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苏联是作为一个乌托邦诞生的。当年伟大导师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前一定想不到,仅仅三十年后,布尔什维克党会成为俄罗斯这个古老专制国家的新主人。
尽管列宁在建党之初就一再强调“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好百万倍”,但苏维埃政权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解体。正如沙俄前身是蒙古人屠刀下的金帐汗国一样,苏联也在政治后期经历了一个逐渐老化的过程。
在苏联后期,官员的晋升之阶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民主选举确定的,而是通过上级的选拔确定的,这其中就存在一个营私舞弊的问题。在这种体制下,选拔者往往提拔自己亲近的、能为自己使用的部下作为副手,因此在苏联民间也向来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说法。
虽然政治家在选拔年轻干部时也会注意社会影响和被考察者的品行才能,但在苏联中后期这都是次要因素。最为至关重要的是被选拔者是否对领袖忠诚,这就涉及到有无政治野心的问题。尤其在斯大林时期,随着大规模清洗运动的开展,甄选年轻干部的忠诚度就是首要选拔因素。
到了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经过赫鲁晓夫一段时间的开明政治,斯大林时期的那种血腥宫廷斗争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斗争方式。
勃列日涅夫从未经历过斯大林清洗时期的恐怖局势,所以在对待政治斗争上也较为温和。他对待自己不喜欢的人物,采取的是打发他们到远处任职,担任驻外大使之类的职务,所谓眼不见心不烦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自己的政敌,诸如谢列平、波德戈尔内等苏联政治人物都经历了一个悄无声息的消失过程,但这种“消失”只是退出苏联政治视野,其人身安全并未遭受打击损害。这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进步,也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平和性格的反映。
不过,与此相对的是,苏联选拔官员的标准却未发生任何改变。由于勃列日涅夫本人毕业于第聂伯彼德罗夫斯克地区的冶金学院,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本人发迹后,其身边也汇集了一群曾在第聂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等地区工作的同事和部下。对于勃列日涅夫身边存在的类似小圈子,西方媒体则称之为第“聂伯彼德罗夫斯克”帮。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如果一个官员想要获得升迁,就必须与“第聂伯彼德罗夫斯克”帮或者与勃列日涅夫的亲属搭上关系。
事实上,当勃列日涅夫通过各种方式赶走政敌后,对于政敌工作过的岗位,勃列日涅夫本人天然就有不信任感。想要改变这种不信任感,勃列日涅夫必然要在这些岗位上穿插自己的亲信,于是声名在外的“第聂伯彼德罗夫斯克”帮派上了用场。
典型的例子就是柯西金的下台。1979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因“身体不适”被迫辞职后,勃列日涅夫代之以自己冶金学院的同学吉洪诺夫。
不仅如此,时任苏联内务部长的谢科洛夫、时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茨威贡大将也都是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工作期间的部下。就这样,一个名为“第聂伯彼德罗夫斯克”帮的政治集团逐渐掌控了苏联社会。
在任用大量亲信的同时,勃列日涅夫也在竭力排挤他不信任的人。勃列日涅夫做了一辈子的平庸干部,本来就没有太大政治理想,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让自己能好好活,也让别人能好好活。靠着这个平庸志向,勃列日涅夫身边团结了大量的苏联干部,这也是他能“平稳着陆”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享受生活、好好活着之前,勃列日涅夫必须搞掉两个政敌:谢列平和柯西金。前者掌控克格勃,主张用“铁腕政策”整顿苏联秩序,后者则主张对苏联经济进行改革,这当然让勃列日涅夫不能容忍,于是谢列平很快出局了。但柯西金留着还有用,毕竟班子里有个“经济学家”毕竟不是什么坏事。
当谢列平、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柯西金、沃罗诺夫等苏联高官一个个都销声匿迹之时,勃列日涅夫“好好活着”的心愿就最终达成了。不过,苏联最后一次复兴的机会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