制作，盘里还有若干小动物，都可以360度旋转，非常生动。山西省博藏有一件晋公盘，比较类似。

西周晚期齐侯匜。匜是注水器，始见于西周中期，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这是目前发现最大的西周青铜匜，体现了主人极高的地位。腹底铸有铭文，表明这是齐侯为夫人虢君的长女所做，是诸侯联姻时的嫁妆。

周人重视乐器的教化作用，制定了以编钟为核心的礼乐制度，典型器物就是编钟。

西周厉王晋侯稣钟，出土于曲沃晋侯墓地，为禁止出国文物。整组编钟共16件，其中上博收藏有14件。可分为两组，每组8件，共錾刻铭文355字，记载了晋侯稣随周厉王亲征东方夙夷的事件，是对西周史料的重要补充，也可据此推算西周历谱。在青铜钟上以利器錾刻铭文，此为首例。

西周晚期四虎镈。镈是大型打击乐器，始见于商代晚期，沿用时间较长。此镈尺寸较大，两侧各置双虎，镈体装饰与中原风格不同，形制与纹饰带有南方地区青铜器特点，发音短促只能产生单音。

更新期青铜器

春秋中期至战国，青铜艺术进入新高潮，列国青铜器趋向成熟，区域特征明显。青铜器的礼器功能逐渐消失，实用性增强，出现了许多奇诡精丽的新样式。常见细密繁缛的龙纹，同时出现了以人物活动为主题的新纹饰风格，工细绚丽的镶嵌装饰逐渐流行起来，铭文字体注重美化。失蜡法和印模块范拼合法等铸造工艺逐渐得到普及。

老馆这一部分按照器物类型排列，新馆则将其分为5个单元，按照地域文化分别陈列。首先是中原文化区，包括齐、鲁、宋、郑、秦、三晋、燕等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占地广大，人口众多，展示的青铜器也较多。

春秋晚期透雕蟠龙纹鼓座。这是大型打击乐器建鼓的底座部分，建鼓既可用于宴乐礼仪场合，也可用于战争。此器融合圆雕、高浮雕、浅浮雕、阴刻等手法，装饰有12条相互缠绕的蟠龙。使用分铸、铸接、铜焊、镴接、镶嵌等工艺铸造，是铸造工艺和艺术造型相结合的典范。

春秋晚期牺尊，出土于山西浑源。此器为水牛造型，背上有三孔，中间一孔套有一个锅形器，可以取出放酒，另外两孔可以注水温酒。牺尊形态稳重，纹饰精美，融实用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牛鼻上穿有一环，说明在春秋时期，人们已使用穿鼻的方法来驯服牛了，是研究中国牲畜驯化史的宝贵实物资料。

春秋晚期镶嵌狩猎画像纹豆，同样来自浑源。豆用来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也可放黍、粟等主食，始见于商代晚期，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之前的豆一般没有盖，此后则多带盖，盖子拿下后，也可作为盘子使用。此豆以红铜镶嵌工艺，装饰有狩猎图案两组，生动描绘了古代贵族狩猎的情形，是青铜镶嵌工艺的精品。

人物画像纹饰出现于春秋晚期，描绘宴乐、弋射、采桑、狩猎、搏斗、攻城、水战等场面。它摆脱了以往青铜器纹饰的图案化特征和神秘化色彩，更贴近自然和生活，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在青铜器上的反映。

春秋晚期镶嵌几何纹敦，还是来自浑源。敦是盛放饭食的器具，流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推测是由鼎和簋结合发展而来。这件敦由两个上下两个对称半球组成，为战国时代敦的标准形式。表面以红铜和银丝镶嵌，装饰以变化多样的几何纹，超越了过去以动物为主的纹饰风格，走向纯几何形图案发展的新阶段。

春秋晚期透雕交龙纹铺。铺用来放干果、干肉等，类似于果盘，流行于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

战国晚期镶嵌几何纹方壶（最近借调到卡地亚展了）。此壶通体布满几何云纹，纹饰彼此斜交，没有固定格式。整器镶嵌银丝和绿松石，镶嵌物基本保持完好，十分难得。

之后是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区。楚国在春秋战国大部分时期，都是疆域最大的诸侯国。春秋中期，楚国青铜器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铸造工艺精湛，纹饰繁复精细，战国晚期则出现了造型宏伟、雄健的器物。

春秋中期莲瓣盖龙纹壶。器型高大，敞口设盖，盖顶为八瓣镂空的莲瓣形，颈部装饰一对夸张的龙形耳，腹部饰有粗犷的龙纹，从纹饰到装饰特点都有楚文化特征。

春秋晚期交龙垂鳞纹鼎，造型与河南出土的王子午鼎类似，此鼎纹饰细密复杂，腹部均匀分布着六个失蜡法铸造的龙形附件，姿态十分特别。鼎为束腰造型，这是楚系青铜器的典型特征，不见于其他区域。

然后是长江中下游的吴越文化区，也包括更广泛的百越地区。吴越青铜器的器形、纹饰多仿自中原，带有一些地方特征。擅长铸造兵器，大铙也颇具特色。

春秋晚期兽面纹龙流盉。造型特别，纹饰繁复精美，带有春秋吴越地区青铜器的特征。此器颈部龙纹有吴越青铜器常见的仿西周纹样特点，盖面和腹上饰兽面纹，细部纹饰多处突起，体现了春秋青铜器特有的装饰手法。

春秋晚期吴王夫差鑑。鑑是大型水器，一般用来盛水，也可放冰用来冰镇食物，还可以沐浴功能。鑑出现于春秋中期，流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此器前后装饰着一对龙形耳，龙头咬住鑑口，非常生动。颈部、腹部装饰有春秋战国之际流行的交龙纹。内壁铸有铭文，表明这是吴王夫差作为宫廷御用之物铸造的。

战国早期越王者旨於睗剑和越王州句剑。两把剑铸造精美，剑格（手柄和剑连接处）有绿松石镶嵌装饰。浙江省博镇馆之宝里也有一把越王者旨於睗剑。

春秋变形兽面纹铙。铙是最早出现的青铜打击乐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流行小型铙，而在春秋时期的吴越等地，则流行大型铙。铙的鼓部中央饰双尾龙纹，主体纹饰为变形兽面纹。纹饰线条浑圆，中间高突而向两侧倾斜，在线条转折处，常有一块不甚明显的突起物。这种构图样式在吴越地区青铜器纹饰上经常出现。

随后是巴蜀地区。巴人生活在四川盆地东部重庆一带，蜀人生活在成都平原，两个族群关系密切，文化类似。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器多有发展，器物以兵器、工具为主，装饰有猛虎、手心等纹饰，其中虎纹最为常见。

战国虎纹戈，装饰有巴蜀常见的虎纹，刻有类似文字的特殊符号，也称巴蜀图语。

巴蜀地区的战国铜剑，形似柳叶，也称柳叶剑。其中两把也装饰有巴蜀图语。

最后是长城沿线的草原文化区。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分布着半农半牧或游牧族群，青铜器多以兵器、实用工具、车马器、装饰品为主，多用动物形象装饰。

战国弦纹青铜鍑。鍑的功能类似中原地区的鼎和鬲，流行于北方草原地区，沿用时间较长。

战国草原风格的青铜饰件，典型的草原风格。

这一部分最后以商鞅方升结尾。商鞅方升是禁止出国文物，也是商鞅变法的物证，这是中国度量衡史上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商鞅方升是量器，外壁刻有铭文75字，记载秦孝公十八年，大良造鞅颁布标准计量器，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大良造鞅就是商鞅，这件器物因此得名。

交融期青铜器

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以及铁器、瓷器的普及，青铜器的礼制意义已经淡化。这一阶段的青铜器更注重实用性，崇尚简朴的工艺及审美。西汉时期，刻纹装饰比较流行，错金银、鎏金和彩绘等工艺仍然充满艺术魅力，同时西南地区滇文化青铜器盛极一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融合进程加快，青铜器的传统文化内涵发生重大改变。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一些生活用器呈现出异域文化特点。

这一部分，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是云南的古滇国青铜器。滇文化繁盛于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种类繁多，和中原区别较大，包括贮贝器、工具、动物搏斗纹饰件等。往往采用失蜡法制作，造型写实有活力，鎏金、镶嵌、线刻工艺达到很高水平。

西汉时期八牛贮贝器，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是古滇国人贮存贝类的“存钱罐”。贮贝器是古滇国的代表性器物，这件贮贝器盖子上的八头牛和把手上的两个老虎造型都非常生动，充满力量感，风格和中原青铜器大异其趣。

西汉时期五牛枕，出土于云南李家山。牛是滇地青铜器常见的形象，五牛枕是滇文化特有的器型，体现了滇人对牛的珍视。在现代云南的一些民族中，还保留着将祭祀用过的牛头摆在显眼处，祈求神灵保护的习俗。

西汉时期双獭摸鱼戈，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和我头像很配。

云南青铜器边上是六个铜鼓，从大到小排成一列。铜鼓是西南和东南亚（特别是越南）重要的青铜礼器和乐器，直到近代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类铜鼓最早出现于云南，在云南、广西、贵州的博物馆中有不少收藏。图为南北朝时期蛙饰鼓，也是几个鼓中最大的一件。老馆的青铜器陈列，到这里就结束了。

回到秦汉青铜器来。

西汉菱纹盒。扁球造型，纹饰均以錾刻而成，盖面、器腹主要装饰菱形纹。盖沿与口沿刻有一独角瑞兽，上下图案相合，则钮和两耳处于平衡状态，这是为了讲究器物对称性而做的特别标记。

西汉建昭三年中宫雁足灯。上端为灯盘，呈圆环凹槽形，中柱为独立雁足，足爪下有圆形座。雁足腿部关节形象逼真，造型稳健。雁足灯起初为皇后的中宫所有，后赐予阳平侯家。

新莽同律度量衡诏衡杆和诏版。这是研究王莽时期度量衡制度以及政治文化的实证。青铜衡杆就是秤的秤杆，上刻有81字的新莽“同律度量衡”篆文诏书。青铜诏版近似正方形，正面同样以篆文刻新莽“同律度量衡”诏书。铭文章法整齐，字大而凝秀端庄。

这一时期也有新的器型出现。比如这件西汉熊足銗镂，这是用来放酒和汤汁羹食的容器，流行于西汉时期。

西汉鎏金云纹樽，樽是放酒的容器，流行于汉代，体积较大。

西汉四灵纹染炉，由耳杯和炉体组成，体积小巧。染炉用来加热调料酱，可以将煮好的肉放在里面蘸着吃。

东汉人物山水动物纹博山炉。博山炉是熏香用具，因其造型类似神话中的仙山而得名，流行于汉代。

东汉鱼舟纹虎纽錞于。錞于是打击乐器，出现于春秋时期，流行于战国至东汉。这种乐器在巴文化区比较常见，常用虎纽装饰。

复古期青铜器

北宋时期，统治阶层致力于重塑礼制，建立礼法秩序。当时夏商周三代青铜器不断出土，金石学随之发展起来，皇室与文人士大夫弥漫着向往三代的复古情绪。从宋徽宗制礼作乐开始，青铜艺术被赋予新的礼制内涵。元明清时期，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各级儒学和宗祠礼器秉承北宋以来的礼器样式，并影响到整个东亚文化圈。

北宋初年，经学家聂崇义根据汉代至五代的六家《三礼图》编著《三礼图集注》，深刻影响了民间祭祀用器。但据此制作的器物和真正的三代青铜礼器相去甚远。

宋徽宗时期根据出土文物编制了《宣和博古图》，并据此铸造了大晟礼乐器，对后世官方祭祀用器影响深远。这件北宋大晟蕤宾中声钟，是宋徽宗时期由掌管宫廷音乐的大晟府所制作的大晟编钟中的一件。形制、纹饰是仿照当时出土的春秋晚期宋公戌钟，共铸12套。

明代常熟儒学文庙鼎。铸造于明正德年间，是了解和研究明代地方（县）文庙的状况的实物证据。

通史展的最后是三枚清康熙五十四年铸造的鎏金龙纹蕤宾钟，装饰风格和先秦已经相去甚远。

青铜器制作

从一楼兽面纹龙流盉附近的楼梯上到夹层，就是青铜器制作专区。这是上博青铜馆比较有特色的区域，展示了古人如何从开采铜矿到铸造青铜器的过程，还有不少珍贵文物展示，不要错过。

青铜器制作板块按照青铜器制作的过程，分为5个单元，展出约200件展品，包括94件文物，时代也配合青铜展陈延伸至明清时代。全面展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制作技术。

铜矿石的开采和冶炼

铜矿石的开采和冶炼是铸造青铜器的基础。商周时期，中国古人青铜器矿冶和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在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西辽河流域等地区发现多处商周古铜矿冶遗址，证明当时古人已能有效地解决探矿、采矿、冶炼过程中一系列复杂技术问题。

图为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出土的孔雀石，这是原生铜矿重要的找矿标志物。要将铜矿冶炼成铜锭，需要足够高的冶炼温度，而要冶炼温度，则需要让冶炼炉内的空气充分流动。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出土的春秋时期炼铜竖炉结构已较完善，加之运用人力鼓风提高冶炼温度，因此获得的铜锭纯度很高。

本单元还通过场景还原，多媒体大屏等展示了铜矿的开采和冶炼过程。

陶范铸造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大多以陶范铸造。目前所知国内最古老的铸铜遗迹是来自河南二里头遗址，距今约3600年，表明当时青铜铸造技术已趋成熟。展厅里陈列了安阳殷墟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年代晚了几百年。

陶范以泥土制造，展厅内以模型结合实物的方式，展示了陶范铸造青铜器的过程。其中包括不少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标本。

古人通过浑铸、分铸铸接和铸焊等多种成型方式制造复杂的青铜器。社会需求量大的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等，则多采用高产量的叠铸技术和可以多次使用的金属范铸造，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本单元陈列了几件青铜器实物，展柜上还配有视频讲解。这件春秋晚期交龙纹鼎，综合运用了铸接、金属芯撑（垫片）、泥盲芯、泥芯撑和模印法制纹饰等多种技术，配合精湛的制范技术和高超的青铜熔炼术铸造完成。

先秦古人已经能够通过陶范制作纹饰极其精细的青铜器。这件战国X氏壶，表面纹饰采用模印法制造。先用骨质、铜质雕刻工具在纹饰模上塑刻出纹样，然后像敲图章那样复制出多组纹样，大大提升了青铜器纹饰的制作速度。

焚失法、失蜡法铸造

焚失法是失蜡法的前身，出现于商代中期。焚失法采用可焚烧材料制模，在模外糊泥料制范，将其高温烘焙，使其坚固，并将制模的材料焚烧成灰烬，在范内形成空腔，浇注铜液即可得到与模形状相同的青铜器。

失蜡法原理和焚失法类似，但用蜡替换了焚失法的可焚烧材料。蜡的质地柔软细腻，可以雕刻出更复杂、立体的纹饰，铸造出更精致的青铜器，是青铜生产技术的重大进步。失蜡法在东欧、中东、南亚等地出现很早，中国可以确定的失蜡法铸造青铜器产生于东周时期，要比其他地区晚得多。

这件明代十八罗汉铜臂搁仿造竹节造型，浮雕人物神态各异，栩栩如生，采用失蜡法铸造而成。

青铜器的合金成分及金属复合技术

中国古代青铜器主要由铜、锡、铅三种金属元素组成，元素比例不同，青铜合金便性能各异。东周时期的《考工记》中已有青铜合金配比和熔炼火候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合金及其熔炼的文献，表明当时人们已经熟知元素配比对青铜器材质的影响。

金属复合技术使用两种成分、性质不同的金属合金，通过二次铸造生产器物，以充分发挥不同成分金属的性能。春秋时期，随着人工冶铁的普及，铜铁合铸于一体的金属复合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件春秋时期的铁援铜戈，铁援部分由低温块炼铁制成，通过榫头和圆孔等，增加了和铜制主体结构的连接。

青铜器表面装饰及处理技术

古代青铜器的表面装饰及处理技术种类繁多，通过绿松石镶嵌、红铜镶嵌、错金银、鎏金、彩绘、金银平脱、嵌螺钿等表面装饰技术，单色的青铜器变得绚丽多彩。

战国早期菱形纹饰矛，东周时期，王公贵族使用的一些青铜兵器表面带有华丽的菱形纹饰。工匠将特制的锡基合金膏剂按设计图案涂敷在兵器表面，经加热处理后，涂层部分呈白色，无涂层的表面则为青铜原本的黄色。历经千年后，因耐蚀性的差异成为黑与灰黄相间的色泽。

战国镶嵌绿松石方镜，由镜面和镜背分别铸造成型后嵌合而成。镜背主要以绿松石镶嵌装饰，间以华美的错金银装饰。工匠在铸造镜背时，预先铸造出镶嵌绿松石的凹槽；再按需切割、打磨绿松石片，并用生漆、树胶等天然粘结剂将绿松石固定在凹槽内，最后打磨光整，便完成了复杂而精美的绿松石镶嵌。

一组战国错金银带钩。错金银技术流行于战国和秦汉时期，是以金或银在器物表面装饰出纹样的技术。战国时期的错金银主要采用镶嵌技术制作，汉代则有类似鎏金，使用涂绘制作纹样的错金银工艺。

东汉鎏金画像镜。鎏金是用金和汞制成金汞齐，将其涂在铜器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让金附着在器物表面的装饰技术，起源于战国时期。

唐代镶嵌螺钿镜，螺钿是以螺壳与海贝磨制成装饰纹样，再根据画面需要镶嵌在器物表面的装饰工艺。

一组古代铜镜，以及现代复原的铜镜和磨镜用的玄锡。玄锡以锡、汞等元素组成，可以将铜镜打磨得光亮可鉴，甚至千年不锈。

专题

青铜制作板块还设有吴越青铜兵器制作技术、透光镜、喷水鱼洗三个专题，综合介绍青铜器的制作技艺。

吴越地区的青铜兵器有三绝，其一是菱形纹饰，之前已有介绍，其二是青铜复合，结合不同合金的性质，提升剑的杀伤力，之前也有介绍。最后则是剑首细密的同心圆装饰，采用特殊的刮板加工陶范制作而成。

西汉见日之光“透光”镜。“透光”镜是种特殊的青铜镜，不仅能用于映照，当阳光或平行光束照射在不透明的镜面时，镜面的反射投影竟能映现出镜背的纹饰和铭文。这是由于在铜镜铸造冷却与镜面研磨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铸造应力和弹性应变，使镜面发生了肉眼不易察觉的、和镜背纹饰相对应的变形，通过光程放大作用，产生了对应于镜背图案的 “透光”效应。

喷水鱼洗，逛漏了。

至此，青铜馆的云游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