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陈独秀共有4个儿子，分别给他们取名“延、乔、松、鹤”，寓意长寿，但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不满30岁就牺牲了。

一、从无政府主义者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01年陈独秀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他接触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并受其影响。这也为他日后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发动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当时的陈延年只有3岁，作为陈独秀的长子，他对父亲并没有太多美好的记忆。一方面是父亲忙于事业很少在家，另一方面是父亲反对旧式包办婚姻，与他的生母离婚。因此他与父亲的感情一直不和。

虽然儿子不喜欢他，但陈独秀欣赏陈延年的聪慧博学和远大志向，于是在1915年当他筹办《新青年》时，便将17岁的陈延年和13岁的陈乔年接到了上海。目的是让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为了磨炼孩子的意志，陈独秀不允许他们依赖父母生活。陈延年兄弟二人脾气性格也极其倔强，他们从来没有不向父亲寻求帮助，在学校靠勤工俭学维持生计。

兄弟俩吃的是大饼，喝的是自来水，住的是亭子间。正在长身体的两个孩子，因缺乏营养，常常面黄肌瘦。

继母高君曼心疼他们，多次劝陈独秀改善孩子的生活，但陈独秀始终坚持不予帮助。延年、乔年毕竟与陈独秀是父子，他们虽然感情不和，但在这件事上却有空前的默契。

他们的祖母从安徽来到上海，看到两个孙儿如此窘迫，含泪提出要给给予补助。延年和乔年一口拒绝，不要任何的接济。

当时中国的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中，无数仁人志士在黑暗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国外各种思潮纷繁涌来，一时难以判断哪种才是最适合中国的。

陈延年因法语较好，阅读了许多法国的著作，便将无政府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对于父亲正在极力宣扬的马克思主义，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不曾放在心上。

但后来他们都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为了实现理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他们思想的转变源于赴法留学。1919年底陈延年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为他和弟弟写了介绍信，为他们拿到了华法教育会的资助。

这次出国，吴稚晖给了延年、乔年很大的帮助，兄弟俩与他交好，但陈延年之后被残害，也直接与吴稚晖相关。

1920年2月3日，在海上漂泊40天之后，兄弟俩来到了法国。在法国日子一样艰苦，但他们不害怕吃苦，边打工边学习。同时还举行了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活动。

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李卓一等人在巴黎创办了中国书报社，主要用来出售无政府主义的相关书籍。同年秋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公培等到法国，陈延年被华法教育会派去迎接。

陈公培将陈独秀的书信交给陈延年，信中陈独秀劝儿子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陈延年将信塞进口袋，笑着对陈公陪道：“他那个人，你别理他！”

陈延年兄弟二人坚定的信仰在1921年初开始动摇。当时华法教育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宣布不给勤工俭学学生提供经济帮助，这使得赴法的中国留学生陷入困境。

之后众多学校以学生拖欠学费为由，勒令他们退学。中国的留学生们举行了游行示威以捍卫自己的权利，里昂中法大学作为中国人在法国创办的大学，不仅没有帮助中国学生，还勾结法国当局，对学生进行了镇压。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虚伪和残忍，于是便同吴稚晖等人决裂，脱离了华法教育会。

中国留学生在法国受到欺辱，蔡和森、周恩来等人奔赴法国组织、领导学生们请愿示威。

陈延年兄弟在斗争中结识了周恩来等人，他们开始意识到共产主义所做的事才是真正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于是便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他们开了一家书店，销售的都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籍、报刊、杂志，陈独秀的《新青年》也在其中。

之后陈延年和蔡和森、周恩来等人创建了少年共产党。作为少共宣传部长，他担任起了编辑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月刊的重任。陈乔年作为他的助手帮忙油印。

他们不辞劳苦，日夜工作，使得《少年》在居法的中国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少年》更是被冠以“巴黎《新青年》”的美名。

1922年陈延年和弟弟乔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当时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接到消息，感到十分欣喜。鉴于他们在法国的出色表现，中共中央正式承认他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二、陈延年早已做好牺牲准备，“怕死，就不要当共产党”

1923年陈延年两兄弟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苏联，陈延年再也不必为了生计奔波。

他们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陈延年常与同学谈论列宁，还号召大家要向列宁学习，因此获得了“小列宁”的称号。

1924年陈延年顺应国内革命的需求，回到中国，奔赴广东展开工作。一年之后陈乔年也回到中国。陈氏父子三人分别在三处工作，陈独秀在上海，陈延年在广州担任两广区委书记，陈乔年在北京进行中共北方区委的工作。

在广州，陈延年为了团结广大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他常常穿着工人的服装，去广州的街头和工人们一起聊天。为此作为安徽人的他学会了说广东话，这样交谈起来工人们会感到亲切，也便于开展工作。

此外，陈延年拉车的时候也特别认真，绝不仅仅因为出于工作需求就敷衍了事。有时他代替年老的车夫去拉车，会将所赚到的钱都交给车夫。大家都对他十分佩服，亲切地称他“老陈”。

在陈延年的努力下，人力车工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工会也很快组织起来。同时为党员的发展积蓄了力量。

香港《工商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共产党人当人力车夫的文章，陈延年看到后不以为然，将报纸扔到一边。

在陈延年的心中，革命事业胜过一切，他为自己制定了“六不”：“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在生活中，他时刻约束着自己的行为，从不“破戒”。

他的卧室布置很简单，一个床板、一张席子，一条粗毛毯和一条被子，床上并没有放置枕头，床头摆放的黄色皮包就是他的枕头。当时陈延年可以领到30元的生活费，但他把大部分都上交作为了党费，只留一小部分用来日常开销。甚至他还会将这一部分的钱省下来，捐给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东妇女解放协会。

他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样对别的党员也要求勤俭节约。一次他看到一位青年党员穿了一件时髦的西服。在得知那位青年是用生活费购买的西服后，他对这位同志进行了教育：“青年人希望穿好一点，这当然可以理解。但事事要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能讲享受。我们是党员，不是公子哥儿，要艰苦奋斗。”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陈延年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主，站在大局考虑问题。

当他和父亲陈独秀的思想产生了分歧，陈延年也从不因为父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就偏袒他，而是一直站在劳苦大众的一方。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迎来了第一次合作。随着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逐渐被推翻，革命取得了显著的胜利。

然而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国共合作面临巨大危机。

1925年国民党左派首领廖仲恺和妻子何香凝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大门口遭到暗杀，廖仲恺身中四枪，当场身亡。

这件事在共产党中引起了轰动。陈延年带领广州市五万多人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要求镇压反革命。从走上革命的那一天起，陈延年就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

廖仲恺遇刺事件之后，陈延年对党员进行了教育：“一个共产党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

当国民党左派大肆抓捕共产党，其野心已昭然若揭时，陈独秀所代表的党中央却要求继续团结蒋介石，展开北伐战争。

陈延年对此感到愤慨，他说：“老头子糊涂极了，他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视而不见，不敢同国民党右派斗争，会把革命断送掉。我和老头子虽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妥协退让政策。”

之后陈延年还多次表示要发动工农运动，加强工农武装，同国民党右派斗争。

他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人民大众的一方，毛泽东对他十分赞赏，认为在共产党内缺乏人才的时候，陈延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但陈延年毕竟与陈独秀是父子，当陈独秀在上海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数月寻找不到音讯时，陈延年赶赴上海四处探寻父亲下落，得知父亲并无生命威胁之后，他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这个自己不怕牺牲的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却时刻担心着父亲的安危，可见他对父亲的爱很深沉。

三、陈延年临死前宁死不屈，高喊“革命者绝不下跪，只能站着死！”

1925年“五卅惨案”的爆发，使得身在广州的陈延年十分气愤，他发动并带领广州十万群众进行了示威游行。但活动遭到镇压，死伤惨重。

为了进一步表达工人群众的不满，陈延年开会商讨省港大罢工运动。经过他和区委其他人的努力，这场大罢工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成为了中国工人运动甚至是全国工人运动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罢工。

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国民党反动派抓紧了对共产党人的抓捕和迫害，全国陷入到了白色恐怖之中。

1927年3月，陈延年离开广州去武汉，为党的“五大”召开做准备工作。

在武汉，陈延年见到了父亲陈独秀，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两人之间看起来依然是不和的状态，但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的心里都关心着对方。

与父亲短暂的相见之后，陈延年来到了上海。不料他刚到上海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的共产党被杀害。

情况紧急，为了保住更多的共产党员的性命，陈延年同周恩来等浙江区委的领导一同发起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他们共同起草了《致党中央意见书》，要求东征讨伐蒋介石。

这一正确主张没有得到党中央的批准，这是一次大好的时机，可以挽救革命，但因为陈独秀一再的妥协退让，共产党错失了良机。导致更多的共产党和革命者遭到了屠杀。

他的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未能幸免。

4月27日，中共五大召开，陈延年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江浙区委书记。当时许多共产党被抓，党组织和工会的工作被迫暂停，陈延年对此逐步进行恢复，同时还积极领导当地的民众举行反抗斗争。

6月16日，江苏省委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陈延年当选为江苏省委书记。开会期间，陈延年接到通知，一位交通员被捕，这个人知道省委机关的地址。陈延年当即宣布结束会议。

当天下午3时，陈延年在恒丰里104号工作，突然冲进一大批特务将他们重重包围。陈延年拿起身后的椅子就和敌人搏斗起来，并想办法让其他同志逃跑。

在搏斗过程中陈延年的衣服被撕破，头部和牙齿都流了血。但好在他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有两个同志趁乱从窗口逃走了。

就目前的形势分析，之前被抓的交通员已经叛变，但他不认识陈延年。而陈延年被抓时，一身老百姓的打扮，便称自己名叫陈友生，只是一名炊事员，其他的什么也不知晓。

敌人一时看不出破绽，就暂时将他关在监狱里。

得知陈延年被捕，中共党组织准备实施营救。王若飞和他的同学刘方岳找到一位很有名的律师吴凯声，请他帮忙。这位律师是上海法租界第一个能在“新衙门”出庭辩护的中国籍律师。

吴凯声答应了刘方岳的请求，他动用律师事务所里的人去调查相关情况。最后确定一个叫陈友生的人就是陈延年。只不过在抓捕时，他动手打了两个人，因此还要关押一段时间。

凭着吴凯声的名望和能力要救出一个动手打了军警的“伙夫”应该可以说是非常容易了。但他没有料到，这个营救计划失败了。

陈延年被抓捕之后，他的好友上海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急忙找到胡适，让他帮忙营救。胡适又找到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这个吴稚晖正是当年帮助陈延年赴法留学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法国决裂后，便再没有了联系。吴稚晖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他与陈独秀、陈延年等可以说是势不两立。

于是吴稚晖告知上海警备司令部他们所抓的陈友生就是陈延年。在监狱中，同陈延年一起被抓的一位同志已经叛变，他招供，陈友生就是陈独秀之子陈延年。

身份已经暴露，无论敌人对他施以何种酷刑，他都没有透露关于共产党的半点秘密。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被秘密处决。当一脸横肉的刽子手命令他下跪时，陈延年却挺直了腰板，这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而死，不能丢失了骨气。他高声喊道：“革命者绝不下跪，只能站着死！”

敌人将他按在地上，可他又挣扎站起来。如此反复好几次，刽子手只好就此挥起手中的刀，无情地向陈延年砍去……

陈延年将自己的热血洒在了这片他热爱的土地，牺牲时年仅29岁。第二年，在同一个地方，26岁的陈乔年也壮烈牺牲。

在金陵狱中的陈独秀得知此事，痛不欲生。之后蒋介石妄图和他合作，陈独秀断然拒绝：“我怎么能答应呢？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的两个儿子也死在他手里，我和蒋介石不共戴天。”

陈延年和陈乔年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还未来得及看到祖国的繁荣和人民的安宁。但他们的死是值得的，就在陈延年离开的那一年，中国的革命迎来了新的转机……

在陈延年牺牲94年之际，合肥的延乔路、安庆陈延年雕像处、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陈延年墓碑旁，人们自发前来悼念，为这位伟大的战士奉上鲜花，奉上自己的崇敬之心，表达最真诚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