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的原因有一堆，但要排个顺序的话，李自成起码是十名以外，他可没那么重要。

李自成属于一个群体，群体的意志不会改变，推翻明朝的目标也不会改变。没有李自成，这个群体也会产生其他代表性人物，就像李自成取代上一任闯王高迎祥那样，而被其他人取代。

说李自成这些农民起义军是被土地兼并搞起来的，这个说法不错，但是太宏观了，宏观到任何一个王朝崩溃联系上土地兼并，都不能说错。但土地兼并又和明朝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完蛋，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是宏观层面的表现。

另一个方面来说，对于土地兼并，地主阶级才是“始作俑者”，是“直接参与者”，而官府机构和统治者不是主要参与者。但事实却是起义军却旗帜鲜明的针对官府，即所谓的“杀官造反”，而不是鲜明的针对地主，你肯定没听过“杀地主造反”的。当然，为了抢夺资源，地主的遭遇也不会好，但杀害地主往往不是第一选择，甚至不乏农民起义本身就有地主阶级的参与者。

明末这帮“起义带头人”，大都不是专职搞农业出身，高迎祥是马贩子，李自成是驿卒，张献忠是边军，如果说是因为失去土地而搞事情，这些人明显不是意愿最强烈的一批人。

能把他们绑上农民起义的“战车”，旗帜鲜明的反抗明王朝的原因就是“征税”，所谓的“皇粮国税”，重税，暴税，苛捐杂税。有了这一点，他们才能聚集大批农民军跟随的原因，直接把反抗目标指向官府，确认是官府剥夺了他们生存的希望。起义军的口号再明白不过了，“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乱世重税才是压死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什么这么说？正常情况下，遭遇天灾的农民，不会直接把问题指向统治阶级，他们会逃亡，会乞讨，会骂老天爷，甚至会卖儿鬻女，沦为盗匪，但天灾是不可抗力，谁都无能为力，不过这时若有落井下石的群体，很容易成为发泄愤怒的对象，“皇粮国税”恰恰是强制性的，不可避免的，若遇上苛捐杂税的嚣张皂吏们，火药桶直接就爆了。

追溯明末农民起义，最早是陕北王二起义，陕北连年灾荒之下，官府增赋逼税，引发大量民怨，王二、种光道等人聚灾民数百，于白水县杀县令，开粮仓。这番举动瞬间点爆陕西农民起义的浪潮，不到一年时间，陕西境内的起义军达一百余部，王二事件显然不是孤例，朝廷重税也不会针对一个地方。

按说农民军作乱，派兵镇压即可，只要军队给力，也不是没可能，但这就是明末的“死局”，军队也不给力。明末边军欠饷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农民军里有不少本来就是官军欠饷哗变而加入义军的，甚至不少骨干分子都是边军出身，如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王自用等人，都有边军的经历。

明末乱局的套路就是，本身农民就吃不上饭，又遇见逼税逼捐的，索性暴起反抗，暂时想稳一手的，去参军，但参军又不发饷，要么选择逃亡，要么又是暴起反抗，反抗的就得去搞起义，选择逃亡的，没吃没喝也走不远，大概率被裹挟进起义军。明末本来就缺钱缺粮，官府镇压农民军，就会加重各地征税盘剥，吃不上饭的人就会更多，起义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不断引发连锁反应，直到这个模式扛不住，最后推翻这秩序。

这个糟糕的模式下，有没有李自成，重要吗？

最后插个题外话，明末这种类似的“死局”，有个汉朝的“昏君”用个“昏招”，算是临时解决了，因为汉末也是天灾人祸不断，还有瘟疫横行，张角趁机搞“符水”治病驱瘟而崛起。这也是内有“百万黄巾”，外部还有十万羌兵作乱，入侵三辅，朝廷也是缺钱缺粮，贪腐横行。汉灵帝的“昏招”就是“你贪不如我贪”，朝廷批量卖官，上至朝堂，下至县令，无所不卖，强力的“饮鸩止渴”配方，但这也有了钱去聚兵平定黄巾之乱以及羌乱，算是临时维稳，当然汉朝最后依然是扛不住内乱而结束了，但却是以另一种方式结束的。

明朝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哪怕是临时续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