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箫紫圜

编辑|梦入神机

美国奴隶制是一个比奥地利暴政更严峻的专制形式，而美国人却并不自知。科苏特和美国逃奴之间没有区别，科苏特的逃亡提供了批判美国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机会。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美国废奴主义面临的问题

废奴主义者显然被美国人辜负了人生而平等的基本原则所苦恼，他们相信美国建国发动了一个根本上解放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因此废除奴隶制的奋斗很大一部分是在为世界自由努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作为共和模范的角色由于奴隶制的存在而备受讨论。

随着19世纪中期与1776革命有直接联系的最后一个人约翰·昆西·亚当斯去世，废奴主义者感受到了强烈的欲望来继承革命先辈的遗产。

尤其是《逃奴法案》使许多废奴主义者确信共和国的建国原则在奴隶制力量的严肃攻击之下，因此欧洲的共和主义革命者被视为反抗专制的战友。

南方认为欧洲污染了美国，因为北方效仿欧洲所有的缺点、过分和奢侈，从而威胁了联邦。

在一些大城市，暴民和激进改革运动使北方变得就像欧洲刚开始那样。

北方已经享受了太多商业繁荣，这种富裕造成了腐败并伤害了美德。

相反，

北方产生的所有的缺点，南方都逃掉了，南方是平衡北方的激进主义的托盘天平。

南方把美国共和政体的历史视为南方给北方的一系列让步。

然而，问题在于占人口多数的北方人似乎认定要通过废除奴隶制摧毁南方。因此，如果北方废奴主义者控制了联邦政府结果会非常不幸。

奴隶制作为社会的基础而存在，是确保白由制度存在的必需品，废除奴隶制会造成灾难，南方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虽然独立革命给美国带来了民主原则，但却给欧洲造成了可怕影响的实践，使欧洲因为这个原则走向激进的极端。

自由制度能在美国成功是因为美国主要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种拥有必不可少的智力和对财产的尊重，这确保了民主走向繁荣。

而欧洲和南美民主制的实验失败，因为他们的人种不能适应自治政府。基于这些人种观点，南方认为非盎格鲁-萨克逊移民的汇集会破坏美国的民主。

奴隶制是个倒退的、野蛮残忍的、灭绝人性的制度，不可能在民主制不断上升的世界中长期存在。

美国的奴隶制问题迟早要解决。

美国人已经离共和时代的美德很远了，连续繁荣和无限的奢侈是堕落的来源。美国已经习惯了同情频乱，去帮助和鼓励国外的革命主义者，严厉谴责合法政府的压制暴动行为，但革命权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

许多南方人认为国父们建造的联邦已经变得如此堕落，为了保卫独立革命的原则，南方分裂出去是非常必要的。

奥雷斯带斯·布朗森也认为美国需要一场内战来净化已经堕落了的道德和政治氛围，召唤回国父们的美德。

经济利益的矛盾到后来演变成不同的政治诉求，即蓄奴和废奴。

奴隶制是阻碍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绊脚石的事实，工业化的车轮必将碾压一切前工业时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在矛盾再无法用和平调和来化解的时候，诉诸武力就成了必然。

1860年，作为一个地方性政党的共和党在只拿到全国四成选票的基础上赢得大选，似乎印证了前总统马丁·范布伦的预言：

执政党如果不能获得全国范围的支持，国家就会面临分裂。

1861年南方数州宜布独立，北方诸州以维护联邦统一为由，开始了一场统一与分裂的战争。

1850妥协案只是将内战延后了十年发生。

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奴隶制矛盾日益尖锐，1848年欧洲革命作为发生在内战打响前最后一段时期内的外交事件，美国的反应无不为奴隶制矛盾所左右，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848年欧洲革命并不直接导致美国内战，要分清实然与应然的关系，只是从美国对待欧洲革命的不同态度和反应可以反映出美国奴隶制的分蘖以及美国面临的困境。

欧洲革命者后来的回应

美国内战爆发后，加里波第、科苏特、卡尔·布林德，约瑟夫·马志尼、亚历山大·赖德律·罗兰等1848年欧洲革命的的领导人，都对内战表达了精神支持，并赞赏美国内战是全球反抗专制主义力量的一部分。

他们借此寻找重新点燃革命运动的机会，并寻求林肯对新一轮欧洲共和主义事业的援助。

除了获得欧洲革命领导人的精神支持，联邦也从已经移民到美国的革命流亡者那里收到了更多有形的援助。

虽然联邦军队里外国士兵只占很小的比例，参加过或支持1848年欧洲革命的人更少，但他们被证明是林背最杰出的伙伴。

特别显著的是德国的48人，比如卡尔·舒尔茨、弗朗茨·西格尔、路易·布伦科、奥古斯特·维利希和弗里德里希·赫克。

这些人在动员德国投票者为共和党投票上做出了有价值的援助，战争开始后，他们还征募士兵作战。

1861年6月18日在芝加哥举办的德国民众会议的演讲上，弗里德里希·赫克提出他已经在1848年反抗欧洲专制主义的战争中战斗过，此刻他再一次拿起武器去为自由原则和独立而战。

虽然共和主义的事业在欧洲失败了，赫克和其他48人为内战效力，希望帮助美国共和主义的实验能够持续。

一个多世纪以后的1990年3月15日，在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揭幕了匈牙利爱国主义者科苏特的半身像。

1848年的典礼和1990年的典礼都发生在欧洲重大革命的浪潮中。

1990年纪念科苏特的半身像被视作是美国对铁幕倒塌的回应之一，也同时暗示着1848-1849年的一些事件仍然持续影响着美国人。

美国的对外干预

美国历史上的对外干预，大体上受两大动机的支配——要么是为了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及谋求霸权，要么是为了推广和促进美国人珍视的价值观。

前者可称之为现实政治的干预，后者可称之为理想政治的干预。

美国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反应就属于典型理想政治干预的结果。

总体来看，欧洲革命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浪漫主义革命者的领导比如法国诗人拉马丁、匈牙利律师科苏特和领导普遍反抗政权的罗马市民为中心，建立起包括公民自由、扩大选举权和罗马世俗政府在内的自由改革的临时政府。

第二阶段则以法国共和国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工厂保证就业以及在殖民地废除奴隶制以及发生了六月流血事件为代表。

第三阶段，帝国力量重新维护他们的控制，新生的民主运动被镇压并受到了严厉惩罚。

美国对革命的这三个阶段都作出了反应。

革命早期时，美国听到来自欧洲激动人心的消息，国家仍然保持着它早期的天真和对共和制度的热情，毕竟它暗示着美国增大的影响力。

美国作为一个依靠普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建国家身份和建立国家认同的国家，极易在对外关系中表现出意识形态狂热，传播民主往往成为国家自豪感和国家凝聚力的来源。

随着后来欧洲自由和激进主义的冲突，美国人关于欧洲剧变的感情转向了。

美国自我认知的逆转之路开始于1850年。

从这一年起，罗马共和政体投降于天主教军队的入侵；路易-拿破仑当选法国总统并发动政变解散国民议会、推翻法国第二共和国的自由改革，奥地利军队轰炸布拉格，捷克民主主义者投降：匈牙利屈服于哈布斯堡帝国和沙皇俄国的联合力量。

这时候美国渐渐冷静，开始有了反应上的分歧。

各阵营、党派开始站在自我利益的立场上结合美国当下的实际情况综合考量，利用欧洲革命服务于自身利益并赋予其丰富的额外想象。

最为典型的体现就是1850年代奴隶制矛盾的白热化对美国反响的影响，但奴隶制话题并没有决定美国对欧洲革命的态度。

某种程度上，美国对欧洲革命的反应代表的是美国社会想要什么，而不是欧洲革命应该是什么。

综上所述，美国对欧洲革命的反应，作为内战前最后一段时期的外交事件，基本上折射出美国对自身的看法和矛盾。

如同马克思·韦伯所指出的，

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是物质的和精神的利益，而不是观念。

一言以蔽之，美国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反应，乃在于物质利益文化以及自身透镜的交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