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战火频繁，皇帝为何变得“佛系”，“求助”僧兵还“送官”？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语出唐代诗人杜牧的《江南春》一诗中。诗里讲到了南朝之时，在王公贵族的倡导之下，皇室贵胄们建造了非常多的佛寺。由于战乱不断、烽烟四起，人们愈发需要新的精神支柱；这时候佛教便成为百姓脑海里所需要的。
正是因为佛教的受欢迎，佛寺和僧侣的规模和数量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朝廷便设立了僧官制度进行规范。但是，这样的一个本来应该是方外之地的佛寺，是如何和政治挂上了钩；十六朝时期僧官制度的建立又有着怎样我们所不知道的的原因呢？
一、十六朝时期，佛教势力迅速发展成为一股需要管控的力量
（1）佛教势力发展成为了朝廷所不能忽视的社会势力
十六朝时期，各国之间征伐不断、战火频繁。百姓生活艰难，经常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状态。十六朝时期虽然是第一个战乱频繁的时期，但是动荡的环境下也蕴藏着文化的繁荣。佛教的理论成为了这个时代百姓的精神寄托。一些活不下去的人便选择了加入当时还算过得去的佛寺之中，这使得佛教信众的规模在短时间内急速增加。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演变，十六国时期佛教已发展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寺院更是豢养有专属的僧兵，这样的私人武装力量便成为了统治者所忌惮的。讲到僧兵，我们所熟悉的便是电视上《少林寺传奇》中所讲到的那些武功高强的少林僧兵们。
那么要养活这些僧兵需要的物质基础，便自然而然的浮现出来了。十六朝时期的佛寺基本有着属于自己的田地，并且佛寺周围的山林都是属于某一座寺院的。凭借着这些土地和田产，他们有着足够的资本养活僧人和僧兵，并且在当时王公贵族的俸养之下，寺院甚至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财富。这样一个要钱有钱、要人有人的社会势力，怎能不引起朝廷的忌惮。僧官制度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应运而生。
（2）佛教乱象频发，亟待相应制度治理，
十六朝时期，寺院和僧尼数量猛增，一些僧尼从事经济经营、参与社会事务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些佛寺凭借着丰富的田产从事商业经营，土地收租等活动。他们通过这些方法来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不仅如此，更是与原来的世俗地主发生有强烈的矛盾，对于世俗地主的统治产生一定的威胁。
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一些僧侣无端破坏世俗制度甚至引发伤人害命的事情。僧尼伪滥秽杂、违戒犯律的情况日益严重。针对这种状况，教团本身和封建官府都在积极寻求有效治理僧尼的办法，现实的乱象亟待一种合理的官方制度来管控。僧官制度便成为了这个时候的最好的选择。
二、僧官制度：政教合一的设想，国家政治与宗教相结合
（1）统治者谋求政教合一，梁武帝舍身佛寺
十六朝时期，由于政治动乱，国家之间相互倾轧、征伐。不少野心勃勃的统治者，妄图通过这样一个方法来实现统一的目的。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梁武帝萧衍几度出家佛寺。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萧衍企图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实现形象转型，把自己合成为佛家的圣人。这样一个佛教发展、信徒众多的黄金时期，梁武帝萧衍的做法无疑为他收拢人心，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十六朝时期，各国皇帝便从这一方面获得了政教合一的国家建设想法。通过佛教对人们的教化，结合在政治方向上的发展，实现政教合一的目的。作为皇帝，本来就是神的代言人；而通过宗教又将自己置于人们信仰的至高地位。这样的操作能够给当时身处战乱、在企图寻求精神寄托的平民百姓以极大的信心。
僧官制度便是政治和宗教结合的产物，这些僧人有着政治上的地位，同时又为政治的提供了神秘的光环加持。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僧官制度，便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政治架构思想。其次，僧官自带的教化作用也愈发明显。这些有着极大号召力的僧侣团体，能够给予政权来自超自然力量的秩序维护。
（2）僧官制度带来了超自然力量的加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佛教的理论中包含有轮回、往世、极乐等，赋予了僧官制度以超自然力量的加持。因为这些僧官制度下的僧人，不仅仅是理论的研究者，更是人们在意识上所认同的传达者。他们通过这些理论来传达人们所需要的心理慰藉等，不仅如此，升官之路更是能为当时十六朝时期的动荡社会带来一些安稳的因素。它强调大家要忍耐、顺从等，对于身处在乱世的人来说，有了一个精神抚慰的途径。
十六朝时期，动荡的社会证据要求皇权的统治者需要一种精神工具来安抚百姓的民心，引导民众归顺。僧官制度恰恰好能够为佛教的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条件，从而促进这一手段顺利实施。佛教所代表的超自然力量，直接影响到了相关制度，这是在当时人们意识里的一个共识。
毫无疑问，这样的共识对于被现实生活糟蹋的百姓来说，有着极大的抚慰作用。此时，十六朝时期发展起来僧官制度，便是在那个时候政权之下的宗教外衣。因为有着这样的存在，为十六朝时期的政权增加了稳定性。
三、缓解多方矛盾的需要，同时稳定国家赋税收入
（1）僧侣团体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有待处理
十六朝时期，佛教广为流传；佛教势力群迅速上升，僧侣、佛寺的数量也激增，这使得这些僧侣的力量开始壮大。他们凭借这些优势，逐渐发展起了自己的一些商业型团体。但是这些僧侣力量的兴起，大多数影响到作为统治主力军的地主阶级的地位。
之前我们有提到佛寺周围的田地和山林都归寺院所有，这使得一些僧侣从事商业活动时，需要的劳动力便会和地主阶级发展自身势力所需要的劳动力之间产生矛盾冲突。这样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矛盾便在此时诞生了。这下引起了当局一些大地主的反感，便需要对此进行相应的处理和正确的规范引导。
僧官制度对于这问题便有很好的说明，要求这一些些群体之间对于，不论的处理有着正确的方式。他们也必须和地主一样缴纳固定的赋税，以及世俗地主所必须应对的一切皆是同等对待。这个情况下，对于缓解地主和僧侣团体之间矛盾有着极大的作用。
依靠这样一套系统的相关制度，实现了管控志愿经济的发展的目的，同时又有利于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缓解封建地主阶级与僧侣团体之间的矛盾。通过这样的僧官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宗教管控的同时，也对于思想潮流的控制和引导，这无疑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同时矛盾的处理，促进了相关制度的发展。
（2）有些人借佛教躲避赋税，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在十六朝时期，佛寺享有一个特权，那就是免除赋税。在这样的情况下，便有人开始钻制度的空子。在这个时候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为了逃避赋税而选择加入佛教的。随着这些人群体数量规模的增加，甚至开始动摇了国家税收的根基。为此，僧官制度里明确表提高了僧人受戒剃度的门槛，很大程度上能够减少这些钻制度空子的人。
不仅如此，这里甚至有些地主阶级和，佛寺之间相互勾结，以实现躲避赋税的目的。发展到了一定时间，这些大地主躲避赋税，从根本上开始动摇了统治的根基，这使得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进而限制这样情况的发生。
通过僧官制度建立相对严格的发展方向，对于佛教的管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这也确保了世俗与宗教之间保持了一定的合理关系，稳固了国家的发展。毫无疑问的是，僧官制度在这一个时代里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结语：
在中国的历史上，宗教文化的发展向来与时代潮流相结合。这一情况是始终不变的，十六朝时期僧官制度的发展，是宗教繁荣的表现，同时也是政治环境所造就的。对于魏晋时代之下的发展，宗教和百姓都有着自身的特点；与此同时，又是这些因素的出现，推动了僧官制度的发展。
但在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给人们灌输了精神迷药，让他们沉迷其中。语言上的巨人终究抵不过现实的要求，这是我们后人所应该重视的。文化的熏陶是必要的，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选择认命的原因。强者追逐命运，时代造就强者。
参考书籍：
《晋书》
《三国志》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