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每次朝代更迭到来之际，伴随其中的都是财政危机。一个王朝或者政权，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处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危机，最终灭亡，明朝是这样的，清朝也是如此。

在被史学家称赞的康乾盛世时期，大清帝国的财政每年有很大的结余，最高年份是乾隆四十二年，结余白银8000万两。嘉庆因为镇压白莲教，财政结余开始下降，即便如此，到了道光前期，户部存银每年还有2000万两之多。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大清帝国的财政困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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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败赔款

大清财政危机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次鸦片战争，政府的军事开支达2500万两，民间捐款500万两，赔款2100万元约合白银1470万两，合计月4500万两，这超过了政府的收入。第二次鸦片战争，不算战争开支，赔款一项达白银800万两，但是清政府还能勉强应付。可是接下来的两场战争将大清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甲午战败后，战败赔款 20000万两，再加上3000万两赎辽费，合计2300万两。《辛丑条约》，大清战败赔款额是一个天文数字——45000万两，加上利息合计98000万两。

以上款项还不包括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捻军、中法战争、收复新疆等军事开支。这样庞大的财政支付，任凭任何一个帝国都难以承受。到了宣统三年，即1911年，大清帝国统治的最后一年，国家的财政赤字达7000万两，相当于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可见财政问题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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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重赋税，饮鸩止渴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大清中央政府采取了三个办法，一节流、二开源、三摊派。节流：1901年，清政府裁减部分军队，如虎神营、骁骑营、护军营、神机营、步军营经费；不再支付满汉官员和八旗兵丁的米折；裁汰军队及沿海沿江防费。开源：康熙曾有人丁永不加税的祖训，海关因为战败被列强控制，都指望不上，政府只能从其他项目上想办法。于是，盐税被一加再加，鸦片税不断提高，烟酒糖茶也要征税。等这些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到了地方，立即变得更加严苛，百姓的生产、生活活动基本都要交税。摊派：中央政府是没有能力足额支付战争赔款的，甚至只能付一小部分，其余的则要求地方政府筹措。以1901年为例，地方各省要筹措1800万两白银，中央依据各省的富庶程度逐一摊派，最富庶的江苏每年要交250万两，最穷的贵州也分摊了20万两。

实际上，不论是那种方法，受损害的最终都是底层百姓，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最后不得不出来反抗，太平天国运动、捻军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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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丧失税源，雪上加霜

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三年，波及数省，最关键的是这些地方是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大清帝国基本上失去了这些地方的税收。为了镇压太平军，无法调拨军费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允许曾国藩等地方大佬征收厘金作为军费，南方几个省的厘金直接转到曾国藩大营，与中央没有半毛钱关系。这导致了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减弱。虽然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曾国藩为了减少朝廷对他的猜忌，主动裁撤湘军并放弃厘金征收权，但是效果如何不曾知晓。

实际上，在大清最后十几年间，中央政府对江南地区的管理是无效的，特别是因庚子事变，东南互保后，像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著名督抚，中央基本上指挥不动，包括慈禧在内的满清权贵对这些地方实力派即拉又用，但就是不敢轻易翻脸。受洋务运动的影响，南方数省有识之士对满清这个腐朽的政权充满厌恶，决心改造它或推翻它，分离倾向越发严重，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更加艰难，征税自然也更加艰难。

辛亥革命

（图片来源于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