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家族受到历代帝王重视，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其家风自成体系，并且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有突出贡献，以诗礼传家、世守儒学，经学成就突出。

不仅男子学富五车，孔氏家族的女子更是个个琴棋书画精通，无论是在自家还是未来的夫家都是非常优秀的，七十四代女孙孔祥淑以及七十二代女媳朱玙就是如此。

谁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孔氏家族恰恰推翻了这一说法，相反孔氏家族的女子甚至比男子都要优秀，这其中一定离不开延续多年的家规和祖法。

古代女子教育目的强调“贤妻”与“良母”。贤，指贤惠。良，指善良。李卓曾辨析过“贤妻良母”概念始于近代，自日本传入。而“贤妻”与“良母”的概念则早已出现。

在人们固有的观念中，“贤妻良母”同“贤妻”“良母”意义上区别不大，《史记·魏世家》：“家贫则思贤妻，国难则思良相。”自古以来，贤妻良母的教育目的鼓励着女子专注提升自我，回报家庭与社会，但同时也阻碍了女子向其他方面发展。

女子为人妻为人母时，应孝顺公婆，服侍丈夫，照顾子女，管理家庭大小事务，用勤俭、慈爱、坚韧、大度等品格撑起家庭的和满。古代女子教育目的的设定基于对男子的服从。

她们被父母、社会考虑的并非女子自身，而是嫁到夫家后能够发挥何种作用。这被默认为中国古来就有的儒家女性观。孔氏家族首当其冲拥有此种观念。

孔祥淑认为，为人妻应勤俭、安贫乐道、孝顺公婆，为人母应为子女考虑，有奉献精神。朱玙强调为人妻应遵守妇道，丈夫去世以后要守住贞洁，与丈夫家族族人和睦相亲。

贤妻良母的教育目的利于维护家庭和睦，稳定社会和谐，但同时，女子会因此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成为男子附庸的教育结果受到后人的诟病。

近代以来，人们对贤妻良母的讨论逐渐变成了对儒家，对孔氏家族教育目的的声讨，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言论也常常被推上风口浪尖。

但是，曲阜孔氏家族的女子教育目的并非局限于传统意义上“贤妻良母”的培养。孔祥淑不仅以贤妻良母为傲，而且具备英雄豪杰的意识。她常在诗文中把自己置于国家，置于天下之中，心怀百姓，造福百姓。

朱玙在相夫教子的同时乐于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求教于人且教于人。

孔祥淑的父亲将孔祥淑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置于大自然中，培养她坚韧的性格，在宦游中也不忘请老师教她学诗学礼，培养她内外兼修的美好品格。

孔祥淑出嫁后与丈夫琴瑟和鸣，相互唱和。丈夫刘树堂尊重孔祥淑的想法，并将她的诗整理成集，让世人了解“奇女子”孔祥淑。孔氏家族女媳朱玙的父兄皆指导过她学习诗文，父亲朱方增还为她选择敦厚懂礼的夫婿，孔氏后裔孔宪彝。

婚后的朱玙受到孔氏族人的尊重和喜爱。在她去世后，丈夫整理她的诗文集，邀请族人、好友为其题跋题序，希望子孙后代能够了解妻子的才学。

从孔氏家族女孙、女媳的教育经历中可以看出，清代孔氏家族的女子教育目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她们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教育需求。男子并非是她们接受良好教育路上的绊脚石，更大程度上，男子可以帮助女子实现自己的教育目标。

德才教育是从女子教育内容而言。妇德、妇言是古代女子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女子德才方面的要求亦不相同。

于清代女子而言，德和才教育仿佛两个矛盾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就是最好的证明。熊贤君因这种观念的形成将明代女子教育称为“回流”时期，陈东原准确的将这种观念及它的若干变种的出现定为明末清初。

我们发现，讨论女子德才教育关系问题时，一般将女子置于家庭角色中培养。作为妻子，作为母亲，而非女子本身。基于此，许多家族从小培养女子“德”的教育内容。

孔祥淑“失德误倾城”中的一句总结了她对女子在家庭中角色的定位。朱玙强调女子贞洁，诗歌《宋烈妇行》中将夫妻比作兔丝女萝，互相依附，不能分离。

贞节是这一时代的道德独有的特征。但在士大夫家族中，女子仅有德已不能维持整个家族的运转和进步，亦不能满足丈夫对妻子的要求。

以孔氏家族为例。一是孔氏家族地位崇高，男女皆受世人瞩目，受统治者关注，家族的发展必须依靠每一个族人的努力，孔氏家族男子需要袭封爵位、博得功名利禄。

女子需要“走出去”与人交流，包括知识文化的交流，她们既是孔氏家族活的名片，又可通过与其他世家大族女子交往，将家族与家族密切联系起来，互相攫取相应的利益，发展家族文化。

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男子逐渐意识到一个与之交流契合的妻子的重要性。孔氏家族以诗礼传家，子孙后裔皆做学问，饱读诗书，世代女媳、女婿能诗会画者比比皆是，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才可宜家宜室，夫唱妇随。

“父为子纲”下，子女对父亲应有绝对的服从，父亲也应为子女树立榜样。但实际在家庭中，对子女教育问题起重要作用的是与子女相处时间更长、心思更加细腻的母亲。

孔氏家族重视母教，故而为孔氏后裔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氛围。基于以上原因，孔氏家族女子德才教育在清代的实施并非严格以“女子无才便是德”为标准，女子德才兼备才是世家大族的共识，“光耀门楣”不再只是男子的责任。

然而孔祥淑产生深陷女儿身的困惑。她空有一身抱负及造福百姓的才能，却只能通过丈夫的社会地位、官职实现部分才能。因此，清代女子的教育成果最终只能应用于自身及家庭。

朱玙在恪守妇德的同时积极实践自己的兴趣爱好，留下许多精彩的作品，但她们一生所受的德才教育与最后形成的观念却终有不同。

许多女子甘之如饴的陷入矛盾之中，这是基于当时社会背景下的选择，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也是作为女子权衡德才教育关系的另类智慧。

家族教育是从女子教育形式而言的。一个家族的教养和风气往往会影响几代人，会内化家族成员的气质和品行，是承载女子教育的重要形式。

《管子·小匡》:“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家族是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组织，包括同一血统的几辈人。

孔氏家族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谱系最完整的家族。其家族成员的联系更加密切，受彼此影响较深，比其他家族更能体现家族教育特征。

孔氏家族的家族教育发展离不开宗族制度，宗族声望的增长中联姻为重要策略。联姻将两个不同教育风格的家族联系起来。在古代女子不能为官的情况下，女子鲜少受学校教育的影响，更多受家族教育的影响。

女子教育便是两个家族教育体现在女子身上的教育。包括女子出嫁前的原始家族教育与出嫁后的夫家家族教育。孔祥淑生于孔氏家族，“随兄若弟”跟随先生学习诗文，后随父宦游，造就她大气磅礴的诗词风格。

嫁给刘树堂后，她接触管家、理财等事务，刘树堂的职务也为孔祥淑施展治水才能提供方便。德行方面，孔祥淑最终成为一个在内可严明治家，慈训子女，在外可为治水救民提供帮助的女子。

而朱玙幼年生长在江南水乡，书香门第，受自然环境及家族环境的影响极大，后随父赴京，父亲不仅指点她的诗文，而且给予她管理家庭的机会，使她能够学会待人接物，接触到当时的卓然名家。

嫁给孔宪彝的朱玙，受到孔氏家族文化氛围的熏陶，与丈夫交流诗词，向族人学习写诗，同好友交游唱和等，更是将家庭内外事务打理的井井有条。

可见，不同家族教育的侧重点不同，环境氛围不同，对女子性格、能力、才学的培养亦不相同。故女子成长不单单涉及某一个家族教育环境的影响，而是原始家族与夫家共同作用的结果。

男子需要外出游历、科考、做官，追求功名利禄，提高社会地位，女子则要留在家中照顾父母、子女，管理家庭事务。因此，父权制社会中，父亲虽然拥有对妻儿的权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母亲会在家庭中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对家庭成员的影响也更加细腻和隐晦。因而母教成为事实上的家庭教育的主流。

母教的施行并非母亲单方面的付出，子女、丈夫甚至亲族同样会感怀她们。朱玙母亲早逝，她却写下大量诗词怀念慈母，并以“遥望紫云悲欲绝”等诗句来形容母亲离开自己后的心情。

公孔庆镕在养母于氏去世后，在孔府东院建造“慕恩堂”，用以表达对于氏的尊重及怀念。孔庆镕的儿子，孔子七十四代孙衍圣公孔繁灏有《毕太夫人行述》一卷，记录母亲懿行及他琐事甚备。

孔氏家族女子教育形式以家族教育为主，重视母教，重视空间的转换。清代孔氏家族女子教育颠覆了我们对古代女子教育的认知。

其并非单纯的以培养贤妻良母为教育目标，她们不是男子的附庸，而是拥有独立意识的个体。教育内容方面，她们德才兼具，并非重德轻才，更不符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逐渐意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在家庭中，女子担任妻子、母亲等重要角色，在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岗位中出现女子的身影，因此，女子教育的发展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