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对于读书人来说，最大的荣耀莫过于考取功名。为此他们寒窗苦读多年，一旦考取功名，自然欣喜若狂。而为了奖励那些中举的学子，政府会在放榜的次日，举行一场宴会，专门宴请那些新科举人和内外帘官等，这种宴会叫“鹿鸣宴”。

对于学子来说，能够参加鹿鸣宴是一种莫大的荣耀。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荣耀叫“重赴鹿鸣宴”，这是指那些中举满六十周甲依然健在的举人，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重赴该科的鹿鸣宴。这里有礼遇乡贤耄德的意思。

鹿鸣宴是科举制度中的一种宴会，始于唐代，一直到清代，整整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因为举人会在宴会上唱《鹿鸣》这首诗，故而获得这个名称，重赴鹿鸣宴就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它始于清代，在乡试放榜的第二天，行省一级的官员除了会特别设宴款待考官和中举的新科举人，与此同时，“凡乡会试中式届周甲之期，举人准其重赴鹿鸣宴，进士准其重赴恩荣宴”。

在嘉庆二十一年前，所有年满六十周甲可以重赴鹿鸣宴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身份，都会由该省的督抚上报给朝廷。嘉庆二十一年后，为了体现出身份的不同，所有可以重赴鹿鸣宴的三品以上大员，不管是否现任，都由该省的督抚大吏专门上奏，并进行论功行赏。而如果是四品以下的大员，则只需要该省的督抚上报礼部就可以了。

重赴鹿鸣宴的时候，一般先要让举人的家属或故旧等人向州县官员提出申请，州县官员要对该举人的各种家庭情况和人品操守等等进行详细的审核，审核通过后就可上报督抚，督抚再上报朝廷。

所有参加宴会的举人，如果是属于八旗的人，将由内务府报给礼部，如果不是八旗的人，就由该省的督抚上报礼部。在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后，参宴的举人就会收到通知，并按照通知的时间准时参加宴会。

晚清文人梁绍壬曾将他的曾伯祖梁同书重赴鹿鸣宴的详细经过写下来。梁同书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在乾隆十二年时中举，到了嘉庆十二年时，他已经85岁，距离他中举已经年满60年，可以重赴鹿鸣宴。因为此事，梁氏族人都极为兴奋，纷纷为他张罗，所有子侄辈联合了几十个乡绅一起向浙江巡抚提出申请，请求批准梁同书参加当年该省的鹿鸣宴。浙江巡抚接到申请后，便上报朝廷，并顺利得到了嘉庆帝的批准。浙江巡抚接到谕旨后，便通知梁同书在九月的时候去杭州参加宴会。梁同书收到通知后，便准时赴宴了。

不过，重赴鹿鸣宴虽然是制度性礼仪，但很多细节却并不完善，比如说新旧举人的座位规则就不明确。一般只有新科举人的座位，而没有旧举人的座位。而且，每次鹿鸣宴的新旧举人座位都是当地的官员自主安排的，这样就很容易出现矛盾。比如在光绪五年的江南乡试中，藩司官员孙衣言就曾因为新旧举人的座位问题，而和其他官员产生了矛盾。

当时重赴鹿鸣宴的人有不同的身份和官职，有人认为应该让官位高的人坐上座，但孙衣言却认为不该用官位来排座位。两方一时争执不下，后来他因为奉命内召，便不再管这件事，所以座位由其他官员安排。只是没想到最终那些重赴宴会的人都有事没能来参加宴会，这才消除了他们的矛盾。

重赴鹿鸣宴的人数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在嘉庆年间，著名学者赵翼云提过:“历科以来惟庚午乡试多有重赴鹿鸣者”。这里的庚午乡试是指嘉庆十五年的乡试，这一年一共有8个人重赴鹿鸣宴。而根据《钦定科场条例》，有如下统计：乾隆三十九年，1人；四十八年，1人；五十三年，1人；五十四年，1人；五十七年，6人；六十年，4人；嘉庆三年，2人；十二年，3人；十五年，8人；十八年，2人；二十一年，6人；道光二年，5人；五年，6人；八年，4人；十一年，7人；十四年，4人；十七年，5人；十九年，6人；二十年，6人；二十六年，1人；二十九年，4人。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嘉庆十五年的乡试重赴鹿鸣宴的人数是最多的。

那么，整个清代重赴鹿鸣宴的人到底有多少呢？根据记载，整个朝代加起来也不过几十个人而已。就拿光绪年间来说，记载显示不过10人重赴鹿鸣宴而已。不过这个数字并不准确，因为在光绪十七年的时候还有人重赴鹿鸣宴。

而实际上，要想统计出重赴鹿鸣宴的人数，先要把清代重赴鹿鸣宴的起始问题搞清楚，在赵翼的《檐曝杂记续》中提到:“康熙乙卯乡试，松江进士唐昌以万历乙卯亦会先后同年，有客赠诗‘鹰扬杖覆追前哲，鹗荐科名接后贤”。他认为唐昌以前朝进士的名堂会见今朝同年，不过是私人结交而已，并不是在重赴鹿鸣宴。

而梁同书则认为，清代最早重赴鹿鸣宴的人是周在清先生，当时的他是八十四岁。这一点在《钦定考场条例》中提过，最早重赴鹿鸣宴的时间是在乾隆三十九年，若此人真是周在清先生的话，那么他中举时间应该是在康熙二十六年，由于梁同书提到曾亲眼见过他去赴宴，那么基本可以判断他所说的是事实。

此外，这还和地方官员上报朝廷的人数不准确有关。在梁同书重赴鹿鸣宴之前，他曾问过子孙是否所有重赴鹿鸣宴的人都上报了，他的子孙否认了，可见，有些老举人虽然参加了鹿鸣宴，但因为地方官员没有上报朝廷，结果这些老举人都没有记录下来。当然，也有一些耄举是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赴宴的。

真正有资格重赴鹿鸣宴的举人是极少数的，因为每个省份的举额有限，很多人中举比较晚，也有些人没能活到重赴宴会那一天。比如说顺天府的朱珪十七岁就中了举，算是少年高第了，原本他是很有机会重赴鹿鸣宴的，谁知道在他晚年的时候，却因病去世，没能活到参加宴会。还有著名的散文家袁枚，二十四岁中举，却在八十二岁时去世，仅隔了一年，实在是可惜。

因而很多省份甚至多年都没人重赴鹿鸣宴。能够重赴鹿鸣宴的人不仅要年纪轻轻就中举，还要健康长寿。所以，能够重赴鹿鸣宴对于已经迟暮之年的老举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足够他们津津乐道很久了。

由于能够有幸重赴鹿鸣宴的人非常少，因此，所有参加过的人都觉得非常地荣耀。而张仲礼先生曾统计过道光十四年和咸丰年间中举人的平均年龄，大概在31岁左右。中举的人大部分集中在26岁到35岁这个年龄段，很少人是在20岁以下中举的，这也就意味着，能够重赴鹿鸣宴的举人年龄都在80岁以上。

比如说在乾隆五十七年，一共有6人重赴鹿鸣宴，他们的年龄都超过了80岁。在乾隆五十三年时，唯一一个重赴鹿鸣宴的人是云南石屏人赛屿，此时的他已经92岁高龄了。因此，皇帝还特意赐予他进士身份，期待“著俟年届百岁时，该省督抚再行奏闻，侯朕另降恩旨，以示寿世作人，加惠耄龄制意”。诸如此类高龄者，亦有少数。

清代礼遇及第周甲耄年的制度性宴会中，有文举的重赴鹿鸣宴、进士的重赴恩荣宴和武举的重赴鹰扬宴三种。在这三种中，重赴鹿鸣宴的人数最多，在清代的各种史籍中都很常见，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也最大，所以以它来诠释清代的寓意，也最具代表性。而总体上来说，重赴鹿鸣宴有三重政治寓意。

第一，这是朝廷在向社会宣扬伦德治国方略。作为朝廷优礼耄年的一种政策，重赴鹿鸣宴彰显出了清朝多人瑞的政治用意。在宴会上，老少同庆，官民同堂，地方官员可以借此宴会教化民风，这就相当于朝廷优免赋役、千叟宴、冠带等一系列优老惠民的政策。因而对于可以参加宴会的耄举来说，更是一种无上的荣耀。比如在梁同书重赴鹿鸣的那一年，整个梁家莫不欢欣鼓舞，与有荣焉。

起初梁同书并不愿意去，可当他参加了宴会，并受到了官府和新同年的格外礼遇后，他也感受到了极大的荣耀，还曾赋诗感叹：“姓名何意达天闾，白发重新拜宠光。使者并修前辈礼，阿婆又如少年行。”有些曾经因为犯错而被惩罚的官员，在重赴鹿鸣宴以后也会得到朝廷的加恩，并重获往日的荣耀。所以对那些曾受罚的官员来说，能够重赴鹿鸣宴是最令人期盼的。

第二，重赴鹿鸣宴还有鼓励向学，培养人文气息的意思。每次到了重赴鹿鸣宴的日期时，官府就会鼓吹送匾额，而参宴者的家里也都簪缨满座，一派喜庆祥和的场面。赵翼就曾用“老僧回证初禅地”来形容自己的喜悦。

所有重赴鹿鸣宴的人几乎都曾做过官，有些人甚至坐到了大学士、尚书、督抚等高位，级别低的也都担任过知县、教谕等职位。而朝廷准许他们参宴，不仅是肯定和慰问他们的政治功劳，也是表彰他们曾为国效力。因此，朝廷一般会给予这些人一定的奖励，比如水脚银、衣帽鞋袜等等，并将他们晋升一级。

第三，重赴鹿鸣宴还让那些即将步入仕途的新科举人有机会向前辈请教和学习。大部分重赴鹿鸣宴的老举人都曾是领导一方的地方官，他们不仅学识丰富，阅历也非常丰富，更有着极大的荣誉。因此，在宴会上，他们会对这些新科举人谆谆教导，殷殷期许，让他们以后的仕途能够走得更加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