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立足于东汉耿况家族,意欲对其整个家族进行全面的考察,并侧论东汉一朝的时局及政策及东汉豪族发展的特点。

从家族的发展概况论起,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耿况在追随刘秀之前,其家已然是豪族之家,后因在东汉统一战争中所立军功而壮大。经过耿秉、耿夔等耿氏第三代的努力仍保持军功豪族的资本,耿宝是耿氏家族挤身中央的一次失败的尝试,耿氏家族于东汉后期以恩宠和任官直到汉末,伴随东汉灭亡,几乎活跃在东汉整个朝政舞台。

影响东汉政局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大多可观耿氏的身影,耿氏于东汉朝政舞台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东汉统一战争中,耿况及其六子跟随刘秀,凭借闻名天下的幽州突骑而屡立战功,以能征惯战跃为河北集团的核心力量。东汉政权的建立,耿氏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一支。耿氏家族也凭借战功,集军功豪族、官僚豪族和恩宠豪族于一身,成为名震当时的煌赫大族。

但东汉政权建立后,耿氏家族所在的河北集团逐渐被南阳集团排挤出中央后,耿氏赖以生存的军事话语权也被剥夺,只保留荣誉的身份性特征。以耿秉为核心的耿氏第三代,不断积极地寻求着壮大家族的契机。东汉北部边境危机的加重,无疑是给耿氏家族重构军事话语权带来了契机,因此以耿秉的上书伐匈奴为标志,拉开了壮大其家族势力的序幕。

此后,耿氏全员参与了对匈奴的两次征伐,并以此为契机,重辟了一条以任边防事务官来壮大家族的途径。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两征匈奴的主帅是窦氏,但从具体军事行动中,不难看出,起决定性作用的都是耿氏。耿氏解除了匈奴对汉政权长久以来的威胁,不仅扩大了其家族影响力,也提升了朝廷对其家族地位的认可度,耿舒之子耿袭尚公主而使得耿氏初与皇室结缘,耿氏家族在集军功豪族、官僚豪族及恩宠豪族的基础上提升到新高度。

耿氏家族至耿宝时,以外戚豪族的名义短暂地置身于权力的巅峰,虽然耿宝试图在中央构筑势力范围,但因后党势力的强大及耿氏于中央统治基础的薄弱致使其地位炭发可危,很快因阎显家族的挑战而失败。

随着汉顺帝的即位,耿氏家族的名誉得到恢复,从汉安帝至汉顺帝,耿氏家族始终未放弃边防官这一家族赖以生存的根本。梁冀专朝后,对耿氏的加害致使耿氏家族暂时消匿于东汉的朝政舞台,也致使耿氏的豪族性身份特征大为减弱。

直至梁氏被诛,汉桓帝亲政后,耿氏再次恢复了豪族的身份性特征,并在边防上发挥了其军功家族的震慑作用。东汉末期,耿氏家族作为军功豪族的主体特征已基本不复存在,而具明显的文质性。与东汉政权共存近两百年的耿氏,最终因护汉作而起兵讨曹而遭遇了毁灭性打击,这成全了其家族的汉臣之名,也终结了其豪族之路。

纵观右扶风耿氏一族的豪族发展历程,军功豪族是其家最明显的身份性特征,耿氏的壮大和发展借因军功。在皇权的支持下,东汉边防势力具家族化倾向,且耿氏将其作为保持抑或壮大其豪族之地位的捷径。同时,恩宠豪族和官僚豪族的身份性特征也伴随耿氏的始终。

耿氏最辉煌的时候,集军功豪族、官僚豪族、恩宠豪族三位于一体,后期,其作为豪族的身份性界定愈来愈趋向模糊化,并且作为军功的主体逐渐消失。此外,从耿氏一族的发展历程来看,东汉政局的不稳定性和专权性,其家族随着政局的动荡而几经波折,而耿氏家族的的兴衰和政局的稳定与否息息相关,或者说和皇权的稳固性休戚相关。

作为东汉豪族的一支,耿氏家族的发展过程中也体现出士族化和世官化的总体性特征,但相较于其他大族而言,耿氏一族的儒化和士族化迹象并不甚明显,或者说耿氏家族的儒化和士族化进程较为缓慢,直到汉末,耿氏成员的任职才有文质性。

此外,耿氏家族的发展还独具一格,循着耿氏家族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耿氏的发展有着地域上的转移和身份性的变化以及家族势力的转移三条发展脉络。作为军功世家,耿氏家族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具尚武传统,且凭借武功而逐渐构筑起其家族的势力范围。

耿氏以平边战争为契机,出任边防官不仅开辟家族势力之捷径,亦构建了东汉的边防体系,于东汉的大多时期,构筑了一条从东北到西北的边防体系,其中北部边防一直是其坚守的对象,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汉藩篱。

此外,同东汉其他五大家族相较,耿氏的发展基本以相对恒稳的状态向前驶进,本文将其归咎于“拟制外戚”的遞她身份及耿况的治家态度。耿氏家族以豪族的身份性特征挤身于东汉的社会一隅,并以其豪族的不同成分与各种力量互动交锋,从而形成了一张复杂而庞大的社会关系网。耿氏家族以恩宠豪族的身份置身于皇权的荫庇下,皇权统驳下的恩宠身份也决定了其对皇权很强的依附性。

身置河北集团的中坚力量时期,耿氏通过对军事话语权的把握,与皇权的逐渐结合,开始了其家依附皇权的历史,家族势力也在同皇权的结合中逐渐壮大。攀附于窦氏的河西集团时期,耿氏家族以伐匈奴为沟通媒介,迎合皇权的需要,并逐步变成窦氏的附属,从而间接的依附于皇权。

耿氏家族的势力因灭北匈奴有功而间接地得到一定程度地壮大,并使其家族的中央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而二次发展到顶峰状态。在作为安帝党羽有生力量时期,耿氏在同后党的周旋中加深对皇权的依赖程度,这一时期也是耿氏家族中央化程度最深的时期。

耿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中深深打上了效忠皇权的烙印,耿氏家族的兴盛明显和皇权盛衰相应成正比。在宗法一体的超稳定结构的古代社会中,儒生士大夫是这个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存在,因此经营好与儒生士大夫的关系是一个家族是否能立足朝堂舞台的关键。

在耿秉为核心的耿氏家族时期,在关于救耿恭问题与北伐匈奴问题上,儒生士大夫对耿氏的态度经历了由部分支持到全部反对的过程,究其缘由,两者所代表的利益主体的不同、光武时期保守政策的历史渊源及对窦氏专权的不满的发泄共同构成士大夫反战的原因。

此外,以耿宝为核心的耿氏家族时期,也因为没有联合士大夫集团的势力而只能昙花一现于中央朝堂舞台。家族本位深植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利益至上便成为传统家庭伦理的价值取向和主导精神。卖固与耿秉以伐北匈奴为契合点而产生的稱合效应,进而发展成为两个家族间因利益而相互影响及相互作用的利益共同体。

但耿窦关系也印证了“依附的事实仍然被看作基本上是受到抑制的发展战略”。此外,传统社会中的家族本位观中透露着强烈的排他性,它在凝聚家族利益的同时却一味排斥他族的利益,耿氏同马氏、邓氏、梁氏以及阎氏的关系都说明了这点。家族斗争既是家族本位观下催生的产物,也是外戚这种特殊环境造就的衍生物,可以说是皇权支配社会下,外戚朝政同传统的家族本位观共同作用的结果。

耿氏家族在耿秉之后,便以任边防官作为其家族生存根本,因此耿氏的发展史也是东汉朝廷对少数民族的部分征伐史和交流史。耿氏家族在东汉的民族关系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从耿氏家族对少数民族的征伐抑或与之交流中可以略窥东汉一朝的民族关系及政策。

耿氏家族在东汉与匈奴的斡旋中也充当了重要角色,是灭北匈奴政权的关键力量,而西域是灭北匈奴政权的跳板,是耿氏极力较好的对象,南匈奴、乌桓和鲜卑是耿氏的所提倡的以夷制夷政策最主要利用对象,宪胡是耿氏时常平叛的对象。

从耿氏成员的活动轨迹中可以看出,东汉朝廷对少数民族以安抚和征伐并举,以夷制夷是一贯实行的民族政策。东汉的统一战争中,耿氏家族无论从军事还以地理位置上,都对光武帝在与各割据力量的博弈中的胜出起了关键的作用,耿氏家族的作用还远不止如此。

耿食能于大小数百场战役中无一败绩,其军事谋略值得一探。在耿食的用兵中,可以看到心理战、诱敌之术,后世所总结的声东击西、围城打援、骄兵之计、设截伏击等,其中体现了高度机密性、速度性和灵活性等特点。

此外,耿食的用兵还透露着朴素军事辩证法的光辉,像处理战争的主客观问题,兵器的集中和分散的关系、抓住战争矛盾转化规律,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予以相应的策略等。耿食能以弱敌强、以少敌多,从而成功的实现了由敌强我弱到敌弱我强的矛盾转化。耿禽的军事谋略中所体现的思想于朴素的军事辩证法中添加了贡献的一环。

耿氏父子的平边策中透射着的光辉,这体现在以夷制夷的安边策略上,最初由耿国提出,经耿秉、耿藥等耿氏的第三代加以完善并予以实践,为后代耿晔等继承所用,成为东汉一朝惯用的民族策略。耿秉在伐北匈奴前,充分考虑到了东汉边防的各个地缘线,尤其将汉朝廷忽视的西线地缘也纳入考虑范围,并在西线地缘环境中,首先将车师作为“心脏地带”考虑先予以征服。同时,耿氏也重视对“边缘地区”的管理,展现了相当广阔的地缘社会视角。耿氏家族的地缘视角随着不同时期的地缘环境的变化而调整。

从耿秉到耿藥和耿晔任边防职官,东汉的地缘策略也经历了初以乌桓、南匈奴来共同钳制北匈奴到北匈奴政权覆灭后而鲜卑成为东汉北方的威胁时,因而于北部地缘上,汉朝廷所制衡的对象又转为鲜卑。

耿氏家族与少数民族的接触由较为频繁,通过战争、行政管理等方式都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虽然东汉时期的民族融合不甚明显,但耿氏家族通过以战争和行政管理等形式于各民族间互动整合中贡献了一环力量。

探寻耿氏家族的发展脉络,可洞见其家族独特的品格魅力及贯穿其家族且不易为外力所折的家族脊梁,那便是由忠汉气节和尚武精神等构成的耿氏家族的精神世界。同时,作为东汉豪族的一个代表,耿氏的家族精神亦折射了汉代豪族精神世界的细微侧影。

耿氏子孙不仅将崇尚武功作为家族的发展内核,更将守汉节作为其引以为傲的存在。耿恭对汉民族正统观的崇拜演绎出的汉民族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以及耿纪宁折不弯、舍生取义的忠汉气节都是耿氏家族精神的精髓之所在,并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汉代豪族的精神世界细微侧影。

耿氏以恩宠豪荣誉身份,受皇权支配及效忠皇权的特点也较为明显,这也正是耿氏家族始终固守汉臣之心的又一原因。强烈的忠君观念是耿氏家族走向繁盛的主要原因,也是其家最终迈向衰亡的主要所在。耿氏家族的尚武精神、忠君观念、舍生取义的气节,并在尚武精神下衍生出的爱国主义情怀、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以及临危不惧、勇猛果敢的精神共同构成了耿氏家族的精神世界,也是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更是汉代豪族精神世界的主体内容。

经过对耿况家族的各个方面的分析,可以。无论于社会、军事,精神、文化思想,民族关系皆有涉及,并于其中发挥不可置否的作用。论朝政,耿食耿秉等建谋献策,于军事,作为立家优势,家族每个成员几乎参与其中。

于外交,耿秉、耿恭堪称东汉杰出的和融者,文化思想上,耿倉的军事谋略,耿国耿秉的定边思想和策略都对东汉边防和民族政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样,在耿氏精神世界中,耿恭、耿纪所表现出的舍生取义的气节以及尚武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也有一定的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