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制，举人赴京时应礼部试者皆须投状，就是想要考进士的，都需要先去礼部填写一份包括自己的姓名、籍贯、父母身份等的“书状”或“投状”，相当于现在的“考试报名表”。如此，而后对于考中了一甲第一名的人，就称其为“状头”，意思就是“投状”的第一人，之后又因人们习惯称名列第一者为“元”，因此就有了“状元”的称呼。

封建时代，朝廷选拔官吏曾历经数次的改变。初，先秦时期以“世卿世禄”制，即贵族垄断朝廷的官职，世袭罔替，父死子继。后，秦至汉初，又主要以“军功爵制”来任免官吏，谁的战功大，谁就有机会做大官。汉武帝时期后，又逐渐以“察举制”、“征辟制”来选拔官吏，前者就是由地方官吏推荐所在地的人才，由州推荐的称为秀才，由郡推荐的称为孝廉。后者就是由朝廷直接任命某个人为官。

后到了三国时期，魏又采用了全新的“九品中正制”来选拔官吏，即由朝廷派人前往地方根据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然后根据考核人员的评定，将其分为九品，后就根据品级来相应的任用。自此，“九品中正制”直至延用至隋初。

当然以上的选拔官吏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真正的寒门子弟根本无法通过这些方式来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就如“九品中正制”，它的结局就是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可以说寒门学子在隋之前，那就是永无出头之地。

直到隋后，随着“科举制”这一用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的出现，寒门学子也终于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科举制”的优点除了用考试来选拔人才外，与隋之前的选拔官吏制度相比，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允许士子自己报名参加，而不用再依靠官员的举荐和考察，只要你认为自己行，那你就可以参加。

因此，随着隋开科举，唐对科举的完善，“科举制度”就成了封建时代寒门学子得以跻身仕途的唯一途径。

随着朝廷在选拔官吏上对于整个天下学子展开了怀抱，无数人为之趋之若鹜，更有甚者为其付出了所有。他们数十年的寒窗苦读，为的就是金榜题名，为的就是光宗耀祖，为的就是效命于帝王家，为的就是以文入仕，出将入相。“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就是读书人穷其一生都想达成的目标。

而在这让人无数学子疯狂的“科举考试”中，最让人疯狂的无疑是那科举的最高称号，也就是被号位“大魁天下”的“状元”。

一旦进士们在科举中夺得“状元”的名头，他们就能立刻跻身于官宦之列中，或为或翰林院修撰，或著作郎、秘书郎，或掌修国史，或做天子侍讲，总之就是天子门生，荣耀一时无人可与其争锋。

之后凭借着状元的身份，只要他会做官，会做人，会交际，他的前途将是一片光明。如在唐朝，有史可考的29位状元中，就出现了5位宰相，8位尚书。又如清朝114位状元中，就由20位列一品以上官职，又有50余位官至总督、巡抚和布政使等地方显赫要职。

正如宋朝理学大家吕祖谦所言：“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作为进士科的第一名状元，他自然更是显赫无比。如明成化二十三年状元费宏，20岁中状元，不到40岁就三次入阁为相。又如宋太平兴国二年状元吕蒙正，33岁中状元，不到六年的十年就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可以说，状元的起点就注定要比他人高，如果会做官，升官的速度那是让人难以想象的。

当然也并不是每位状元都能走上人生巅峰的，毕竟不是说都能做好官这一职业的，所以也有部分状元最终是碌碌无为的如清康熙三十年状元戴有祺，他因政治能力太差，最终只以区区儒学训导的小官致仕。 又如乾隆三十六年状元黄轩，虽是个好官，但运气不佳，最终生前只做到了道员一职。

不过不管状元后来的前途如何，状元的难考是肯定的，正如苏洵所说“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作为从童试、乡试、省试、会试、殿试爬出来的最后的胜利者，他当之无愧是那一代的最强者。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考到满头白发还在童试上摸爬滚打的人那是屡见不鲜的，因此考取状元的难度可见一斑。

所以若问这等难如登天的状元之位等于现在的什么学位，我只能说是没有，目前在文学方面学位最高的恐怕就是文学博士了，但是显然现如今的文学博士是绝对无法与封建时代的状元比的，那个时候即使就是进士，恐怕文学造诣也要比文学博士高吧，更何况是状元呢？

所以如果要做出对较的话，我只能说瑞典文学院院士这样的人应该才能与状元相比较下。也就是古代的状元是能博士的老师一般的存在。

古代大多数的状元的文化水平和素养都是非常之高的，作为当时最强的存在，他们对诗赋、经义、四书、五经、试帖诗，及琴棋书画完全就是信手拈来，且篇篇在当代都能被誉为是精品。

可以说当时的状元其文学造诣恐怕就是当代的文学大家也比不上的，如同明正德六年的状元杨慎，他十一岁就能做诗，十二岁就能拟作《过秦论》。又如同唐开元十九年状元王维，他被誉为“李（白）杜（甫）而下，当为第一”的诗赋大家，这样的状元天才的事例在封建时代的史书中那是屡见不鲜的。

所以如果把这些状元放在当代，我想在文学的成就上，恐怕这世间少有匹敌者。就是如此，当个文学博士的老师那是绝对绰绰有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