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论秦者，必绕不开商鞅。

商鞅，原称卫鞅或公孙鞅，后世因其功绩，尊称商君。商君一生，从母国卫国到魏国任魏相中庶子（侍从），再到三试秦公，变革秦国，身首异处，可谓风云变幻，跌宕起伏。后世对商君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这一切都无法抹去他为秦灭六国做出的贡献。

今日，各位看官且随我一起看看商君的荣辱升迁、生死浮沉。

1

商君“少好刑名之学”。商鞅在少年求学之时，受到李悝、吴起的影响，喜欢钻研以法治国的学问。这李、吴二人对商鞅的影响很大，李悝是魏文侯在位时期的魏相，更是魏国的变法支柱；吴起，也是从魏国到楚国被重用，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推行以消灭世卿世禄制为主要目的的变法。

在这一阶段，商鞅就已将利用自己所学推行变革，富国强兵的理念埋入了心底，他在等待他的伯乐，等待一个乘风而起的时机。

商鞅（公元前395年－前338年）先秦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在秦国期间，推行了“商鞅变法”。图源：网络

为寻求实现理想抱负的机会，商鞅拿到魏国魏相给出的offer，成为魏相公叔痤（cuo）的侍从，这可以说是商鞅遇到的第一个伯乐。

公叔痤知道商鞅的能力，在自己病重魏王探望时，极力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然而，魏惠王刚愎自用，听说公叔痤推荐的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年轻人，不予任用。转而，公叔痤告诉魏王“公孙鞅用则用矣，若不用，则务必除之，断不可使其为别国之臣”，魏王当然也没有听取杀商鞅的计策。

魏王离开后，公叔痤将推荐商鞅为相以及建议魏王杀掉商鞅的事情告诉了商鞅，让他赶快逃离魏国，商鞅说：“王既不听大人荐用，断不会听大人荐杀”，所以并没有立即离开魏国。他还在等待一个可以施展抱负地方，一位可以完全信任他的雄主。

2

公叔痤死后，为寻求出路，商鞅来到大梁城外一处学馆，与自己亦师亦友的尸佼讨论应该如何施展抱负。这时，尸佼拿出了秦王的求贤令，其内容如下：

“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求贤令主要突出了秦孝公能够正视前几任国君的失职，这让商鞅看到了秦孝公的真诚和野心。

商鞅读罢，有些心动，便与尸佼议定，先行前往秦国一试。

说起商鞅入秦，就不得不提及景监，没有景监，商鞅可能根本得不到秦王的赏识，也就不用说青史留名了。

商鞅入秦之时，景监是秦王的宠臣，同时也是商鞅的少年好友，就是他一再向秦孝公推荐商鞅，才促成了这一对千古君臣。历史再次告诉我们，结交一个靠谱的朋友有多重要。

秦孝公剧照。图源：电视剧《大秦帝国之裂变》

入秦之后，经景监举荐，秦孝公第一次召见商鞅，在此次会面中，商鞅告诉秦孝公，只有恢复上古尧舜时期的道德风俗才能使秦国强大，秦孝公对尧舜之德毫无兴趣，听得昏昏欲睡。

商鞅托景监再次推荐他，五天之后，秦孝公再次召见商鞅，这次商鞅告诉秦孝公，只有行王道，王道治国才能让秦国强大，秦孝公依然没有兴趣听商鞅大谈王道，而且对景监的识人之明产生了怀疑，责备景监举荐的人只会妄语滥言，不堪大用。经过两次试探，商鞅已经初步得出结论，这就是自己要找的雄主。

于是，他求景监再推荐他一次，并且告诉景监已经准备好了强秦的方法，景监再次举荐商鞅，这次会谈，商鞅向秦孝公讲述了霸道强秦的理论，秦孝公非常感兴趣，听得心潮澎湃。

第二天，秦孝公主动召见商鞅，这次会面，可以说为商鞅变法立下了不朽的根基。在这次谈话中，商鞅系统阐述了自己以法治国的理论并给出了具体措施《强秦九论》。秦孝公大受震动，被商鞅的方法所折服，决定让商鞅全权负责秦国的变法改革。

至此，商君恰如潜龙升渊，良驹得遇伯乐。

3

改革变法的基本国策定下之后，由于前几任国君的治国没能给百姓留下好印象，商鞅的新法首先得取信于民，让百姓信任国家变革的措施。

他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许诺只要能将其搬到北门就赏十金。民众感到奇怪，没人敢去，于是商鞅又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个人来试，商鞅果然给了他五十金，然后才颁布新法。

商鞅方升是战国时代秦国铜制量器，是国宝级文物，是中国度量衡史的标志性器物，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图源：网络

在给百姓留下好印象后，新法的推广就可以顺利实施。

其一《田论》，立定废井田、开阡陌、田地可以公开买卖。

其二《赋税论》，废除贡物无定数的旧税制，定农民按田亩、工人按作坊、商人按交易纳税的新法。如此则民富国亦富。

其三《农爵论》，农民力耕致富并且多缴粮税者，可获国家爵位。此举调动了农民耕种的积极性，为根本的聚粮之道。

其四《军功论》，凡战阵斩首者，以斩获首级数目赐爵。这使国人皆以从军杀敌为荣耀，举国皆兵，士卒奋勇，称秦军为“虎狼之师”原因主要为此。

其五《郡县论》，将秦国旧世族的自治封地一律取缔，设郡县两级官府，直辖于中央政府之下，使全国治权一统。

其六《连坐论》，县下设里、村、甲三级小吏。民以十户为一甲，一人犯罪，十户连坐，使民众害怕私斗犯罪而勇于赴战立功。

其七《度量衡论》，将秦国所行之长度、重量、容器一体统一，由中央政府制作标准校正，杜绝商贾与奸恶吏员对庶民的盘剥。

其八《官制论》，限定各级官府官吏定员与治权，杜绝政出私门。

其九《齐俗论》，强制取缔山野之民的愚蛮风习，譬如寒食、举家同眠、妻妾人殉等等。

《强秦九论》的实行在经济上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确定了土地私有制；政治上，变革户籍，奖励军功，让秦军无不奋勇杀敌，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商君变法，让秦国国富而民强，军勇而备足，为收复河西提供了先决条件。

4

推行变革就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必然得罪原先的既得利益者。商鞅就在变法过程中得罪了秦国的宗亲贵族，但商鞅并不在乎，因为他身后有秦王的支持，哪怕是太子犯法，他仍然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坚持对太子的老师公孙贾施以黥刑，公子虔施以劓刑，以维护以法治国的原则。

商君如此做虽然维护了法治，但是也得罪了以太子为中心的宗亲贵族，这给他的未来埋下了一个伏笔。

秦国在商鞅的变革下，国力日渐强盛，又恰逢公元前354年到公元前353年，魏、楚、齐、赵、卫五国发生混战，魏国四面受敌。商鞅认为收复河西之地的时机成熟，上书秦王，君臣默契多年，不谋而合。秦王遂命商鞅为主将，带军出征。

公元前352年，秦军趁魏军在桂陵之战大败于齐军，从繁庞城东渡黄河，围魏旧都安邑，魏军投降，公元前351年，商鞅带军包围固阳，守军不敌，遂降。此战收回了部分河西之地（史称第三次河西之战），商鞅也因此受封于商於，得名商鞅。

商鞅治秦期间，功劳颇丰。按理说，如此对于秦国来说重要的名臣，应该功成身就，安享晚年，但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其不确定性。

5

对于秦国宗亲贵族来说，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刑律严峻，其军功制更是动摇了贵族阶级的根本。何况在执法过程中，以处罚太子老师来立威立法，双方的矛盾早已无可化解。因此，商鞅被清算是必然的，只是，时机未到。

商鞅剧照。图源：电视剧《大秦帝国之裂变》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嬴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公子虔揭发商鞅谋反，商鞅逃到边关却因没有身份证不能出关，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逃往魏国，却因背信攻魏而被魏国人赶出来。

山穷水尽之时，商鞅回到了封地商邑，组织军队攻击郑国，秦军克之，杀商鞅于郑国渑池，死后又被秦惠文王处以车裂之刑。

值得一提的是，秦惠文王虽杀商鞅，但保留了商鞅变法形成的制度，正是这些制度支撑秦“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

6

自古变法者一推行变革之法就必然会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出来抵制，就必然会对原先的既得利益者开战，变法者自然在失势或死后遭到清算。和历史上所有的变法者一样，后世对商鞅褒贬不一。

王安石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毛主席说：“商鞅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

当然也不乏负面评价，司马迁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贾谊说：“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无论后世如何评价，商鞅对秦国的贡献是既定的事实，对秦国产生了长足的影响也是确实。

仿佛耳边飘来一句“君如长做青山，我自永为松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