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南明的抵抗到海盗活动的猖獗再到“三藩之乱”中间经历了什么？

引言

南下的满洲人，几乎未经过战斗，便夺取了整个中国的北部，他们在南方却遇到了长期的抵抗。但由于完全缺乏团结，由于力主抵抗的爱国者与倾向于与敌人合作的妥协派之间的冲突，中原人的这种抵抗不断地被削弱。实际上，失去了民心的明王朝，无论如何也注定要灭亡。

清军的推进，把那些试图维持一种表面合法政权的明朝皇帝后裔们，逐省地驱逐了出来。对这个约15年的历史阶段的记忆，可能是在清初那些爱国的大文豪的鼓动下保留下来的。在北京陷落并在南京扶植了一个新皇帝之后，明人还与清人进行过一些谈判，当时清人仍被明朝的一部分统治阶级视为其镇压起义运动的盟友。

这些谈判被一位名叫史可法（？～1645年）的爱国大臣的奋勇抵抗打断了。清军对由史可法镇守的扬州发动了六次接连不断的攻打，然后才攻陷该城，而这已经比南京的陷落晚一个月了。明朝皇帝被一名叛将献给了清人，这样就开始了一个明朝末帝们漂泊流浪的时代。清军将明朝皇帝的后裔们从浙江和福建，驱至了广东和广西，最后把他们驱至该帝国的最偏僻省份－云南省。某些短命的南明皇帝们，随着清军的推进而相继即位。有两位皇帝曾同时在浙江和福建宣布登基。

上述两省与四川省在1646年被清军同时占据；清军在四川彻底消灭了明末的原起义军首领张献忠。1647年，前来进犯的清军夺取了广州，而一位新的晚明国主遂在广西东北部的桂林宣布登基，这就是朱由榔宗玉，取年号为永历（1647-1600年）。在南明期间，这是其政权曾起过某种重要作用的唯一一位皇帝。永历曾收复广州，并于1648年光复华南大部分领土，但后来又被迫避难到云南。南明在1656年因诸将军之间的内讧而被削弱，此后再也无力抵抗由吴三桂统率的军队于1658~1659年间的进攻了。永历被迫逃亡到昆明以西五百多公里的地方八莫（Bamo),那里位于伊洛瓦底江畔，地处缅甸的东北部。他在那里于1661年被俘，后于次年在昆明被绞死。

永历宫廷在桂林和云南曾接待过某些入华耶稣会传教士，其中特别包括瞿安德（Andre-Xavier Kofler)神父。这些传教士们声称曾在皇帝的亲信中，归化了几名贵夫人，特别是永历的亲生母亲。她根据他们的建议曾向梵蒂冈遣使，而该使者于1659年返回昆明。

海盗活动的猖獗回潮

这次对入侵者的抵抗，其根源出于对明朝皇室宗族最后代表人物的忠诚；一种汉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在海盗行为的重新猖獗中，获得了可贵的帮助。此外，南明王朝也与东南沿海和广东的海盗们，维持着程度不同的秘密联系。

当时有一个诞生于九州佐世保港口海岸平户的中国男子与日本女子的混血儿，他事实上从1650年左右起便统治了福建海岸。这个名叫郑成功（1624~1662年）的海盗首领，直至今日仍在台湾被奉为一个民族英雄。他的活动就跟16世纪倭寇们的行为一样，始终具有海盗和贸易的一种混合特征，但同时又与政治有明显的牵连。他盘踞在闽南的厦门一带，抢劫该省沿海的富裕地区，并将其袭击活动一直推进到浙江的南部和广东的东北部。

他同时也与日本、琉球、越南、暹罗和菲律宾从事贸易交流，并与经常往来于东亚海面上的欧洲人保持接触；他还以采取站在南明一边抵抗清人的立场，而试图扩大其影响。他与已崩溃王朝的残余势力保持的良好关系，使他赢得了享有皇家姓氏（朱氏）的显赫权力；由此而产生了其别名“国姓爷”或“国姓公”，体之人排写作Coxina,或是做形式。他扮演了南明王物与60之间媒介人的角色，或其他次前往日本（1648、，1651、1658-1659年等），以请求一种从来能落实过的帮助。他在1658-1推进间，再现了日本倭寇的一1555年间的“业绩”，甚至一直推进到被清车完全占领的南方地区。但他必须且战且退，而且从此后仅满足于沿海的骚扰活动。为了反对“国姓爷”并断绝他与沿海省份的“同谋”关系，大清王朝于1662年下令在从山东到广州的所有沿海地区疏散人口。

对于那些居民来说，这简直是一场悲剧，他们亲眼目睹了其城市和村庄被夷平，而居民们也被迫成群结队地外流。这些野蛮措施对于中国贸易和对外关系的影响，是否有人作过估计呢？它们肯定中断或严重放慢了18世纪末的中国贸易，从而促使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等欧洲人，在东亚海洋中立足安身。国姓爷被迫在中国大陆之外寻找一片避难地，于是便在1661年发动了对台湾岛沿岸的进攻，而荷兰人自1624年以来就盘踞在那里。他率领一支由900只战船组成的船队以及2.5万名士兵，将荷兰人从那里驱逐了出去。其子郑经在他于1662年逝世后继承其位，并在反抗大清王朝的斗争中，支持福建兵马大元帅耿精忠。

郑经一直固守台湾，直到清朝于1683年发动一次大规模征战为止；这次远征使这个郑氏独立政权寿终正寝了，并将这个面积和比利时一样大，并且仍由大量马来一波利尼西亚部族居住的岛屿，纳入到了大清王朝的版图之中。完全跟国姓爷时代的福建海盗们与南明维持着关系一样，蜑家人（Tanka)在广东沿海的活动，似乎同样也与明朝胄室的抵抗有关。植家人是一个平常居住在船上的渔民土著居民集团，由此而产生了大家有时称其为“船民”的诨号。这也是一些以捕捞珍珠而久负盛名的部族。他们的海盗活动，给清王朝在广东设置的第一位总镇商可喜制造了许多麻烦，并因此而间接帮助了南明的顽抗和分裂的企图。

三藩之乱（1674~1681年）

大家都知道，在征服整个中国之时，人主中原的清人沿用了明帝国旧有的政治，行政利军事框架内的机构，也就是说留用了之为“旧臣”或“二臣”的那些人。但是，某些合理的怀疑始终笼罩着这些归附了新政权的官吏们。1656年，发生了多次大逮捕，旧官吏队伍中的一大部分成员，从这时起都逐渐被以科举选拔的新官吏（汉臣）所取代。然而，这种情况却未扩大到更为遥远和控制不太严密的南方诸省。大清王朝在那里，被迫留给曾参加过征服和平定南明抵抗的原东北军事首领们相当大的自主权。

清政府授予那些曾帮助它平定中国南方的将军们广泛的权力，这便使他们走上了一条将导致形成某些实际上独立于北京朝廷的危险道路，满洲人面临着丧失对其帝国控制权的危险。中国沿海诸省和西南部的总兵们，都晋升到“王”的爵位，而且可以保持并传给其后代一些在平定南明时，被置于其指挥之下的军队。他们可能是利用了自己辖区的独立倾向，并且就地获得了其独立必不可缺的资源。他们之中的最强大者吴三桂（1612~1678年），曾于1644~1645 年间协同清朝的力量，消灭了李自成的军队，于1657~1661年又发动了消灭逃亡到云南的明王朝残余势力的战争。他作为云南和贵州的统治者，事实上同样也控制着云南、陕西和甘肃等附近省份。他既从朝廷继续向他提供的拨款（1667年他为维持其军队而获得3000万两白银）中获得收入，又从他在四川针对井盐、铜矿和金矿、人参和大黄交易，而设立的专营中得到财源，另外他还从与西藏的贸易（茶马贸易）中获得利润。

朝廷利用广州权力的空缺［该地区的总兵尚可喜（1604?~1676年）被解除了职务］之机会，决定撤销诸“藩王”的自治政府。于是，吴三桂便与福建总兵耿精忠（？～1682年）同时反叛，并创建了昙花一现的周帝国（1673~1681年），紧随其后的便是广西桂林的将军孙延龄（？～1677年）之乱。1674年，吴三桂争取到了自1670年以来就出任陕西和甘肃提督的王辅臣（？～1680年）的支持，并于1670年又赢得了当时正管辖广东和广西的尚可喜之子尚之信（1636?~1680年）的支持。这一年，吴三桂几乎要收复整个中国并消灭清政权了，但风云却骤然变化。

从1676年起，王辅臣和耿精忠相继降清，尚之信也于1677年归降。吴三桂于次年去世，而其孙吴世璠则继他之后而登上了周王朝的宝座。清军于1679年收复了江西，于1680年收复了四川，又于1681年收复了贵州。吴世璠被困于其都昆明，后自杀身亡。这样一来，便宣告了“三藩之乱”（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的结束。这是刚刚建立的大清王朝所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结语

对长江以南独立倾向的铲除，标志着中央政权对整个帝国的全面控制，由此结束了新政权的适应和巩固阶段。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一直持续至18世纪末的国内稳定时代，开始于1681年，这正是在最终光复台湾岛的两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