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是我国著名将领，曾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在战场上横扫千军的将军进入了外交队伍。

1963年，耿飚被中共中央派往缅甸，成为了驻缅大使，从喋血战场到外交风云，这一转变是如何形成的？

内因：将军外交，和平时期打“文仗”

在新中国成立后，缅甸作为非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承认新中国的地位，在1950年和中国建交。

随着新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新中国建交国家数量不断增加，对外交人员的需求日趋旺盛，但中央政府秉持着隔断同国民党旧外交的一切联系，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百废待兴。

此时，中央萌发了建立一支以军队干部为骨干的外交队伍的想法，对于从兵团级干部中选出的外交大使们，周恩来总理当时作出了评价：“一不会跑；二不会怕；三是组织纪律性强”。

当时还是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因此被接到了中南海勤政殿。

毛泽东主席在和他见面时，握着他的手提醒道:“在战争年代，你风风火火，现在搞外交，要加强调查研究啊!”

外交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央对这批“将军大使”非常重视，在当时的领导人眼中，这些人军装搞外交，是要他们去打“文仗”的。

外交部特意举办了培训班帮助将军们更快适应“大使”这一新的身份，除了学习语言、国际形势、出使国家的风土人情等，在最开始还安排了将军大使们去北京饭店学习吃西餐。

当时的北京饭店是一幢五层高的红白相间大楼，有花厅、舞厅、餐厅和电梯，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十分富丽堂皇了。

这一餐洋气又高级的西餐，吃了近三个小时，让在战场上都面不改色的将军们紧张得满头大汗。

一方面对这种和革命不相衬的“奢侈”享受，他们感到不安，另一方面，多数人平时不拘小节惯了，突然讲起餐桌礼仪十分不适应，好几位将军们都表示，这吃饭比攻打碉堡还累人。

但经过数年的外交生涯，他们中有不少人将能深切体会到在这一场又一场的筵席上创造了多少奇迹，见证了多少历史时刻，在这些应酬之下，涌动着多少斡旋、角逐、协议……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后，“将军大使”们迈出了国门，登上了国际舞台，让世界看到了新中国外交官的风采。

耿飚就是一位典型的将军大使，在调任外交部之前，他一直在军队中工作，因突出的政治素质和个人能力，即使接手了新的外交工作他也一样完成得十分出色。

1909年，耿飚出生于湖南醴陵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年轻时他在常宁水口山当矿工，跟随舅舅宋乔生进行革命，在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数次战役。

1950年，耿飚调任外交部，被安排到开业不久的新华饭店居住，睡在酒店的弹簧床上，让耿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耿飚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提过这一段经历，表明他当时虽然睡不着，但也知道必须习惯起来，只有先习惯这些，才能逐渐适应外国的生活，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为了执行中央将其调入外交部的天职，他必须适应。

在外交部中，耿飚最先接触的工作是筹组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该工作停止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公使、驻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随后，在1960年1月，他出任了外交部副部长。

本已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耿飚，为何再度出使，在1963年被派往缅甸担任驻缅大使呢？

外因：缅甸政治权力更新，中国驻缅大使责任重大

缅甸内部政治风云变幻，1958年9月，缅甸的

奈温将军

利用缅甸执政党的分裂，发动不流血政变，成功上位，在他的组织下，中缅两国签订了中缅边界问题协定以及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在条约签订仅三个月的1960年4月，缅甸内部政治权力更新，

吴努

重新担任缅甸总理，重新上任的缅甸总理，希望能前往中国进行访问，并签订中缅边界条约。

重新签订中缅边界条约，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勘界、划界的工作量大，却时间紧迫，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双方尽力完成了相关工作。

在1960年9月底至10月初，吴努和奈温访华期间，中缅边界条约顺利签订，这一艰巨的任务，就是由当时作为主管副部长的耿飚指挥的。

在1961年1月，礼尚往来，周恩来率代表团访缅，在参加缅甸独立节的同时与缅甸政府交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

这在当时可谓是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此次访问缅甸的代表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代表团，不仅没有之前的案例可供参考，相关的组织和协调工作也更加繁重。

耿飚全力以赴，积极与各方协调，进行了细致而周密的部署，在访问顺利结束后，周恩来高兴得当面表扬耿飚，称赞其工作做得很好。

而缅甸内部，其实吴努和奈温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1962年3月，奈温再次发动政变，这次他彻底推翻了吴努政府，组成以他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和革命政府。

不久，奈温高调宣布缅甸将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成立了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实行一党专政，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他大力推行国有化，甚至不惜强行取消私人资本，缅甸的经济一时之间出现了混乱。

奈温同中国的关系一直很好，但在奈温推行缅甸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期，中国并未公开表态，这让奈温颇感不安。

在这种形势下，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3年4月率代表团访问了缅甸，同年6月，以奈温将军为首的缅甸政府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决定和缅甸共产党和谈。

鉴于奈温同缅甸共产党即将和谈，中共中央需要派一位懂军事又了解内情的同志担任驻缅甸大使，前期在中缅两国的高层友好往来中，做了大量工作的耿飚成了此时中央的不二人选。

1963年7月，当中央领导告知耿飚，要派他担任驻缅甸大使时，耿飚虽感到该任务干系重大，但毫不犹豫就接下了任务，他表示:“党派我去，我就去。”

在他即将启程赴缅前，有好几位中央领导都找他谈了话，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因为当时的驻外大使都是长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中央对他们都十分信任，在临行前通常只会有一两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但此次耿飚赴缅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不得不再三叮嘱才放心。

当时，周恩来告诉耿飚，前往缅甸担任驻缅甸大使一事，是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指示，这次阵前换帅，

充分展示了毛泽东等领导人对耿飚的信任，要求耿飚积极支持缅甸的和平中立政策，努力发展中缅的友好关系。

毛泽东特意叮嘱耿飚，要把国家之间关系同党的关系区别开，既不能因为要搞好两国之间的关系就反对别国的共产党；也不能因为支持别国的共产党就干涉他国内政。

刘少奇则给耿飚送去了一封他亲笔写给奈温的签名信，在信中，刘少奇邀请奈温夫妇在方便时再次访华，还重点介绍了耿飚从将军到外交大使的经历，请奈温大力协助耿飚的工作。

耿飚赴缅：中方尽力促和，但绝不干涉内政

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期盼和注视之下，耿飚在1963年9月9日前往仰光履任。

9月20日，耿飚向奈温呈递国书，转交了刘少奇交给他的亲笔信，奈温看过之后，友好地表示一定会做到刘少奇信中提到两件事，让耿飚以后有事，随时找他沟通。

这次的见面为之后的外交工作开了一个好头，此后奈温和耿飚之间，有过几次重要的谈话，奈温也逐渐对耿飚提及了一些他的内心话。

奈温认为当时的缅甸，需要解决土地问题，工厂等生产资源被握在资本家手中是存在危险的，耿飚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向奈温介绍了中国过去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促进了双方之间的友谊。

之后，便是此次耿飚出任大使，需要促进的重头戏，缅甸政府与缅甸共产党之间的谈判。

该谈判在早期还是比较顺利的，缅甸共产党在和谈之下，影响和势力都有所扩大，形势大好。

但是缅甸共产党的这些发展，引起了缅甸政府内部革命委员会的担忧，加上在过去的内战之中缅甸军队和缅甸共产党存在一定的旧怨，革命委员会的态度开始越来越强硬，逐渐提出一些苛刻条件。

奈温再次会见耿飚时，提出了想请耿飚作为说客，让缅甸共产党接受政府方面提出的和解条件。

对于奈温的请求，耿飚的回答意义重大，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酿成大祸，但耿飚回答得有理有据、进退得当；耿飚在回答中表明了以下态度：

一是他可以邀请缅甸共产党的相关人员来使馆交谈，促进他们的和平谈判，但不会干预谈判双方之间的内容和条件。

二是中国共产党和缅甸共产党之间是平等的，中方不会也不能要求缅甸共产党按照中方的意见谈判；总的说来，

中方支持他们和谈，但绝不干涉内政。

这一答复十分中肯，得到了奈温的理解，他不再追问，反而是感谢中国政府对缅甸国内和谈的支持，以及表达对中国立场的理解。

虽然缅甸政府和缅甸共产党的谈判过程并不顺利，但中国在其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缅之间的友好关系并未受到和谈不顺的影响，两国高层保持着互访，友好关系继续深入发展。

1964年7月，周恩来对缅甸进行了一次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访问，该访问是按照毛泽东的一项重大决策安排的，而毛泽东的决策又是根据耿飚反映的缅甸形势动向作出的。

在此之前，耿飚曾以驻缅甸使馆名义，多次向国内紧急报告了缅甸政局的新动向，他认为结合实情来看，缅甸有发生突然事变的可能性，建议通过适当方式提醒奈温注意安全。

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因为当时受越南战争影响，东南亚形势十分紧张，而奈温是当时中国邻国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华友好的领导人之一，西方国家持续对缅甸施压，缅甸确实有可能会突然事变。

在此情况下，维护中缅友好、保护奈温安全是有重要意义的。

随后，耿飚根据国内领导人的指示约见了奈温，向他表明了来意，并表示如果他有需要，中国领导人可以到仰光来，随后两人又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多次会谈。

在7月7日的会谈上，奈温表示，为了对该事进行保密，前来访缅的周恩来等人，不需要特意前往缅甸驻华使馆办理签证，一切相关手续都可以等到他们到了仰光后再办理。

仅用了两三天时间，周恩来和陈毅一行便抵达了仰光，当天下午就和奈温等缅甸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接下来的数天里两国领导人多次就相关事宜进行了会谈，周恩来等人和缅甸的领导人诚恳地谈了对缅甸国内问题的一些意见。

这次的访问，让奈温深受感动，进一步巩固了中缅之间的友好关系，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谊也日渐深厚。

1965年7月，奈温在耿飚的陪同下，首次以缅甸国家元首身份访问中国，中缅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峰。

耿飚在重任之下出使缅甸，为促进中缅友谊与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缅甸方面的高度认可。

受到多方认可，挺直腰杆干外交的大使

驻外工作期间，耿飚依旧如同军人一般严格遵守纪律，在聆听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教导之余，勤于结合现状总结自己的工作。

曾和耿飚共事过的宋登华曾提到，在驻瑞典大使馆期间，耿飚大使是使馆里唯一能做到绝对守时的人，军旅生涯让耿飚养成了“对表”的习惯，他坚决不在外交场合迟到一秒钟。

他将自己的外交工作心得撰写成了《十年外交工作经验总结》，在这篇总结中，他提到使馆应在做好驻在国的调查研究工作后，通过外交活动宣传自己、争取朋友、扩大影响和展开斗争，并在这个过程中收集和争取新的材料。

曾在外交界叱咤风云的唐家璇认为耿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挺直腰杆干外交的大使。

2000年6月23日，耿飚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新中国成立前，耿飚戎马半生，一心为百姓，新中国成立后，耿飚出使多国不辱使命，他为中国做的贡献，值得世人铭记。

参考文献：

《简析新中国大使构成（1949-1993）和外交官选拔标准——以将军大使耿飚为例》，外交学院；硕士电子期刊出版信息：年期：2015年第11期

《耿飚出使缅甸二三事湘潮》2009，(08)

《走出国门的“将军大使”》档案时空.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