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书法最为突出者为飞白书和篆书，楷书善颜体，但他对宋代书法史的重要意义并不仅在于此。仁宗以帝王身份留神翰墨，在其周围营造了浓浓的书法氛围，影响了当时一大批人。仁宗去世多年后，宋高宗曾感叹道:“联观五十年前人材，皆是仁宗时涵养所致。”仁宗对于自己的书法作品，也从不吝惜，大书特书。

黄庭坚曾云:“(仁宗)一书之成，左右扶侍，争先乞去”，这说明仁宗的书法创作很少是书斋独坐式的自我挥洒，他升华了书家创作的社会意义，并随时能将帝王书法的附加影响扩充至最大化。南宋人马廷莺对仁宗的书法影响有过很好的总结:当一个社会的上层精英都达到了一种“莫不好书”的状态，此种情形虽有“阿主之好”的嫌疑，但对书法艺术而言将是何等幸事!宋仁宗对书法的兴趣和才能应该是其父亲宋真宗逐步培养起来的。仁宗自幼聪颖异常，其资质当时己异于常人，尤得真宗喜爱。

宋仁宗的生平经历

天禧二年正月，宋真宗在元符观资善堂宴请群臣，刚满八岁的仁宗(其时为寿春郡王)陪侍在座。宴后，真宗将仁宗所作诗文及书法作品宣示给宰相与近臣，仁宗的天纵之能得到大家的承认与夸奖。“到了仁宗十一岁左右，他己经能熟练书写大、小字并经常赐予身边近臣。魂此间他曾亲书“寅亮天地，弼余一人”、“日新其德”十二字赐太子谕德张士逊，后苏轼为之作颂。在东宫陪侍读书的辅臣给真宗汇报时称赞其“好学不倦、天然有笔法。”

为了表扬皇太子在书翰一艺上取得的种种进步，数月之后，真宗特意“作歌赐皇太子，奖其书翰日进也”。可以这么说，一直到十三岁即位之前，父亲真宗对仁宗的书法学习不断地引导、奖励，培养了仁宗对书法的兴趣，让他体验到书写的成就感。以至于这个未成年的皇帝在父亲去世后，表达自己思念父皇，以申哀慕的办法竟然是用父亲留下的飞白书笔书写作品置于其灵位前。

多才多艺的仁宗皇帝，其艺术才能远不止书法而己。他在东宫时，还常以画马为戏，又善画佛像‘，真可谓是书画兼能。不过，书法对仁宗而言，除了怡情悦性外，还承担着更多的政治功能与教化意义。比如，为了彰显其尊师重道，弘扬儒学的鲜明态度，他曾在嘉枯六年，以飞白书作殿榜，并金字篆牌赐与孔庙。’

对于仁宗最为擅长的飞白书，陶宗仪在《书史会要》称仁宗:“天德纯粹，无声色败游之好，平居时御翰墨，特喜飞白，体势遒劲，可入能品。”，而更早的欧阳修《归田录》中记载则更为详细，甚至仁宗所书飞白点画也是奇绝无比。飞白书相传为蔡岂所创，宋代帝王自太宗始，就开始对飞白书感兴趣，经常以飞白书赏赐近臣。

有关宋真宗飞白书的记录虽然极少，但仁宗在真宗去世后曾在其灵位之侧发现有飞白笔，说明真宗很有可能进行过飞白书的创作。相比而言，宋仁宗完全继承了祖父太宗的兴趣，他继发现飞白笔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于此体厚爱有加。

刘次庄更是认为“仁宗皇帝喜飞白书，盖王羲之以为难而不敢自以为善者，仁宗皇帝乃独善之，”言语之间，宋仁宗能独辟蹊径，似乎有超越王羲之的魄力。董史《皇宋书录》中也基本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不过，这种褒奖也只能是臣子加之于皇帝身上的溢美之辞罢了。客观地讲，仁宗的书法审美观中，猎奇的心理更占上风。

梵书

南宋绍兴年间，明州阿育王寺统计所藏仁宗哀翰，提到仁宗还会书写一种“梵书”，和飞白书相比，这种梵书更是奇古、前所未闻。

这种梵书详情如何，己不得而知。试想当时书待诏能把飞白点画写出三百种，也就见怪不奇了。不过，就众多书体相较而言，宋仁宗还是对飞白书更加自信。在其即位后的第二年九月，十四岁的他就曾以飞白书赏赐经筵讲官冯元。时过一年，他又遣内侍以御书、飞白书各十一轴赐宰辅。虽然史载其“哀翰猫逸，笔势有法，飞白书尤为精妙”，但这种赐书的频率和数量也着实惊人。嘉枯四年正月，仁宗亲作飞白书一百多幅赐近臣，所谓:“里帚之挥，千奇万巧，亲作飞白，侍臣纵观，心合造化，生成笔端，书幅蹄百，大均宠放。”

对于宋仁宗来说，飞白书好比是自己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他可以毫无吝惜地以各种名义尽情赏赐并以此为乐。端午节来临时，他会书飞白扇子赏赐给近臣，且为每岁定例;大臣退朝后，如果有兴致，他还会派遣内侍将飞白书送至他们的府第;“附马都尉李玮进飞白四字，仁宗则回赐二十五字;?当大相国寺新修宝奎殿落成，他又以飞白题字;帝国的道观亦或佛寺，也会有他的飞白题字，如凤翔府上清太平宫、五台山真容院宝章阁、并州舍利阁、奉先资福院观音殿、妙法院正觉殿泊景灵宫等处神御殿，皆有仁宗飞白题额。每赐之前，还先诏侍臣观赏。

不仅如此，和契丹首领通信，他以飞白互答;外国使节来朝，他也要赐飞白书作为赠礼，如他曾赐辽使刘六符飞白书“南北两朝，永通和好”八字。’这些频繁的赐书，其意义并不完全在书法艺术本身，特别对受赐者来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恩宠，代表了皇帝对其政治地位的认可。对于仁宗来说，则是将自己的书写行为及大地功用化和政治化。

在众多的历史记载中，我们选取王硅《御制龙图天章阁观三圣御书诗序》中的一段，从中可以领略仁宗赐书之际的风采。在宋代，明堂之礼是祭祀拜天地与祖宗之礼，是朝廷中最为隆重的祭祀仪式。

仁宗朝，曾数次举行明堂大礼，仁宗本人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展示自己书法的机会，他曾亲作飞白书“明堂之门”四字，欧阳修曾记载此事并作诗赞之。除了飞白书外，仁宗较为得意的是他的篆书。

他曾多次为故去的大臣作篆书碑额。在仁宗朝，一个读书人如果说能考中进士获得政治生涯的开始，他在闻喜宴上就可能会受到御书的赏赐。幸运的话，今后仕途中还会有很多机会得到皇帝的御笔哀翰，或因为经筵讲学，或因为转官赴任，或因为府中建阁，或因为退休致仕，种种机缘，不可胜举。乃至到其生命终结后的若千年，震翰都有可能矗立其坟头伴其左右。

根据史正浩的统计，宋仁宗亲篆碑额的宗室大臣除了上述十五人外，还有张士逊、李用和、齐国大长公主、李继隆、高若纳、程琳、狄青、陈执中、刘流、赵承诏等人。到了仁宗晚年，一些己故大臣的家属乞御篆碑额者越来越多，仁宗此时的体力和兴趣大概都己不如从前，嘉裕五年十月，仁宗下诏“自今臣僚之家毋得陈乞御篆神道碑额”，以结束这还不清的笔墨人情。

对于被赐者来说，帝王御书神道篆额无疑是皇帝对死者生前功绩的最高肯定与褒奖，这对死者的后人也多少具有隐性的保护作用，故而一些大臣及其家人往往趋之若鹜。虽然仁宗下诏毋得陈乞，但他开启的这个风气，却一直延续了下去，其后的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都有为功臣书写碑额的记载。

仁宗的篆书不仅用在笼络君臣情感、抚慰功臣后人之上，在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都曾发挥过作用。比如天圣九年九月，仁宗在看阅了乐律理论著作王朴《律准》后，御笔篆写书名“律准”二字于其底，复付太常秘藏本寺，模勒刻石，直史馆宋祁为之作赞。皇枯五年朝廷祭祀大礼需要铸造礼器，其中包括十二只鼎和莺刀两把，仁宗又亲书鼎名、刀名，有司篆刻其下，刘敞献《新律钟鼎鸯刀铭》四章。’此外，仁宗还为《宋针灸经石刻》作过篆书题额。

结语

总体来说，宋仁宗不仅把书法作为个人爱好，他还把书法作为帝王政治的辅助工具，以赐书和题字的形式，表达自己对某件事、某个人以及某一领域的关注。这种关注一旦落实到书法本身，就会对书法创作以及相关研究领域均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史正浩甚至认为:“仁宗通过下令造作新乐与校定古乐器、刊刻篆书《石经》、御篆功臣神道碑额与颁赐内府古器物铭文拓本四项举措，促进了古文字学与篆书书法在宋代的发展和普及，为金石学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并带动、激励了金石收藏、研究风气的兴起。”

不管如何，作为帝王，他的一举一动、喜好僧恶，其实都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整个国家的诸多方面会产生一定的的影响。就书法一道而言，宋仁宗终身痴迷于书法的挥洒之中，遍赐群臣，以书写为乐。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帝王的示范带头作用是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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