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过去，人们称一县的长官为“县官”。

这个官不大，通常为七品，所以民间称之为“七品芝麻官”。

然而，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在秦汉时代，“县官”这个称谓却非比寻常，曾作为皇帝（天子）或朝廷的代称。

七品芝麻官

例如，《史记·周勃世家》载：“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事连污条侯。”

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史记索隐》注云：“县官谓天子也。”

又如，《汉书·霍光传》载：“（霍）禹曰：‘我何病？县官非我家将军不得至是，今将军坟墓未干，尽外我家，反任许、史，夺我印绶，令人不省死。’”

三国曹魏时人如淳注曰：“县官谓天子。”

据有关学者统计，“县官”一词在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大量出现，如《史记》中（含注）共出现36次，《汉书》中（含注）共出现82次，《后汉书》中（含注）共出现28次。

这些文献中的“县官”大多数指皇帝（天子）或朝廷，仅个别情况下也指郡县之县的官府或官吏。

秦始皇

那么，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称皇帝或朝廷为“县官”呢？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因为“不敢斥言朝廷，故以县官称之”。即认为直呼皇帝或朝廷是不敬的，所以用“县官”作为规避语。

不过，即便这种观点成立，也依然没有解答：何以要用“县官”来规避直呼皇帝或朝廷。

对此，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指出：“所以谓国家为县官者，夏官王畿内县即国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

此说应源于《礼记·王制》郑玄注：“县内，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周亦曰畿。”

郑玄认为，夏代的制度称王畿为“县内”，到了商代和周代则称“畿”。司马贞则进一步指出，“王者官天下”，所以称天子或朝廷为“县官”。

汉武帝

称王畿为“县内”是否是夏代的制度，我们今天已无法考证。不过，据学者们的研究，“县”的来源应当是很古老的。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春秋时代的县》一文中，就对春秋时各国的县制作过详细的考证。他指出：“楚、秦的县直隶君主，晋、齐、吴的县多是卿大夫的封邑”。

也有学者检索统计了历史文献中的“县官”一词，发现从先秦到汉武帝，“县官”一词主要与财物收支有关，如上文所引《史记·周勃世家》中的“庸知其盗买县官器”。

该学者推测，由于（秦国及楚国的）县直属于君主，长官由君主直接派遣，县的税收也收归君主，“县官”遂成为君主财政的代名词。很可能置县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君主征税。

也就是说，在汉武帝以前，“县官”指的是少府掌管的皇帝（君主）财政；从汉武帝以后，“县官”的内涵开始发生变化，逐渐成为皇帝或朝廷的代称。

《礼记·王制》

也有人认为，“县官”源于战国时期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的“赤县神州”说。既然将中国称为“赤县”，皇帝自然便称为“县官”。

对此，有学者通过考证历史和出土文献，认为“县官”并非源于邹衍的“赤县神州”说，而是源于《礼记·王制》天子居县内(王畿)、官天下的王制理论。

该学者认为，以“县官”称天子或朝廷的制度始于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其来源便是王制理论。

按《礼记·王制》的说法，四海之内为九州，天子居中央的一州，称“县内”，县内也称作“甸”；县外的八州也称作“采”，王设方伯进行统治；九州之外是“流”，是王统治之外的区域。九州加流就构成了四海。

这便是《礼记·王制》所构架的世界。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依照这一王制观念，将新王朝和自己的帝室取名为“县官”，意为自己从诸侯国君升格为天子，成为居住在县内（王畿）统治天下的官。

《礼记·王制》四海九州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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