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今年,是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一周年,良渚申遗成功五周年。在这样的时刻,良渚再次广邀天下客,以一扇开放包容的文明交流之窗,链接起全世界更亲密的情感纽带,为文明对话构筑平台。
第二届“良渚论坛”主题正是“交流互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主论坛六位嘉宾在发言中挖掘被时间湮没的瑰宝,也展望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彰显文化交流的深沉力量。
良渚文明
如何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时间
提前到“距今5000年”
赵辉在良渚论坛开幕式上的二十分钟发言,串联了一部中国史前史的极简史。
公元前4000年左右,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随着农业生产体系的成熟,社会也开始向复杂化迅速地发展。在大约公元前4000年左右,原来自然形成的农业村落群中,出现了一个规模和分化程度远高于一般村落的中心。考古上称之为“中心聚落”。
由于史前中国的基础,都是一些自给自足的农业村落,那么这种中心聚落的出现,从逻辑上可以推测出它是一个血缘集体的胜出。古国的权力,也是由一个血缘集体所把持。
“社会的进一步整合,发生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以来的古国之间。譬如我们在良渚文化中见到的,同样的情况也陆续发生在史前中国的其他文化区,也即陆续形成了若干‘地域型国家’。这些国家的本质,依然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血缘集体所掌控的社会权力。”
赵辉说,良渚文化,是以良渚这个古城为首领,对整个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整合。“它的整个面积达到了大约10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所谓‘地域型国家’。”
同样的情况,也或早或晚地发生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那么进而在这个历史的方向上,到了公元前1800年,也就是夏王朝产生时,仍然在推行着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的“家天下”的政治理想和制度。
中国的历史也就如此这般地展开了。
“在论证中国古代国家这种政体的社会发展程度时,主要采用了良渚文化的资料,当然也包括其他各地相关的资料。”
学界的研究结论是:在良渚文化良渚遗址群所发现的这个古国,有一个规模超大的古城,以及古城外围拥有同样规模超大的一套水利系统。
它的背后有一个很强有力的社会权利。遗址发现了最高等级贵族的专有墓地,也发现了非常精密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此外,整个良渚文化有一个绝对统一的精神信仰,它可能还有非常一套尽管是很初步的书写系统。
如此看来,这种情况很符合政治学、社会学上定义的“国家”的本质。“也因此,我们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时间,提前到了公元前3000年,也就是距今5000年。”
综合包括良渚文化在内的中国各地公元前3000年以来那些早期国家的种种表现,中国学术界提出了和西方不同的、判定早期文明的若干标准。
这种中国方案的提出,为学术界提供了进行相关问题研究时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工具,同时也指出了史前中国历史的特点和人类历史的多样性。
赵辉表示,中国学术界在就中国史前史一般演进过程进行总结概括的同时,也越来越注意到,多元文化现象所暗示的、其背后的各个地方社会演进的原因机制和具体方式、道路的多样性问题,以及它们究竟是哪些内容融汇进一体化进程,最终形成后世之中国的问题。这正成为当今中国学术所关注的热点。
用古病理学方法
关注当今全球健康问题
“我们认为统一古病理学在探索古代人类以及社会文化演变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潜力。同时,它也是研究当今全球健康问题的一种全面的方法。”
在良渚论坛的开幕主旨演讲上,白简恩教授向全世界介绍了她所领衔的团队长期研究的一个综合性、跨学科领域——统一古病理学。
白简恩说,关于古病理学研究的灵感,来源于统一健康这个问题。“古病理学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用于处理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问题;它关注今天的健康问题,也关注未来的健康问题。比如生物考古学家Gwen Shug,将气候变化和环境因素,与研究古代人类遗骸的健康联系在了一起。”
良渚论坛汇聚“环境适应”“生存资源开发”以及“文明的重新发现”在内的主题,从古病理学的角度谈“环境”话题,白简恩关注的是疾病溢出效应和结核病,还有马鼻疽的历史。
“今天的基因组技术,有能力能够从古代的骨骼和牙齿中提取和识别古代的病原体,有一些学者认为,这将是疾病改变骨骼研究的终结。”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白简恩认为人们需要把两者结合来看,这才是研究古代骨骼变化以及疾病历史和演变的系统方法。
比如白简恩团队有一项关于马鼻疽的研究,是在内燃机发明之前的数千年一直影响商业和战争的一种疾病。这一疾病起源于澳大利亚。但是关于这种病毒何时变得致病以及它如何会传播到马身上,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
“丰富的中国考古记录,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疾病的演变。因为在中国的考古记录中,我们看到了完整动物的埋葬,而不仅仅是在经济活动中随意被丢弃的碎片。”
白简恩教授还举例说:“再以结核病的研究来举例,2000年前至少在汉代时,结核病就已经在中国出现,虽说目前相关的数据并没有很多,但这将使我们能够探讨这种重要疾病与水稻农业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