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燕云”的意义

古代史研读：“据有燕云”与契丹太宗南下灭晋前的政治背景——会同元年（938）十一月“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燕云十六州的获得彻底扭转了契丹与中原的力量对比。

燕云地区所处的燕山山脉与北太行山山脉，自古以来都是中原抵御游牧民族的前线，幽燕的获得使契丹拥有了南下通道，得以长驱中原。北契丹据有燕云后，收编了近十万汉军，这使得契丹军事力量得以迅速扩张。

自安史之乱后，幽州镇的常驻兵力始终保持在10万左右，刘守光据有幽州时更豪言“大燕地方二千里，带甲三十万。”

尽管在五代时由于战乱，幽州军队数量可能有所降低，但赵延寿在投降契丹前，幽州的军队数量应当不低于5万人。这在会同六年（943）契丹南下时，“契丹前锋将赵延寿、赵延昭将兵五万入寇”可证。除赵德钧的幽州军外，翟璋所领的新州威塞军亦为契丹所收。天显十二年(937)二月，契丹曾点发新州翟璋所属的“新、毅、蔚等州军马与契丹讨奚族达剌于。”

河东北部的云、朔州，在割让予契丹后，虽相继叛乱，但未过多久即被镇压，其地汉军最终也应归属契丹。尽管五代史籍上并没有关于新州威塞军与云朔地区的军力数量，但根据唐代在这些地区设置的诸军来看，其数量达到了3万多人。

由此，十六州汉军的数量应接近10万之众，这与契丹本身所拥有的部族军数量十分接近，这无疑极大加强了契丹的军事力量。

并且十六州汉军以步兵为主，契丹军队的兵种结构也得以从骑兵为主，转变为步骑兼顾的新结构，弥补了原本游牧民族军队单一兵种的作战劣势，使契丹在南下作战中获得更大的优势。

在经济上，“幽州从古代一直到唐，都是华北平原北部的一个经济中心。”其“东有鱼盐之饶，北有塞马之利”，“红稻青粳，实鱼盐之沃壤”，燕云十六州的获得使契丹的农业与商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燕云十六州入辽后，契丹农业人口大幅增长，由此可见，获得燕云对契丹农业生产总量的提升也一定有数倍之多。除农业外，契丹的商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安史之乱以后，幽州（今北京）长期处于藩镇治下，但其仍是唐朝东北边疆的一个重要中心城市。在城市规模上，幽州城内设有26个坊市，商业种类达到了30余种，城内人口数量也达到了近10万人。“诸道贩鬻，岁输珍货数百万。”太宗在获得幽州后，见到“城北有市，百物山偫”，进而“命有司治其征”。

无疑燕云的获得为契丹提供了大量的税收。

由上可知，占据燕云十六州后契丹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急剧膨胀，与刚刚建国的后晋王朝面对的“藩镇未服，府库殚竭，民间困穷”相比，契丹无疑占据着绝对优势。后晋君臣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如刘知远就认为，契丹“割中国之土地，收中国之器械；其君智勇过人，其臣上下辑睦，牛羊蕃息，国无天灾，此未可与为敌也。”

桑维翰也认为“契丹数年来最强盛，侵伐邻国，吞灭诸蕃，救援河东，功成师克，山后之名藩大郡，尽入封疆；中华之精甲利兵，悉归庐帐。即今土地广而人民众，戎器备而战马多。此未可与争一也。”因而后晋建国之初，石晋君臣都极力主张与契丹建立藩属关系以维持和平，终石敬瑭一朝对契丹始终恭谨如初。

燕云十六州的获得与中原王朝的称藩、恭敬之举，无疑加强了太宗的政治威望。

会同元年，后晋向太宗上尊号即暗含了“代表诸部推举之意，为辽太宗树立了威望。”而太宗在受后晋所上尊号的同时，举行再生柴册仪，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来说，这就意味着“上天赋予他更大的权威和更高的地位，使他以塞北皇帝而兼任了中原皇帝。”这无疑解决了太宗继位以来的皇权合法性问题。

随后太宗借着个人权威大大加强之际，推动政治改革加强君主权力，极大的巩固了皇权。某种意义上讲，此时契丹与中原的藩属关系，成为维护太宗权威的重要标志。

太宗南下灭晋前的政治背景

尽管后晋朝廷与契丹建立了藩属关系，但出于“夷夏之防”的原因，后晋朝廷内仍有不少反对契丹之声。如兵部尚书王权在被要求出使契丹时言“吾老矣，安能向穹庐屈膝！”桑维翰等人虽然支持对契丹的主和政策，但也无一例外地认为这一外交关系只是暂时的政策。

刘知远就认为后晋应当“训农习战，养息民，俟国无内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桑维翰也认为“王者用兵，观衅而动。”

“观彼之变，待彼之衰，用己之长，攻彼之短，举无不克，动必成功。此计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

石敬瑭也因“虑契丹为后世之患”，将黄河沿岸的魏博等军镇进行了新的调整，“建邺都于广晋府；置彰德军于相州，以澶、卫隶之；置永清军于贝州，以博、冀隶之。澶州旧治顿丘，遣前淄州刺史汲人刘继勋徙澶州跨德胜津，并顿丘徙焉。”

加强河北防御，这些都说明了后晋普遍存在的抵制向契丹称臣的情绪和反抗意识。只是此时南北力量的差异，后晋将称臣契丹作为立国之初的政策，但后晋执政者所为具是蛰伏待机之举。然契丹对这一问题并非不知。后晋西京留守杨光远，在会同元年（938）就因政争失败“密以赂自诉于契丹”。安叔千在镇邢州时“尝密请内附”。

后晋内部存在着许多暗中勾结契丹的官员，并不断向契丹传递后晋朝廷的情报。在这一背景下，尽管契丹与后晋维持着表面上的和平关系，但在和平局面之下，则进行着契丹为维护宗主地位与君臣-父子藩属体系所制定的新经略政策。

石敬瑭时期的新经略政策

整个石敬瑭时期，太宗对中原的新经略政策分为两途，即控制镇、定二州，联结南唐。不过，这一政策在后晋的卑躬屈膝中从军事转向政治手段。会同二年（939），定州节度使皇甫遇被调任潞州节度使后，太宗“遣使谕高祖”，要求石敬瑭以王处直之子王威为定州节度使，“袭先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

应当说此事并非太宗干预后晋人事安排的首例。

天显十二年（937）十一月，太宗在援助石敬瑭胜利后，即对石敬瑭提出“桑维翰尽忠于汝，宜以为相。”又为后晋指定石重贵为太原留守。太宗在将石敬瑭送于上党渡河时，再次对石敬瑭提出刘知远“此都军甚操刺，无大故不可弃之。”太宗的这些要求都被石敬瑭一一应允。

然而，一向对契丹十分恭谨的石敬瑭此次以“中国将校自刺史、团练、防御使序迁，方授旄节，请遣威至此任用，渐令升进，乃合中土旧规。”为由拒绝了太宗。这引得太宗勃然大怒，直接责问石敬瑭“尔自诸侯为天子，有何阶级耶？”可见太宗对于定州节度使人选十分在意。太宗所为就是要通过控制定州人事，进而掌控河北。

因为“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镇、定，以其扼贼冲，为国门户。”“失中山，则河北诸郡不攻而自下矣。河北下，则京师不可都，而宗朝社稷危矣。”通过控制镇、定节度使一职，就可以将河北牢牢掌控在契丹手中。对后晋政权而言，契丹掌控河北对其若刃在颈一般，安危尽系于敌手。

显然石敬瑭十分清楚定州控制权丢失的意义，因而其断然拒绝。但石敬瑭也害怕此时破坏其与契丹的关系。

最终石敬瑭以王威堂侄孙王庭胤为定州节度使，太宗方才勉强同意。这不能说石敬瑭此举并未使太宗获取定州的控制权，因为王处直一族在五代时期，具为亲契丹势力，太祖太宗两朝先后受王郁与王都之请，南下驰援。述律后亦称赞王郁“汉人中惟王郎最忠孝。”可见王处直一族与契丹的关系始终十分紧密。

王庭胤虽未必如王郁、王都一般与契丹亲密，但至少在宗亲关系上受其叔祖王威等人的影响，对契丹保持着友好关系。会同五年（942），石敬瑭在消灭亲契丹的镇州节度使安重荣后，就立刻以历侍三朝“鲜有败事”马全节为定州节度使，将王庭胤迁置沧州。

总的来说，在随后的契丹南下作战中，马全节在定州多次重创契丹，而王庭胤未再启用。足见石敬瑭对王庭胤任定州节度使并不放心。与直接干涉定州节度使人选不同，契丹谋求对镇州的控制显得更加隐秘。石敬瑭时期，后晋共发生四次藩镇叛乱，其中有三次石敬瑭遣使告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