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后，三杨归顺朱棣，被选入内阁，在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年间随着内阁权势的膨胀，逐渐成为政治的中坚力量。

宣德和正统年间，形成了“三杨政治”局面，获得“明称贤相，首推三杨”的美誉

。但是三杨所建的政治功业却始终无法笼罩住“靖难”后归顺所凸显的节义短缺。

后世士人对三杨的品评中始终纠结着“气节”与“事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节义”和“事功”成为后世士大夫评价中的天平两端，依据政治时局的演变，评价也在天平两端摇摆，评价背后也寄托了士大夫对时局批评的政治寓意。

(一)明代的三杨评论

三杨经历了永乐、洪熙、宣德和正统初年，历事四朝。这四朝中随着内阁地位的突显，三杨成为此时政治的代名词，誉为“三杨政治”。

三杨在正统初年相继去世，掩盖在盛世繁华后的危机不断露出苗头，如王振为首的宦官掌权和其后的“土木之变”。特别是正统十四年发生的“土木之变”，明朝经历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政权危机，皇帝被俘虏，虽在于谦等人的维持下秩序得以稳定，但是士大夫群体逐渐开始对“三杨政治”的弊端进行反思，批评之声渐起。

对三杨批评的士人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天顺朝的内阁大学士李贤。李贤是宣德八年进士，曾经在吏部供事，亲历过“三杨政治”的局面，是三杨后富有盛名的内阁大学士。但李贤对作为前朝元老的三杨却颇多微辞。

李贤认为杨士奇短缺的是“节义”与“德性”，恰是这两点使三杨并不能成为李贤效法的榜样，也是李贤拒绝杨士奇的主动邀请的原因所在。“少师杨士奇欲一见，贤竟不往。”朱棣入南京后，胡广、金幼孜、黄淮、胡俨、解缙、杨士奇、周是修等人约定同死社稷。“惟是修具衣冠，诣应天府学，拜宣圣遗像毕，自为赞，系于衣帯，自缢于东庑下，可谓从容就死者矣。诸公初亦有约同死已，而俱负约，真有愧于死者。”

后来谢缙为周是修作墓志，杨士奇为周是修作传记，对周是修后人说：“当时吾亦同死，谁与尔父作传？”成为时人笑谈。同时指出“士奇晚年，溺爱其子，莫知其恶，最为败德事。”李贤虽没有以道德操守的短缺而泯灭三杨的历史功绩，但是却认为三杨不能以道侍君，缺乏士大夫的独立性。“至于格君心之非，引之当道，则概乎未有闻也。”在李贤看来，三杨在“靖难”中的归顺是被后世批评的病根所在。

弘治朝大学士邱濬也批评三杨对永乐和正统两朝一系列弊政没有直言谏阻：“我朝相业，三杨伟矣。然当其时，南交叛逆，轩龙易位，敕使旁午，频泛西洋，曾无一语，权归常侍，远征麓川，兵连祸结，极于土水之变，谁实启之？”列举了永乐到正统期间一系列弊政，如征战安南、宦官出使、七下西洋、麓川战事，三杨惧于朱棣皇权或王振宦权而无任何谏阻的言论和举动，最终导致“土木之变”的发生。

后世士人对三杨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放弃安南一事。嘉靖朝广东按察司佥事林希元论弃守安南时声言：“未尝不恨三杨之失策。”严从简在论述安南战守事宜时指出三杨“皆帏幄重臣，曾无一言以告，使事机再失。乃徒劝朝廷弃地与贼，不及蹇、夏之见远矣。”李文凤声言：“太宗以百万而取之，谋国者以片言而弃之。”茅元仪也指出：“宣宗之弃安南，此我朝大业之首亏也。往尝着论归罪三杨，而文贞为最甚。”

认为朱棣征战安南，耗费大量军用钱财，三杨竟然无谏阻之言；宣德朝安南治理平顺之时，却力主放弃安南并最终得以实行。

嘉靖朝礼部尚书霍韬在《上杨邃庵书》中对三杨给予犀利批评，甚至把三杨与唐朝奸臣李林甫相等同。“世传三杨入阁，极一时勋名之盛。不知三杨坏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晏安，苟且度日，卒贻正统之乱。昔李林甫死，然后禄山反。明皇卒鞭林甫尸，谓其酿乱也。三杨肉未寒，即有土木之扼，律以林甫之刑，尚可辩说乎？今欲图治，非痛洗三杨以后之弊而上复祖宗之旧不可也。”

《明经世文编》编者对此指出：“此论虽苛，亦有确见。”何良俊对三杨虽无激烈批评，但也认为三杨不死建文，“于大节有亏。”陈建对杨荣评价为：“有济人及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馈，人以是短之其辅理之功。”

认为仁宗、宣宗和正统初年虽然“干纲独断，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号为太平，三杨之名，所由以着。”李贽认为“麓川之征，遣将出师，疲耗中国，滥费爵赏，九溪苗獠乘机不靖，延至叶满宗、邓茂七、黄萧养辈相煽而起，极于土木之大变，此皆三杨失计，无以服振之心故也。”

万历朝行人司行人刘宗周认为：“靖难之役非易姓，比在三杨，固可以不死。”他在《修正学疏》中指出正统之时虽然天下呈现治平的气象，但是繁盛的政局背后却是“三杨徒以容悦，养成王振之乱，英庙北狩，竟未有较然死节。”

并且认为“土木之变”中无臣子为君死难局面的出现，是因为“靖难”中大肆诛杀，造成天下元气的亏损。“乃知国家之有贤人君子，犹人之有元气也。元气削，则其人未有不立槁者。”三杨显然被排除在天下元气之外，并且从永乐到正统初年期间三杨也没有培植起高尚忠义的士林气节。

万历朝兵部尚书黄克缵认为虽然三杨“存有显号，没有荣名”，却无法掩盖“气节”缺失的弊病。并且认为这种“气节”是“乾坤之所以不毁，日月之所以常明者，以有此忠义也。”而三杨、蹇义、夏原吉等归顺士人无法与方孝孺、周是修、练子宁三君子比拟。黄宗羲把三杨和薛瑄进行对比分析，认为薛瑄虽被三杨举荐却不拜见，更不以得罪王振为惧而拒绝拜见，透出黄宗羲褒薛贬杨的语意。

顾炎武借批八股而批三杨：“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认为三杨为首的士大夫在永乐朝遵从朱棣旨意纂修《四书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造成天下学术的空泛。

顾炎武同时也批评三杨在安南问题上的政策失误。认为三杨是“永乐谋国之臣”，却“以小信小惠，割版图以贻覆亡之祸，观于此而可为痛哭也。”

综上，正统以后随着统治危机的日益显现，对三杨的批评之声日起。对三杨的评价又往往与对方孝孺的评价纠结在一起，上溯于“靖难”之时，对三杨的批评寄托了士大夫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寓意，往往借批三杨而论朱棣。后世士大夫常常游走于建文朝的文治气象和永乐朝的武功成就之间，明中期直至晚明之际，往往在对二者的对比论述中寄托文治理想和评论时局走向。

(二)清代的三杨评论

清代私人史家对三杨却多批评之声。汪有典也把“土木之变”归罪于三杨。谷应泰认为三杨在仁宣虽为重臣，却缺乏谏诤之举。清代史家查继佐的《罪惟录》一书把三杨等归顺朱棣的建文臣子归类为“荒节诸臣烈传”，在其所论中多有批评之语。而把方孝孺、练子宁、周是修等抗拒朱棣的士人列入“抗运诸臣列传”中，与史可法等明末死义诸臣归为一类，在其所论中多有褒奖之语。

明清易代之际的士大夫给清政府造成诸多麻烦，鼎革之际的清廷也急需用功业获得汉人的支持，因此，特重事功，对士人的气节给予打压，特重三杨的政治功业，而评论极高。而清前期的私人史家，多经历了明清之际的动荡，亡国奴的身份更加刺激他们对三杨的归罪心态，所做批评和分析也就过多苛刻之语，虽然这种批评潜在指向明成祖朱棣。

小结

“靖难之役”与“夺门之变”导致明前期两次非常状态的皇权转移。“靖难”所关涉皇帝为朱允炆与朱棣，主要士人为方孝孺与三杨；“夺门”所关涉皇帝为英宗与景帝，主要士人为于谦与李贤。以上两次事件中的皇帝和文臣均成为后世士大夫历史评论和政治舆论的焦点。对建文帝和景帝的政治平乱涉及到“靖难”和“夺门”的性质定位，“靖难”关乎永乐皇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左右，而无法在明代获得最终定性，建文帝也无法获得政治平乱。

与之对比，对景帝的平乱和对“夺门”的定性就相对容易。对建文和景帝的历史平乱寄托了士大夫追求皇权合法性的政治诉求；对方孝孺政治平乱的努力代表了士大夫对建文朝文治气象的追忆和渴望；对三杨的历史评论代表了士大夫对节义的坚守心态和借批三杨而影射朱棣的政治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