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古代史研读：19世纪，英属印度土地税收制度的演变过程——殖民者的掠夺政策对封建地主剥削和农村中的商业高利贷奴役的支持，导致了经济的衰落，导致了国家的极度贫困化，农民和下层人民暴动反映了下层人民和殖民者、封建剥削者之间的矛盾是人民不满的爆发。

从1860年到1900年，先后共爆发了16次饥荒。其中规模较大的饥荒就有14次。这些饥荒影响全国广大地区，仅在19世纪最后25年时间，印度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就达1500多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农民的反抗斗争和起义是必然的，虽然自发组织，相对零散，没有形成规模气候，动摇不了英殖民的统治根基，

但此伏彼起，形成连绵不断之势，在印度政治舞台也引起了新的波澜。

殖民政策的一个总目标是加强农业商业化及其与世界贸易的联系，在法律中确立私有的、可转让的财产，不仅在孟加拉邦，而且在英属印度及其附属地政权的所有地方。

英国殖民者加强对农业原料产地印度的剥削，增加印度农业生产，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展和巩固农村的土地私有制，构成了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的土地政策的最基本的出发点。英国殖民地的土地政策，用工业资本的力量摧毁了印度农业及手工业，最后消灭了农村公社。

土地“租金理论”的运用

在19世纪英属印度的广阔领土内，英国功利主义学派的思想影响极大，功利主义者对印度土地和税收政策最显著影响是通过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应用于土地和税收管理。詹姆斯·密尔自己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专家，也是一位凭自己的能力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家，他与大卫·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以及李嘉图学派的许多其他成员一样，寻求将政治经济学原理应用于印度经济政策的活力。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租金理论，是最重要的适用于农业原则问题的理论，

首先由马尔萨斯在1815年阐述，后来大卫·李嘉图在他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也做了论述。詹姆斯·密尔最有效地运用了这一理论，为印度国内当局追求的土地收入政策的整个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鉴于欧洲商业利益集团要求自由贸易的压力，通过对国内外商业征收高额关税的制度来减轻对土地的税收负担是不可能的，英国的统治没有给印度农民带来富裕的生活，结果讽刺的是英国对土地收入的依赖上超过了传统的印度政府。

那么，这种经济上的束缚如何能与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过度期望相协调呢?这就离不开詹姆斯·密尔努力宣扬和实施的地租学说，该理论认为只要一个国家的公共收入可以通过地租的“非劳动增值”来增加，

税收就不会对利润、工资或价格产生影响，因此也不会妨碍经济增长。

在印度，每一种情况都需要在政治经济规定的范围内维持高收入的需求。通过对地租（或净农产品）征收高额税，将“农业盈余”取走，用于资本形成和发展目的。

尽管当时的人们对其在理论和实际应用上是否适用于印度的情况提出了质疑和限制，地租学说还是被奉为印度的传统官方学说。但詹姆斯·密尔在税收中吸收整个土地地租的可取性的观点从未被接受，土地税收吸取地租的一部分的比例正逐步下降。

从19世纪前20年的9/10下降到1833年的2/3，直到1855年的一半，甚至在马德拉斯和孟买这样的省份，废除国家对土地的征用权，承认印度的土地收入只是一种税收，而不是地租的一种形式，但是对地租学说的坚持是来自高层的官方命令的产物。

在印度的英国当局相信，从此以后他们就有了底气来应对任何指责，即税收评估的高低或评估模式正在损害印度的经济增长

，也能通过宣扬地租理论，成功平息他们的批评者。然而，土地税收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不考虑官员虚伪的可能性，这个时代官员基于多角度思考的典型特征被强有力地加强了。

即使在19世纪20年代，一些将地租作为净产出来计算（通过计算不同地区的产出和生产成本）的方式也进行了尝试，李嘉图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功利主义哲学的核心，为土地税收制度奠定了科学基础，詹姆斯·密尔在新土地税收制度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819年到1830年，为了进行自由土地收入评估，功利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基于土地上的个人权利的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评估以及随之而来的土地所有权登记，也取决于司法法典和法院机构这些上层建筑。在这种情况下，源于功利主义哲学对地主制度的意识形态厌恶是莱特瓦尔和马哈瓦尔土地制度发展背后的一股主要力量，

这意味着土地政策可能摧毁了传统上强大的地主群体。

通常耕种农民控制土地的地区的政治经验无疑强化了他们对地主制的功利主义厌恶。毫无疑问，当时英国流行的思想在选择土地制度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们实际上呼应了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密尔、边沁、斯图尔特·密尔等日益增长的势力影响，他们对地主制度的厌恶明显得到了肯定，也许这也反映了欧洲浪漫主义的曙光，理想化的乡村价值观在英国流通。

在詹姆斯·密尔的领导下，对土地所有者收入的一部分征税，这部分收入来自于不同肥力的土地，这种“非劳动增值”可以在不影响投资或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征税。

即使密尔的观点没有得到普遍认可，英国和印度的各种利益集团也广泛支持“评估必须根据土壤肥力的差异确定在土壤上，而不是将特定作物作为总产量的一部分征收”的学说。到了19世纪末的几十年，权势政治家们已经对基于公平和效率的农业用地重税表示怀疑。

自古以来，土地税一直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几个世纪以来，土地所有权模式发生了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英国统治者从莫卧儿人那里继承了土地制度的形式，他们将一个新的体系叠加在符合英国习俗、法律和利益的现有模式之上，从而奠定了三种正规土地税收制度的基础。

到19世纪中期印度各地土地税率进行了削减，但并不可靠，各地的附加税使得征额仍然过重，到19世纪后期，实行了确定地主与农民关系以及对农户保护的措施，是早期土地税收原则的进一步发展。

封建土地关系的调整

在印度经济的前资本主义阶段，绝对所有权的概念并不存在，与土地有关的所有阶级都拥有某些权利，与古代和中世纪不同，英帝国统治对印度的土地结构进行了系统改造。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在印度的农村公社，没有对土地所有制的明确划分，土地国有制、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小土地所有制混杂在一起，各地区发展水平不一，封建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但在英国占领后发生了变化，英国殖民统治者不同于封建王朝，它是资本主义先进经济的代表

，私人土地所有制的提出，使长期实行的封建土地国有制被极大改变，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也处于分崩瓦解过程，随着英国对印度统治的加深，新的土地使用权、新的土地所有权观念、租期变更和对土地收入的更大需求带来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网络的巨大变化。

柴明达尔制

柴明达尔最早出现是在公元14世纪，用来指土著部落酋长和印度教王公，公元17世纪起主要被用来指代国家地税征收人，他们也是英属印度殖民统治时期印度柴明达尔报税地主的前身。

从一开始，英国的商业利益加上自由贸易原则，试图从印度的统治中获得最大的经济优势，而对土地的管理和相关税收的研究，必须从以下事实出发：谁是土地的所有者，应该向谁征收印度的土地税。从英属印度的最高统治者黑斯廷斯时代起，英国人就一直在寻找答案。

早期包税制的失败让英国管理者进行了反思，随着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深入，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深远的变化。

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殖民政府没有对土地制度进行实质性改革，而是提升了非耕种中间阶层。在英属印度的统治区域内，英国的土地政策有两个主要特点：引入私有财产的概念，并将所有权授予选定的个人。

英国高级官员相信，土地私有财产的创建将促进资本在土地上的投资，并鼓励农业发展。

这一目标被公开地设计为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的努力，对懒散和自卑的人施加压力，并激励勤劳和进取的人。但是不得不说，英国殖民统治者从根本上改变了全国范围内财产和土地权利的性质。

在印度早期历史，土地一般由高种姓的人拥有，而低种姓享有的是不同的占有权和分享农作物的权利，正如传统印度的习俗所定义的那样。

总的来说，在英国的控制下，由于英国司法机构不再正式承认许多传统权利，引进的私人所有权极大地改变了财产权。同时，经济理念、重农主义和功利主义原则在英国早期统治期间对土地使用权的形成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依据社会环境而产生，是为了满足治理的需要以及指导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