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中国古代的显学，经学与史学的渊源颇深。

它们同宗同源，都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的六经，六经亦经亦史，不分经史。

秦朝时焚书坑儒，经史遭到短暂的冲击，然而依旧保留下了传承的火种。

汉武帝时，儒家经典正式成为官学，经学独尊，地位显赫。

同时司马迁著《史记》、班固撰《汉书》，经史分别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呈现出分离的趋势。

但经史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二者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共同对我国古代的文学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亦经亦史，经史不分

经学与史学有共同的渊源，皆起源于先秦。

“经”在原初意义上即指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

在此基础上进行引申，“经”又包含了自然循环中的经络、经脉之意。

后来经过人们的化用，“经”字从指代自然情状演化成指代人文社会，有了“治理”的含义，被用以指代“书”。

先秦时，不同学术流派的重要著作和官府的图书典籍，都可以称为“经”。

西汉以后，儒家典籍成为官方经典，“经”的范围变得狭窄，拥有了“恒常不变”的纲常化、神圣化色彩，也就是《说文解字注》中所说的“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

其中，六艺亦可称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

将六部典籍合称为六经，其实最早载于《庄子》。

由此可见，

六经应当在先秦时期便已基本成书。

先秦时诸子百家各学派有不同的选本，以《书》为例，《墨子》一书引《尚书》篇名29种，与后世书中一致的只有6种，而儒家荀子引用《尚书》14条，与后世所传大体相同。

一般认为，六经是由孔子系统整理和广泛传习的

，儒家一派编订的选本也在历史发展中成为主流版本，六经从诸子百家普遍推崇的经典变成了儒家的专用经典。

古人还认为六经都是先王典籍，具有史的性质。

在原初意义上，“史”指的是记事，也指负责掌书记事的官职或担任这种官职的人，后来才慢慢拥有了史书的含义。

周代重视史官的设置，史官开始具有多方面的行政职能，并从自己掌握的历史资料中选择一部分编纂成书。

《汉书·艺文志》中说古时“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

这种说法是将六经中的两部当作了史学渊源看待。

自古以来不少文人学者将六经看作先秦的史书和史料，认为六经最初是靠史官撰写成文的。

正如龚自珍的《古史钩沉论》所言：“

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雅颂也者，史采于民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

。”

近现代历史学家、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亦指出六经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材料，经本古代之史料也。

综上，提及早期的经史关系时，人们往往将以六经为代表的经与史官、史料联系起来，并不严格区分其性质，六经亦经亦史。

先秦经史难分、不分的特点可见一斑。

秦汉：独立以后，经史分途

秦朝对经、史进行了短暂的发展和破坏。

秦始皇统一了文字，统一以前与秦不同的文字称“古文”，统一以后的文字称“今文”，这为后世经学中的“古文”、“今文”之争埋下了伏笔。

此外，秦朝还正式确立了博士这一官职。

博士主要是皇帝的顾问，选拔时不分学派，只要求通古今、司经籍，最后任职的大多是儒生。

有赖于这些儒生博士在工作中的“私相授受”，六经得以在法家的统治下继续流传。

秦始皇晚年下令焚书坑儒，六经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破坏并非全面的、绝对的破坏，其焚毁的书籍多是非博士官执掌的典籍，“

主要者为六国史记，其次为诗、书古文，而百家言非其所重

”。

重要的典籍依旧被流落的儒生加以隐藏保护，是以“汉兴，学统未尝中断”。

两汉是经、史各自发展成为独立学科的关键时期。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确立了儒家经典的垄断地位。

首先，专门针对经学的研究自此开始。

当时的博士主要专治一经，以经书解释作为主要工作，训诂盛行，有关经书解释的著作也不胜枚举，从根本上有别于秦朝的博士制度。

此后经学的发展如日中天，释经成为了家法传承，构成了汉末世家独特的家族文化。

其次，儒家经典得到了正典化。

“经”的范畴缩小到仅仅指儒家一派由圣贤孔子亲授的五经或六经（五经加上《乐》），考试制度亦以儒家经典为基础。

五经博士实际上控制了一部分官员的教育和选拔，经学正式得到朝廷认可，本来兼具经史特色的《春秋》被立于学官，相关研究专研微言大义，走上离史以尊经的道路。

经字、经学的统一也在这一时期。

《熹平石经》标志着经字的统一，在此之前，经籍文字讹误繁多，汉灵帝时下令正定五经文字，以古文、篆、隶三种字体书写刻于石碑之上，成为刊刻石经之始。

汉末郑玄的经学标志着经学的统一。

郑玄博览群经，注经兼采古、今之文，世家家法相形见绌，时人有“礼是郑学”一说。

可见郑玄对经学史影响深远。

总而言之，两汉时期经学有三个特点：研究规模化、专业化，性质官方化、神圣化，以及发展成熟化。

由此，我们可以判定经学在汉时正式独立。

而我国的史学则大成于司马迁、班固二人。

汉武帝时，司马迁撰成《史记》，首创了纪传体这一编纂体例，使中国史学实现跨越性发展。

他提出史家要“成一家之言”，“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述故事而非讲大义正是《史记》在宗旨上与经学的不同。

司马迁扬弃《春秋》而著《史记》，在学术实践中开始了经史分离，标志着经史分离在本质上的形成。

东汉班固作《汉书》，创始了纪传体断代史这一修史方式，体例规范，是汉代史学发展方向的一大转折。

除去个人的修史行为，两汉朝廷记录史事的方式也已制度化、体制化。

《东观汉记》是官方纂修本朝国史的首次尝试，使得史学正式形成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共同发展的局面，成为中国史学最重要的特征。

由此，我们可以说，史学真正成家，脱离了经学。

经学、史学独立以后，学科分离，两汉经史走向分途。

两汉经史分途的原因

文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史都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殷商时代，由于神权色彩浓厚，民神杂糅，文化的各个领域都表现得混沌而朦胧，经史亦处于懵懂的原始形态。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私学兴起，孔子整理六经，原始经学、史学拥有了共同的学术理论源头。

秦朝，六国文字的统一为经史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博士官的建置促进了学问的传播，经史由原始形态进行转型。

经史的分途正是在各代积累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些因素直到两汉才集中完全，此前经史并没有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具有博大的气势，社会流行大作为、大视野、大气概的文化氛围，社会文化发展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儒学理论成熟，相应地经学日趋完善，史学在传承传统的同时拥有了独特的特点，私家史学和官家史学各行其道，为经史分途提供了足够的养分。

经史最早只能在西汉开始分途，无疑是由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历史的现实条件决定的。

其次，

两汉统治者的政策促进了经史分途的进程，是经史分途的重要原因。

汉朝最重大的文化历史事件莫过于儒学成为了官方的统治思想。

儒家自战国起就是最重视历史的学派，推出了一系列古代圣王人臣的形象，其强调历史的作风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同时，六经被儒家纳入了自己的学说体系中，儒家经典被统治者定为一尊。

汉代独尊经学，

“经学成为封建时代的支配思想，以后的史书当然就不能与之并称”，

经、史地位的差异也就成为它们彼此独立的外在推动力。

结语

先秦两汉的经史关系从整体上说，呈现出由一体走向分离的趋势。

在经、史分别成为独立的学科以前，它们常被看作共同体，一部经籍往往兼具经与史的双重特性。

西汉，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统治者政策的影响，经学正式确立，史学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关系的减弱，汉代经史之学虽然在实践中出现了分离，却也形成了以经解史与以史解经的普遍现象，它们在学科上分离，在思想上仍是统一的。

参考文献

《中国史学史》

《中国经学史话》

《史学、经学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