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清末民初时期，为何说蒙古族只有在变化发展中才能生存和发展？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外来势力入侵和内部封建主义体制下，社会阶层的冲突不断升级，国家危在旦夕，中国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时，“中国的主权名存实亡，但外国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处于支配性地位，并对中国的现代化经常设置障碍”如果把清朝的中国比作“睡狮”，那么蒙古民族地区是睡得最沉的那一个。

“变则兴，不变则亡”的辩证思想

为了挽救日渐没落的国家，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社会进化论。在哲学的概念中，“变”是指原有事物的终结，新事物的开始，是事物发展，事物出现转变的原因，与“不变”有着对立关系，所以其带来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在当时的变法维新思潮及其实践的影响下，具有民族复兴朴素意识的贡桑诺尔布，面对日益突显的民族危机探索社会腐败的根源，并逐渐认识到“变”的重要性。

他在不改变清朝封建制度的前提下，为了不被世界的发展所淘汰，为了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努力寻求“变”的方向。

他冲破蒙古民族地区传统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以朴素的唯物观看待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变则通，不变则亡"的变革思想，转变传统神学观念，推进实业和农牧业的发展，促使朴素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相辅相成，形成当时喀喇沁地区强盛的助推器。带动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人们思想解放，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蒙古民族地区的传播准备了重要思想土壤。

“由落后走向文明”的进化思想

崇尚文化教育，以文化弘扬人民，以民族救亡图存的理念，在贡桑诺尔布的变革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并贯穿于整个变革活动中。二十世纪初，在西方进步文化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一批开明志士重视文化教育，满怀文化振兴的志向，自强不息。

贡桑诺尔布正是顺应这一潮流，施展自己的才华，让喀喇沁旗的人民都得到了文化启蒙，他对佛教在理论上进行批判，并在实践中加以改造。

理论上在转变蒙古族传统的神学观念的时候，以封建时期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神论等哲学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实践上变革当时蒙古族地区“学在寺院”的教育形式，建构新的教育形式来宣传西方的先进文化，消除了佛教对蒙古族人民思想的束缚，促进了蒙古族教育的近代化。

“民智最为难”的启智观

贡桑诺尔布相信，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则取决于人们有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他提出“查自古昔以来，无论哪个民族，都是顺着历史的潮流，逐渐从落后走向文明”的一个规律。并在此基础上颁布“西欧列强，无论哪一个国家，毫无例外地都经过了野蛮时期，但由于各国国王们善于教养本国人民，才逐渐强盛起来。

日本是一个东洋岛国，其英明皇帝明治时周游世界，变法维新，兴工业，十几年内国强民富齐头并进。

我们的蒙古族在数百年前的成吉思汗时期忽必烈薛禅时期和妥欢帖睦尔在皇帝时期。从此以后，日渐衰落，陷入眼前的贫弱境地，这岂不是没有文化造成的吗？

因此，必须创立学校，协理台吉、官员、参领以及全体旗民，善体本王意愿，一体遵照，切切此令”的训令。他以唯物辩证法的视角看待一个国家的发展，提出每个国家都会经过“落后到文明”的普遍规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把民众是否具有先进的教育。

贡桑诺尔布的发展思想并不只是理论，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鉴于当时各国因兴教育，兴工业而“由落后走向文明”的现实，贡桑诺尔布认为蒙古民族的积贫衰落的局面必然会得到发展，这一点通过他的“落后走向文明”的论述里得到了体现。正因为，秉承了这一发展理念，贡桑诺尔布发展了文化教育。

他通过创办新式学堂宣传西方先进文化来启迪民智，与当时的神学唯心主义有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变革具有发展的特性，最终会为自己找寻新的道路，向前发展。在唯物辩证法中，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逐渐进化发展的过程。

即任何事物的现实存在都具有暂时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整个世界是无数事物的形成和消亡过程相互连接，相互组合而成的过程的集合，是不断进化发展的。

贡桑诺尔布在完成“从落后到文明”这一转化的过程时，首先探索其落后的根源并坦诚的面对自己的劣势，其后以开放的姿态学习日本的维新，逐步变革。

“扶桑本海隅，事事争前驱。”

他认为，面对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局势，每一位国人都有救国责任，救国意识；向日本的明治维新学习时，要具有责任意识，要具有奋发向前的拼搏精神。所以，他将救国安邦的历史命运为己任，用诗词来表达启迪民智的深度思考。

贡桑诺尔布看到，商业国日本的发展，不由得感叹他们的成功，在其《博览会志游日本课中》写到“民智最为难，眼界犹为宽，借此起胜心，焕然成大观。”晚清时期，佛教控制着喀喇沁旗人民的生计；该旗共有二十多所寺院，这些寺院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草原，土地，而且是当时喀喇沁右翼旗的文化教育中心。

其中，旗民们也相信喇嘛的种种苦难和不幸都是前世报应，一切善举都是为转世准备的错误教条和错误解释，盲目崇拜喇嘛转世。而真正的佛教知识，只有极少数受过最高修养的佛教高僧才能学习和掌握，佛教的智慧、知识和修养，

所以普通民众在皈依佛教的情况下始终得不到提高。

事实上，旗民对佛教虚幻教义的信仰，也与清朝的残暴的统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说是这一残暴的统治政策所带来的结果也不足为奇。究其原因，清朝在蒙古民族地区实行盟旗制度，进行分而治之的统治；阻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使得平民无法参加科举考试，提高和改变自己的社会与经济地位。而佛教的空洞教条宣扬自己有将理想变为现实，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沿着可以不断得到晋升，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论述到“宗教是那些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所以，那些不满足于生活现状，无法掌控命运的平民，试图在佛教空洞的教条里得到精神满足，充实自己的内心。

长此以往，多数平民开始剃发为僧，促使了佛教事业在蒙古民族地区各旗县的繁荣强盛，有了“学在寺院”的局面，从而导致文化教育的失败。

贡桑诺尔布针对佛教的盛行，公布训令如下“阿拉特（民众）们，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蒙古人口减少，喇嘛人数也就会减少，宗教也就会自然削弱下去的。今后有两三者，不允许再送去当喇嘛”，他将人口减少与佛教的盛行相联系起来，

认为喇嘛人数愈发减少蒙古族的人数就会变多，佛教就会走向衰落。

此外，贡桑诺尔布在《菩萨蛮巴林道中》里“平原万顷人踪少，迷离承意生青草。事事听天然，穹庐裹古毡，荒凉连大漠，三五成村落，极目马鞭梢，行行路转遥”来批评民众的消极人生观，表现出对现状的愤怒和无奈。他认识到，佛教教义的危害性，在佛教进入蒙古民族地区前，蒙古人因奉行萨满教，将“天”神化，认为“天”是万物的创造者，形成了“腾格里吉雅”的天命观。

所以，在蒙古人的意识里“天”作为威力无边，不可抗拒的神，可以掌控人的生命和命运，唯有顺从命运的安排，安于现状才是正确的选择。

随后，清朝的统治及其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加重了蒙古人安于现状，“事事听天然”“不变”的思想，久而久之，在早期的蒙古民族地区形成“三五成村落”的景象。先进的思想家往往具有，比普通人无法比拟的感知能力，能够察觉到振兴民族文化的紧迫性。

马克思曾指出形而上学的错误在于“在它看出有差别的地方就看不见统一，在它看见统一的地方就看不出差别”，当时蒙古民族“不变”思想只停留在形而上学的表面，认为无法改变现状，只能“事事听天然”。

然而，贡桑诺尔布打破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片面化，极端化的观念。贡桑诺尔布的发展观是由当时蒙古民族地区社会的客观环境和时代的条件所决定的，他运用鲜明特色的近代辩证思想看待事物的发展，

分析事物发展的矛盾性，无情的批判“不变”思想，从“变和不变”的矛盾中把握它们的统一性，并在实践中不断解决矛盾。

自清朝以来，蒙古族人口逐年下降，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民间思想遭到扼杀，民族文化教育遭到严重摧残，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进步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性问题。贡桑诺尔布引导着旗民走向“文明”之路，通过文化教育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在此基础上，他坚信，任何国家和民族，只要“顺势而变”，就可以实现“落后（野蛮）向文明”的演变。

总的来说，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会随着时间的潮流把自己推向文明的历史。这是普遍真理，遵循规律“变则兴”，离经叛道“不变则亡”，通过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说明了蒙古族也只有在变化发展中才能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