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帖木儿帝国之后中亚地区就已然是贫病交加,而俄国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中亚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并与世界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除了经济衰退外,文化、思想和社会风尚也出现停滞和倒退,无知、文盲和道德败坏充斥着整个中亚社会。
然而伴随中亚人千年的伊斯兰宗教教育却因为其落后的教学而对当下的困境无能为力。
中亚社会的贫困
帖木儿帝国灭亡后,中亚三大汗国之间的冲突使得中亚的政治和社会长期不得稳定,即使在俄国入侵前夕,这种情况也未改变。
俄国中亚史学者巴托尔德曾说过:“与中世纪相比,19世纪的突厥斯坦是穆斯林世界中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19世纪末期,随着沙俄在中亚建立军政一体化的殖民体系后,由于殖民压迫,中亚传统社会难以实现自我更新并陷入停滞,进而加剧了中亚地区原有的贫困与落后。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亚地区因纳入俄罗斯帝国的统治而产生了深刻的经济转变。
俄国的统治给中亚的经济与基础设施带来了现代化因素,中亚相继出现了邮局、银行、贸易站、法院和铁路等,不过在此需要提及的是这些现代化设施基本只存在于各大中亚城市的俄国区。
具体就拿路灯的例子来说,1909年底,塔什干城市共有376盏路灯,而俄罗斯城区占了319盏。
俄国所带来的现代化因素对当地人民的积极影响十分有限,并非所有中亚居民都能享受到现代化因素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
相反,现代化因素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中亚地区微弱的商品货币关系得到了快速发展,俄国商人、高利贷者、资本家竞相涌入,他们在中亚办工厂、建立棉花种植园和大农场、开银行和发放高利贷。
至19世纪80年代,中亚经济已很大程度上处在俄国和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
而这造成本地经济由自给自足的经济转变为一种依赖于俄罗斯帝国经济需要的殖民地经济,使中亚完全沦为俄罗斯帝国的原料生产地。
棉花加工业的崛起促进了商品和货币关系发展,而这却使当地居民产生分化,导致许多当地人贫困甚至是卖地偿还债务。
由于棉花种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以及资金,而很少有农民能负担得起,棉花收购公司非常愿意与其签订收成合同来预支大笔资金,
由于往往伴随高额的利息,从而使农民陷入永无止境的债务循环中。
俄国调查员科里顿在1904年以下列方式描述了当时中亚高利贷者的活动。
基于此,中亚也出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企业主、高利贷者、经纪人、经销商和贸易商,这些中间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俄国政府的主要目的是鼓励欧俄纺织业发展,而非促进中亚的经济发展。
因此既没有对高利贷和土地兼并的行为进行严格限制,也几乎没有通过向小农户提供信贷或改善棉花灌溉、种植条件等方式来缓解状况。
除了民间的高利贷行为外,俄国当局实施的现金纳税制度也加速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俄国在中亚收取的税收比俄国本土的高出很多,为了保证税收,官府每三年核对一次人口。
美国旅行者柯蒂斯在中亚旅行时记录了他所观察到的现象,“欧洲人的工资非常高,俄国劳工或仆人的工资期望值是他们在国内的两倍至三倍,但当地人的工资却很低,最高每天为25至30美分”。
这种廉价的当地劳动力与移民定居者的高薪相结合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即使是当地最为贫困的俄国定居者也享有比绝大多数当地中亚人高得多的生活水准。
而这也使得矛盾进一步加剧,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反抗,例如费尔干纳谷地畸形的棉花经济和居民生活的艰难是1898年安集延起义的重要原因。
社会的不良风尚
自帖木儿帝国湮灭后,地区动乱和纷争使得中亚社会的道德逐渐沦丧,至沙俄统治时期,当地的道德败坏已经处在积重难返的地步,俄国人所带来的文化和习惯糟粕更加剧了这一点。
在19世纪后期,中亚地区社会上的各种不良风气凸显。
在社会风气问题上,中亚社会在对待学者以及知识分子上缺乏必要的尊重。
浩罕诗人费尔恰特在他的诗中表达了其对中亚社会风尚的感受,“白丁是尊贵的,鸿儒是悲惨的。愚者昂首挺胸,智者则被践踏,高尚之人变得卑微,卑鄙之人则被高举”。
著名的乌兹别克扎吉德主义者穆罕默德·霍加·贝赫布迪曾写道:“我们崇拜无知,却对知识毫无敬意,我们对智慧和高尚的行为没有丝毫兴趣,我们崇拜恶行,却对善行不屑一顾”。
此外中亚社会道德败坏也十分严重,俄国学者费德琴科在其随军游记中记录了关于中亚社会存在吸毒的现象,“在穆斯林国家,这些麻醉品用以取代烈酒,烈酒是《古兰经》所严厉禁止的;
但《古兰经》对纳什和鸦片却无任何说法,因此是被允许的,除了纳什外,我们看到在这些穆斯林中妇女按照《古兰经》的规定。
把自己遮盖起来如同稻草人一般,甚至比我们用来吓唬花园里的鸟儿的稻草人还要丑陋,目的显然是要把妇女与周围的世界隔绝开来,而对男人来说,则是要把他们的眼睛都拒之门外。
事实上男人们由于无法接触到女人的面孔和身材,因而他们对年轻的男孩虎视眈眈,爱上他们,与他们调情,设法得到他们等等,而这导致了最不自然的行为”。
除了吸毒外,欺诈、酗酒和卖淫嫖娼也陆续在中亚社会中出现,俄国的统治所带来的合法卖淫与酒水交易使得二者在中亚地区颇为流行。
在集市上,公然出现了计量不准、计量不实的现象,布片变得更短,而饮酒、嫖娼、对宗教习俗的漠视等现象也在不断增加。
而酗酒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在犯罪率方面,1905年所发生的盗匪和抢劫案件数量与1904年相比已经急剧增加,
1909年与1908年相比犯罪率上升的更快,犯罪率的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土著人的酗酒行为。
此外更糟糕的是,中亚男子定期狂欢,不仅喜欢喝酒,还与俄罗斯妇女,特别是和妓女勾搭在一起。
1913年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一个当地穆斯林被一个俄罗斯人殴打致死,而这个俄罗斯人的妻子曾经拜访过这个穆斯林。
关于嫖娼方面,撒马尔罕的一家妓院内有近400名来自突厥斯坦、布哈拉、鞑靼和俄罗斯的妓女,而且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有任何不妥之处。
除此之外,奢靡之风也在中亚地区盛行,而这些大多体现在举办割礼、婚礼和葬礼的奢侈宴会之中。
比如安集延的富豪米尔·卡米尔巴依在1911年举办了一场持续了25天的宴会,客人来自中亚各地。
突厥斯坦地方公报称此为“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皇家盛宴”,估计总支出为25000卢布。
扎吉德主义者哈吉·穆因对此奢侈现象批判道:“我们的民众认为,财物和生命都可以抛弃,唯独面子不行。
所以为了能够举办隆重的割礼、婚礼和葬礼不惜花费自己手头的一切,即便是借债。如果无力偿还债务,他们就卖掉自己的花园和房子来偿还债务。
这样一来,一方面,他们失去财产并误入歧途。另一方面,他们失去尊严去往了另一个世界。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的不良社会现象,扎吉德主义者认为是从定居的俄国人中渗入的,除了归因于俄罗斯的殖民统治外,他们还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更是由中亚内部原因造成的,而当地落后的穆斯林教育体系是罪魁祸首。
传统教育的弊端
中亚的落后不仅在于俄国的殖民统治,更是由其内部原因造成。在中亚扎吉德主义者看来,中亚落后的宗教教育是导致整个社会堕落的根源。
在沙俄统治时期,中亚的宗教学校与当时穆斯林世界的宗教学校大体相同,包括两种类型:马克塔布和马德拉萨,即当地的初级宗教学校和中高级宗教学校。
中亚地区最常见的基础教育是在马克塔布中进行,尽管“马克塔布”一词的意思是阅读和写作的地方,但19世纪后期中亚的马克塔布很少教授写作。
当时的马克塔布更像是10世纪的清真寺学校,它们当中很少有固定的授课教室,其存在于可以教书的任何地方。
通常它被安置在清真寺、教师的住所或附近巴依的住所中,而且任何精通阿达布和信仰虔诚的人都可以教书,这些老师通常被称为马克塔巴或穆拉。
在通常情况下,根据伊斯兰教教义,一个六岁的孩子就要进入马克塔布学习,学习的语言主要是阿拉伯语。
老师首先教语言的字母和语音,教授时声音洪亮而鲜明,而学生则一直盲目地跟着重复,直到他们学会正确地发音为止。
其次是让学生在板上写下教授的字母以加深印象,不过字母的基础授课时间并不长,全程口头授课再加上填鸭式的教学,学生很难完全掌握。
最后,在学习了语言的发音和字母后,进行的是伊斯兰经典的阅读课程,学习的内容有《四大本》和《古兰经》的特定部分。
此外,学生还要学习伊斯兰教苏菲派诗人哈菲兹和印度波斯语诗人贝迪尔以及其他东方诗人的作品。掌握这些晦涩的经典对还未完全掌握基本文字的学生来说简直天方夜谭。
从教授知识的角度看,马克塔布只能说是儿童通过与年龄较大且学识渊博的人进行互动而获得基本文化知识和行为方式的场所,并且存在种种问题。
就学校的硬件条件来说,卫生条件、采光条件极差,缺乏体育锻炼的地方,学校授课多采用非当地语言编写的教材,这些文字既难认也难写,因此大部分的教学和学习都花在认记这些文字上。
此外教师的素养也有限,除了无节制地责骂和体罚学生外,教学方法也以填鸭式和死记硬背为主。也由此,马克塔布的教学效率十分低下,很少有人学会阅读,学会书写更是罕见。
比如在1893年撒马尔罕县秋尔特古尔斯克丈量土地时,尽管该乡有30所初等学校,但竟找不出11个能做此项工作的人。
另外从识字率的角度来看,在布哈拉埃米尔国,20世纪初有10万多名学生在马克塔布上学,但识字率只有2%。
而据1897年的调查,“在俄国男子中间识字的占29.3%,在妇女中间占13.1%,而在中央亚细亚,识字的人只占5.2%”。
由此可见马克塔布的教育作用十分有限。
可以这么说,由穆拉或马克塔巴主持的马克塔布的唯一功能是给蹲在地上的学生提供一些对宗教教义、穆罕默德的仪式和实践的了解,以及熟悉一些中亚穆斯林的祈祷方式罢了。
理论上讲,学生在完成马克塔布的课程后可以在名为马德拉萨的机构中继续接受教育,然而从马克塔布毕业后能够进入高级宗教学校——马德拉萨的人数屈指可数,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当地的高层宗教人士如穆夫提、乌斯塔德和法官的儿子。
马德拉萨主要由汗王或者埃米尔主持,富人出资建立的,并且还会给予在校的学生和教师资金支持。
此外,一部分学生的助学金和教师薪俸也来自瓦克夫和天课。
学校主要培养的是伊斯兰教法专业人士,学习时间以各类学制划分,授课教师通常被称作穆达里斯,马德拉萨的课程体系来自中世纪时期。
课程内容不仅包括词源、阿拉伯语语法、逻辑学和神学这些宗教知识,还有在马克塔布中极少教授的世俗文化知识,如医学、地理等,教授方式大多以口头形式进行。
尽管马德拉萨学习的课程在数量上与马克塔布不同,但在质量上与马克塔布无异,除此之外,现代语言、自然科学、高等数学,所有科目都是严格禁止的。
如果参考当时中亚知识分子的论著就会发现,19世纪中亚的马德拉萨已经成为只教授伊斯兰教教义的机构,古老的阿拉伯—波斯文化必须预先服务于中亚伊斯兰宗教的神权统治。
比如哈吉·穆因在其著作中谈到:“目前,我们突厥斯坦人对宗教和世俗知识还不够了解。我们古老的马克塔布和马德拉萨已成为一片废墟,如同猫头鹰的巢穴。
我们的马德拉萨已不再教授世俗科学,甚至没有教授作为所有宗教知识基础的经注学和圣训学”。
这些学校的存在目的已经不是教育,而是为了维持毛拉精神向导的地位以及布哈拉埃米尔的神权统治。
总的来说,在19世纪末期,这些传统宗教学校所提供的教育是狭隘且迂腐的,其只是对伊斯兰教基本仪式的胡乱教导,对经济发展毫无用处。
虽然宗教学校的教育作用有限,但其规模却十分庞大。据乌兹别克斯坦中央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显示,20世纪初期突厥斯坦边区共有5892所马克塔布和353所马德拉萨。
不过,中亚宗教学校数量可能会因资料而异,因此难以确定具体数目。直到1917年沙俄覆灭,中亚地区的宗教学校在当地教育体系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以马克塔布和中高级教育机构马德拉萨为基础所构成的发达教育体系覆盖了大部分地区。作为中亚地区的宗教、教育和政治实体,它们确实在当地具有重要的地位。
也基于此,19世纪的中亚对传统穆斯林教育的尖锐批判成为唯一。
中亚扎吉德主义者认为中亚的马克塔布和马德拉萨是中亚停滞的众多原因中最为显著的一个。
因此,他们兴起的扎吉德教育革新运动要通过使现代化适合于传统穆斯林体系,尤其是适合于其中的教育领域来迎接西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