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看来，在帝王谷挖掘是一项特别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早在1869年，马里耶特就写道：“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挖掘工作……无论多么锲而不舍，都不会取得与地点偏远和缺乏水源所造成的困难相称的伟大成果。”半个多世纪后，韦戈尔这样总结这项任务：“要面对许多苦差事，在一个考古季里，挖掘者的大部分工作就是翻开无穷无尽的岩石碎片，挖出一堆毫无用处的大洞……有时挖到一个墓室，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1922年秋，在进行了五季系统却无果的工作后，卡尔纳冯不愿再坚持下去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再挖最后一季，他就要收工了。

卡特于10月28日抵达卢克索，挖掘工作于11月1日重新启动。刚开始三天，工人就发现了一个凿入谷底的台阶。24小时后，12级下行台阶暴露出来，通向一个用灰泥封住的门洞，门洞上刻有古代王室墓地的封印。卡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肯定是第十八王朝的设计。这会是经王室同意埋葬在这里的贵族的陵墓吗？它是一个王室储藏间、木乃伊及相关设备的藏匿所吗？又或者，它就是我花了这么多年时间苦苦寻找的法老之墓？”

11月6日，卡特下令用碎石重新埋住楼梯，并给他在英国的赞助人发了一封非常著名的电报：“终于在帝王谷有了了不起的发现；一座宏伟的陵墓，封印完好无损；已将其封存，等候您的到来。恭喜。”卡尔纳冯回电说，“可能很快就到”，稍后又说，“计划于20日抵达亚历山大”。这给了卡特和他的发掘团队“两星期的宽限期”，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做了各种准备工作，以便在重新打开陵墓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尽可能不拖延时间的情况下处理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

11月23日，卡尔纳冯勋爵在女儿伊夫琳·赫伯特女士的陪同下乘火车抵达卢克索，卡特和省长前来迎接。第二天，赞助人和考古学家共同见证楼梯被清理到最深处，露出了被灰泥封住的门洞。现在，他们的发现已经毋庸置疑了：“门洞下部的封印更加清晰，我们能够毫不费力地在其中几个印章上辨认出图坦卡蒙的名字。”随后，堵塞的门洞被打开，只露出一个倾斜的甬道，从地面到天花板都填满了石灰石碎屑。当工人在尘土飞扬的狭小空间内奋力清理甬道时，又发现了第二个门洞，上面同样被封上了图坦卡蒙的名字。令卡特和卡尔纳冯感到惊恐的是，这个内门和第一个门一样，都有被强行进入过的痕迹。显然有古代的盗墓者进入过这座陵墓。问题是，他们还留下了什么东西？

11月26日下午4点，甬道已经全部清理完毕。卡特在卡尔纳冯、伊夫琳女士、英国工程师阿瑟·卡伦德和埃及监察员的注视下，将第二道门洞顶部的一些石头撬了出来……

在卡特于次年发表的关于这次发现的叙述中（在埃及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小说家珀西·怀特的“文学帮助”下撰写），这个过程显得更加戏剧化和生动：

起初，我什么也看不见。室内逸出的热气将蜡烛的火苗吹得忽明忽暗，但随着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光线，室内的细节慢慢从薄雾中浮现出来，奇怪的动物、雕像和金子——到处都闪烁着金光。那一刻——对等在一旁的其他人来说肯定显得很久很久——我被眼前的奇景惊呆了。卡尔纳冯勋爵再也等不及了，焦急地问道：“你看到什么了吗？”我只能说出几个字：“是的，太奇妙了。”

卡尔纳冯则用英国人典型的谨慎和简洁的语言将其描述为“一幅非比寻常的景象”。

卡特打开门洞，进入了里面的房间。即使对于一位以一丝不苟、冷静和专业著称的考古学家来说，这种经历也会激起强烈的情感共鸣：

自从人类的双脚上一次踏上你所站立的地面上以来，也许已经过去了3000年、4000年，然而，当你注意到周围生命活动的迹象时——半满的灰泥（封门用）碗、发黑的灯、新油漆表面上的指痕、门槛上的告别花环——你会觉得这一切可能就发生在昨天。你所呼吸的空气，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改变过，你与那些让木乃伊安息的人分享着这些空气。

卡特将那一天总结为“我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美妙的一天，当然，我再也不希望再经历一遍”。作为现代第一个进入图坦卡蒙墓的人，他体验到了“令人狂喜的发现、令人兴奋的悬念……还有——为什么不承认呢？寻宝者的紧张期待”。但很快，随着发现的重要性和未来工作的艰巨性开始显现，其他想法也浮现出来。用卡特的话说，“一想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脑子就嗡嗡作响”。无论是考古学家还是赞助人，都没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做好准备，而且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处理大量的文物”——总共有5398件……

1922年11月29日，陵墓正式开放。次日，拉科正式前来视察，随后卡尔纳冯和伊夫琳女士前往开罗，返回英国。卡特也在开罗停留了10天，为陵墓定制了一扇钢门。这一发现成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参观者络绎不绝。正如布雷斯特德所言，这一发现：

正值全世界对那一个接一个什么都无法证明、了无成就的战后会议产生厌倦之际，正值新闻界度过百无聊赖的一夏，无聊到连一个英国农民种出一颗海棠果大小的醋栗都上了伦敦各大报纸的头版之后。也难怪图坦卡蒙墓的发现成了世界各地的大新闻，关注热度为科学史上之最。

图坦卡蒙墓的发现对埃及本地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埃及宣布独立仅8个月后，这一发现及其后果不可避免地被民族主义政治力量利用。对埃及人来说，这位年轻法老的宝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光辉历史的证据，在争取独立的关键时刻让人们热血沸腾”。对埃及法老时期历史的兴趣一直是西方考古学家和少数本土学者的专利，而这一兴趣突然被推向了埃及文化和政治思想的主流。政府学校开设了法老历史课，成立了一所国立大学，推出了培养埃及学家的计划，文物管理局和博物馆——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影响的堡垒——也逐步本地化了。

1922年12月27日，当第一件文物从图坦卡蒙墓中被移出时，它不是被运往海克利尔城堡或大英博物馆，而是被运往位于开罗市中心的埃及博物馆。

象形文字的破译首次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往遥远古代的窗，让古埃及人再次开口说话。在此之后整整一个世纪，图坦卡蒙墓的发现紧随埃及独立之后，促使埃及的现代居民重新思考他们与自己的过去之间的关系，并为未来规划出一条新的道路。这个未来将由埃及人自己，而不是西方人来决定。

（本文节选自《黄沙下的世界：埃及学黄金时代的探险和考古》第11章《美好的事物》，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