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是史学研究的主体，史学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史家的努力与贡献，“作为史学研究的主体，史家自身素质的好坏、修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史著撰写的质量，影响到史学的发展”，因此，史家自身的修养问题一直以来都被史家所重视。

先秦时期，孔子提出“书法不隐”的“良史”说；南朝刘勰提出“素心”说；《隋书?经籍志》提出“博闻强识，疏通知远”的史家修养论；唐代刘知幾总结、归纳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才、学、识的“史才三长”论。作为明代著名的史学家兼政治家，卜大有十分重视史家的修养问题，《史学要义》中反复强调“博学多识”、“公心直笔”的史家修养论，二者构成卜大有对史家主体修养的要求。

“博学多识”

博学多识”是指史家的知识素养问题，要求史家要广闻博识，拥有丰富的知识。有关史家学识修养问题在古代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孔子是历代史家之典范，因孔子以博学著称，于是“博学多识”也成为了历代史家根深蒂固的治史观念，成为史家读书治学和修养上追求的目标，史家们常常以此勉人励己。卜大有《史学要义》始终贯穿着对史家“博学多识”的学识追求。

卜大有认为史家修史一方面是辨明正统，弘扬王道；另一方面是从历史中寻找治国治民的方案。故史书内容既要充实又要广博，为史者要想胜任如此重大的史学工作，不仅要有广博精深的专业知识，还要熟悉的掌握各类知识，会通百家，这样其作才能囊括古今，全面地反映历史。他引郑樵之说，用当家之妇不做早、晚饭，“专鼓唇舌”，即使得胜，也无法“肥家”来比喻修史者，认为史学是国家重要的法典，如若修史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必定不能写出优秀的史著。

接着，卜大有引曾巩之说，再次强调，认为史家作史是记载“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以为后世之“法戒”，故作史之人必须为“天下之才”，即要求史家有适合天下之用的理论，有通晓难得之意的智慧和才干，有阐发难显之情的文采和表述能力。他引何乔新之言，指出如若史学所托非人，史书兴败、成坏之迹将晦而不彰，史学难以成为后世之“法戒”。

卜大有辑录陈氏之言，举唐史官所托非人为例，认为唐朝史官所托非人，从而致使史书记载失序，唐朝三百年兴衰成败的历史事迹晦而不彰。由此说明，史官知识素养直接影响着史书的质量和好坏，同时也是史学能否发挥治世功能的关键，优秀的史家须“博学多识”。

卜大有把“博学多识”的知识要求视为史家治学、撰史的重要修养，他指出诸多能在史学上做出巨大贡献的史家都是“博学多识”之人，强调史家在史学上的造诣，得力于知识上的修养。他引司马迁之言，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指出司马迁《史记》的巨大成就与他博学多识分不开。

认为博学是班固著成《汉书》的重要因素之一，强调班固之所以著成《汉书》与其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和博通各种书籍等有密切关系。又辑录陈寿之言，云：“范晔，字蔚宗，……少好学，善为文章，能录书，晓音律。”强调范晔博学多识，书乐兼通，认为《后汉书》的编纂与范晔博学多识息息相关。

由此可见，史家的史学成就得益于“博学多识”的学识修养，一位有成就、有远见的史家，必须是位“博学多识”的史学通才。史家如果没有广博精深的专业修养和会通百家的学识，他便无法完整地展现历史，其作品亦无法在史学上占有一席之位。正所谓“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

总之，作为崇尚“博学多识”的史家，卜大有要求史家要“博学多识”，认为这是史家著述必不可少的条件，指出史家只有“博学多识”，其作才能囊括古今，全面地反映历史。强调历史上大有成就的史家都是“博学多识”之人，他们在治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受“博学多识”思想的支配和影响，由此实现“博学多识”的目标，创作出不朽的历史著作，在史学领域独树一帜。

“公心直笔”

“公心直笔”是指史家修史的态度，也就是所谓的“心术”问题，是史书撰述的要求亦是史家遵循的作史原则，中国史学史上历来十分重视史家“公心直笔”的精神。先秦时期孔子强调史家“书法不隐”，并将它作为良史之准绳。此后历代史家反复强调“公心直笔”的修史原则，反对曲笔晦饰的不良作风。

卜大有《史学要义》发扬了“公心直笔”的精神，书中处处透露出卜大有对“公心直笔”的追求。他辑录李延寿之语，指出：“史官之立，其来已久，执简记言，必资良直”，强调史家修史需遵循“秉笔直书”的原则，不受权势所左右。

卜大有对“公心直笔”地强调与他对明代史家修史弊病的深刻认识分不开。北齐时期开了官家修史之先声，唐初官修正史制度正式形成。官修制度的产生，体现了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但官修制度的实质是统治阶级从文化方面加强封建统治的结果，这成为阻碍史学发展的严重问题。特别是在明朝中后期，由于各种因素交相影响，一方面致使明代实录“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

且也序爵而不复考贤，避功而巧为避罪。”另一方面，使得明代“无国史，以列帝实录为史”。故时人一再感慨“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卜大有在官场多年，深刻认识到实录不实，国史难求己成为明代史学的大患。

因而，针对时弊，《史学要义》中大有从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强调国典无成与史书失实的种种原因。

从客观方面讲，首先，众家修史造成国典无成、史书失实。

认为一家修史是修成国史之重要因素，鲁之左丘明、汉之司马迁、晋之董狐、齐之南史之所以能够“立言不朽”，是因为史出一家之修。指出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史，因而每记言书事，都要“阁笔相视，含豪不断”，且众人观点难以统一，因而造成国史失实，国史不能成。如《宋史表》记一事而先后不同一人，就是由于“修之者非一手”所造成的。

第二，权势的干预，致使国史失实。

“中国古代的史学和政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史书可以彰善瘅恶，可以考论得失，可以以鉴将来，由于它对政治统治发挥着重要作用，历代统治者对史学都非常重视。这种重视一方面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与兴盛，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统治者对史学的干涉。”统治阶级委任大臣监修国史，为了逢迎权贵，部分史家用曲笔取媚君王，导致国史失实。

例如：卜大有引刘知幾之说：“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劭，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指出孙盛实录不惜歪曲历史事实，任情采用曲笔来吹嘘赞扬给予自己恩惠的王劭。卜大有又引宋祁之论，指出唐朝景龙时期武三思、张易之等监修国史，众史官“阿贵朋佞”，导致国史失实，“吴兢在长安景龙间任史事时武三思、张易之等监领，阿贵朋佞，酿泽浮辞，事多不实。”

再者，由于权势的干预，历史上诸多史家常常因“据事直书”而遭迫害，卜大有辑录韩愈之说，认为孔子、齐太史氏兄弟、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陈寿、王隐、习凿齿、崔浩、范晔、魏收、宋孝王、吴兢等诸多“据事直书”的史家皆因如实记载历史而遭遇祸害，故部分史家因畏惧而不敢轻为国史，部分史家为了“明哲保身”不惜歪曲历史，致使国史失实。

第三，经典约束所致。“无规矩不成方圆”，中国文化传统讲规矩程式，无规矩不足以成方圆，史家撰史也必须遵守一定的规范。

史家遵守何种规范？卜大有引刘知幾之言，《尚书》的疏通知远，《春秋》的惩恶劝善，《史记》的退处士进奸雄，《汉书》的抑忠臣饰主阙，都成为了良史的准则。

尤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典籍成为中国古代的经典，后人对儒家“六经”与孔子言行争相模仿，甚至盲目崇拜，故历代国史“其流出于《春秋》”，刘歆《七略》、王俭《七志》、司马迁《史记》等无不如此，受儒家经典的约束，导致“后之为史者，欲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不师《尚书》、《春秋》之意，何以为法”，甚至“贤人著书，尊避圣人”。显然，史家撰史一味依附经典，从而导致国史难成，同时由于经典约束，史书纲常伦理思想极为严重。

从主观方面讲，首先，个人好恶导致国史失实。人的喜好不同，对同一事物，往往也褒贬各异，所谓“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言语鉴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对自己厌恶的事物评价极低，而过高的评价自己喜爱的事物，有时甚至吹嘘拔高。例如史学大家郑樵对司马迁与班固的批评就有这种偏颇。

郑樵认为司马迁《史记》“上稽仲尼之意”，融汇六经之言，强调《史记》是继孔子《春秋》后的一部佳作，给予了司马迁极高的评价。但他认为班固是“浮华之士”，指出班固没有任何学术，专做剽窃之事，甚至强调司马迁是龙，班固是猪，班固、司马迁不可同日语。郑樵以通史标准评价班固，对班固进行人身攻击，企图从人格上彻底否定班固，这一评价太过苛刻。可见，由于个人好恶，史家撰史过程中或拔高、吹嘘自己喜爱的史家、史书，或贬低甚至全盘否定自己不喜的史家和史书，导致国史失实。

其次，个人心术学识影响史书的编纂。卜大有赞成文徵明之言，云：“作史之难也！心术有邪正，词理有工拙，识见有浅深，而史随以异，要在传信，传著不失其实而己。”认为个人心术邪正，词理工拙、识见浅深都会影响史书的质量。他引陈师锡之说，指出五代史官由于文采、道学等不足，致使五代兴废存亡、奸臣贼子、忠臣义士等事迹不传于后，导致后来研究者没有史料可以参考。

由于史家的学识心术关乎着史学的发展，故卜大有强调史家既要博学多识，同时心术必须端正。他辑录薛应旃之言，强调“修史在于得人。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认为修史在于得人，有史学而无史识者不可用，有史学而无史德者亦不可用。

可见，由于外界与自身因素的影响，史家修史过程中曲笔讳饰，导致历代实录不实，国典无成。故卜大有引班固之言感慨说：“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认为封建时代的史学工作者能做到“公心直笔”不易，他们往往冒着杀头的危险，指出如司马迁般“博物洽闻”之人都无法明哲保身，更何况其他史家了，由此可见“据事直书”之难。

尽管卜大有一再感慨“实录难求”、“作史之难”，但他仍极力倡导“公心直笔”论，认为国家置史的目的是为了探究“是非得失、兴坏理乱”的缘由，以此作为后世之“法戒”，强调史家虽“不有人祸则有天刑”，但也要“秉笔直书”。只有据实直书，史书“劝善惩恶”功能才能达到。他引柳宗元之说，曰：“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如亟去其位。……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卜大有强调史家撰史必须不畏强暴，不受权势和个人爱恶的左右，如实记载历史事实。他阐述的“公心直笔”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治史的态度，它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方面指史家著史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指史家著史不受个人因素的影响。强调史家要想“实录不隐”，必须正确处理好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排除个人感情及外界的干扰。只有这样史家才能识别真伪，如实记载历史。

结语

综而观之，“博学多识”与“公心直笔”是卜大有强调的史家修养论，他倡导的史家修养问题包含着两个层面的要求：一是知识层面的学识修养，即“博学多识”；一是道德层面的道德修养，即“公心直笔”。对于史家来说，具备了“博学多识”的学识修养才能整体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具备了“公心直笔”的道德修养，才能如实地记载、还原真实的历史。“博学多识”、“公心直笔”二者缺一不可，史家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两方面的要求，才能够在史学领域有所建树，立言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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