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边疆战事频繁，为守卫疆土，皇帝往往派遣经验丰富的老将镇守边关，对于皇帝来说，最怕的是莫过于将领叛乱。

不过这些武将手握重兵，却极少造反，他们真的是出于忠诚吗？这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原因？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要知道古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忠君”被视为最高道德准则，百姓从小就接受皇权神授的教育，认为皇帝代表国家，忤逆皇帝就是背叛国家。

在这种思想环境下，即使昏庸的君主，百姓也不敢造反，只能忍受苦难，而手握重兵的边疆将领更是经过层层考核，被朝廷认定具备忠诚品质，才能获得如此重要的位置。

一旦获任，他们也会认同朝廷和皇帝的正统性，若要造反的话，首先面临的就是士兵反对和人心离散的困境。

再加上历史上一些教训，这都使得边疆将领即使心生反意，也很难付诸实践。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在封建帝国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中，边疆将领其实也处于下级地位，他们获得重兵不过是皇帝的恩赐。

一旦他们拥兵自重，皇帝随时可以剥夺他们的兵权，甚至夺其性命，因此，边疆将领也存在着对皇权的畏惧，他们没有强大的政治后台，想要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几乎是痴人说梦。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观念深植人心，边疆将领要在这种环境下真正造反，确实难上加难。

一方面，忠君思想和儒家正统观对他们有强大约束，另一方面，他们也怀着对皇权的惧怕，除非社会动荡到极点，他们才会铤而走险，否则他们只能忍辱负重，绝不轻举妄动。

皇帝的举措

其实皇帝也不是傻子，为防止边关大将聚敛力量叛变，皇帝会从多方面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控制。

那些边将会被常态化轮换，一个将领最多只能在边防某一要地驻守三至五年，届时必须调离原防区，接替其职务的新任大将必定是皇帝视为忠心的另一名将领。

在交接期间，新老大将会同时驻防一个时期，相互监督，防止出问题，每次轮换，皇帝都会亲自指定大将的新任防区，避免其跑到与故地接壤的地方重新聚集旧部。

并且皇帝会派亲信担任监军，跟随大将左右，监军的任务是时刻盯梢大将的言行举止，一旦发现任何异动迹象，立即就会禀告皇帝。

而皇帝还会软禁大将的家属于京城，作为人质，大将的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统统都在京城居住。

一旦大将在外边有异动，皇帝马上就会拿其家属当做人质，许多大将即便怀有叛心，也不忍心置亲人于死地，比如唐代名将安禄山明知家人被制于京城，但仍然决意起兵造反，最终其全家老小也被唐玄宗赐死，不得不说安禄山也是一个狠人。

最后，皇帝会用重金收买大将，给予其高官厚禄、金银财宝、豪华宅第等物质恩惠，将其权力与个人利益紧密捆绑在皇帝车驾上。

大将们生活优渥，地位崇高，自然就失去叛变的动机，哪怕心有不甘，也要打压住这股冲动。

凭借这些手段，皇帝构筑起了一个远程操控的巨大机器，严密限制着边将的一举一动，能够突破重围成功叛乱的例子寥寥无几，大多数边将还是选择忠诚，不敢造次生非，这充分说明了皇权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掌控。

后勤问题

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足见军粮的重要性，历史上许多大规模战争均因后勤问题而失败。

如赤壁之战，曹操率领30余万大军远涉长江扎营江北，进兵荆州前，其粮草后勤已出现问题。

此战其大本营设在周瑜防守的襄樊，派朱盖率领水军屯于樊口，阻断孙刘联军粮道，孙刘则以火攻，烧毁曹军战船断绝其退路。

曹军无粮充饥，被迫撤退大败而归，官渡之战中，袁绍率40余万联军围攻曹操，曹操采取持久战，袁军粮草不继军心涣散，最终溃败，这些都说明，后勤能力决定一场战役的成败。

后勤工作主要包括军粮、军需、医疗等方面，军粮能否保障，关系军心稳定，军需是否及时补给，影响部队战斗力，伤员救治是否到位，关乎士气高低。

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保障，例如汉武帝和匈奴作战时就征集民夫运粮。

唐玄宗平灭突厥，每年运粮劳军费钱财巨大，这些通常依靠朝廷拨付，如明朝边军十余万，全靠朝廷供给军饷，一旦发动战争，开支更是天文数字，不少朝代因战争导致国库亏空。

如果边将想造反，后勤则成其制约，数十万大军粮草难支，朝廷一旦断绝补给，其造反之路注定艰难，欲积蓄军需以备不时之需也难以为继，若运粮过多必招朝廷猜忌。

正因无法解决后勤问题，历史上成功造反的例子屈指可数，除非确有迅速推翻朝廷、取得粮仓的把握，大多数边将不会轻举妄动，选择忠诚为上，那么历史上那些兵变成功的人是怎么做的呢？

兵变成功

就拿赵匡胤来说，赵匡胤擅长韬光养晦，他低调谦虚，不显山不露水，却暗中培植势力，陈桥兵变前已经羽翼丰满。

赵匡胤在后周时期，通过担任殿前司都点检的职位，直接控制了禁军中的铁骑军和控鹤军，这两支部队都是骑兵，号称“天下第一骑”，不仅数量众多达到5万人，且作战能力强悍。

赵匡胤与这些禁军关系密切，禁军将士对赵匡胤忠心耿耿，此外，赵匡胤还通过自己的兄弟和朋友，渗透了侍卫司管辖的龙捷军和虎捷军。

这两支部队也都是禁军的精锐，号称“天下第一步”，可以说，赵匡胤通过职务和人脉，将后周禁军的主要力量都掌控在自己手中，强大的军力支持，为赵匡胤的兵变夺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并且那个时候的国内上下已经无人能够制约赵匡胤的行动，柴荣这个当世名臣，不幸英年早逝，留下还在孺子牛斯的儿子恭帝柴宗训，重臣王朴也已过世，柴荣指定的宰相范质等人不擅政事，更无从掌握军权，赵匡胤在后周朝堂上已经无人能敌，为他夺取帝位扫清了障碍。

而五代十国时期，地方藩镇势力强大，有如诸侯藩王，对皇帝构成威胁，后周世宗柴荣为制衡藩镇，大力扩充直属的禁军。

但柴荣担心禁军势力过于集中，对皇权不利，于是将禁军分成殿前司和侍卫司两个系统，分别设置各自的主将，相互制约，这一制度安排造成了权力制衡机制的缺失。

赵匡胤恰好把持殿前司大权，又与侍卫司心腹悄悄拉拢关系，分而治之，最终造成无人能够有效制约赵匡胤的局面，可以说，后周制度设计中的漏洞，也成就了赵匡胤夺取帝位的关键。

结语

在古代的这种背景下，选择了造反就要面临巨大的风险，虽然成功后的利益也很大，但是能够成功的只是极少数人，一旦失败，就要面临着株连九族的危险，这些镇守边疆的将军们大部分都不会选择造反，因为造反很大的概率就是赔本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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