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的现实窘境与保守策略

咸丰年间，清政府是如何认识和对待东北问题的呢？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咸丰即位时，距鸦片战争已有十年，但清政府的整体框架仍然是传统和保守的状态。它的对外政策和机构仍然保持原有大框架，也并没有清醒认识到此时自己的起家之地已经被包裹进欧亚地缘政治的大格局中，成为别人垂涎的重要目标，仍只是带着传统的羁縻政策和防边心理在看待东北边疆问题。

咸丰即位后，立刻又遭遇太平天国运动，内地秩序大乱，更无力兼顾边防。如此，清政府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多重制约下，在东北问题的处置上陷入窘境，策略较为保守。具体来看，有两大结构性因素：一是限制开发东北的政策使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

东北地区是女真人崛起的地方，被清政府视为“龙兴之地”，入关以后，采取的是一种限制开发和限制人口进入的政策。

虽然有一些流民为了生计偷越关卡，前往东北地区捕猎和售卖皮毛等，但是毕竟属于不合法的少数现象。平心而论，在政治管治层面，清廷对东北地区进行了认真思考，采取了妥善措施。它从南到北设置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三个将军府来管理数以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样辽阔的土地上，由于长期处于游牧和渔猎民族杂居的状态，农耕人口只有南部较多，不能完全实行内地的管理体制。而且作为其政权兴起的地区，为了保护根本，清廷对汉人为主体的人口流动也保持警惕态度。军府之下，采取了复杂多样的管理体制。

比如南部的辽河流域有长期的农耕文明基础，可以进行类似内地的微观管理。而索伦、鄂伦春等少数民族部落地区依其酋长进行日常管理，有的部落定期缴纳皮毛等物产，有的要参与出兵作战等。

这些部族多数位于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辖区，比较靠北，天然担负着组织生产和保卫边疆的双重任务。

但由于总体上不许移民和大规模流动，边疆少数民族部落人口较少，散布面积很大。在没有强敌入侵，而只是面对类似部落的零星冲突时尚无大碍。

从清朝开国到咸丰即位已有200余年，东北地区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状态并未出现大的变化，依然处于比较保守的情况。当装备了先进武器装备的俄国哥萨克武装逼近时，就陷入力量不足的严重紧张状态。

而且人口不足，农耕和手工业不发达，商业也不发达，无法形成有力的物资支撑。

二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牵制了清廷处置边疆问题的精力。在遥远的北部边疆的事务如何受到南方农民起义运动的很大影响呢？首先是在财政上，清廷遇到了严重困难。太平天国运动在咸丰初年爆发后迅速席卷华南和江南，将湖广和两江这两个天下赋税钱粮最重的地区冲击得七零八落。

两江总督驻地南京更是成了天国的首都，而最富庶的江苏南部地区成为天国的苏福省。武昌为重心的江汉平原几年间数次被太平军往来冲杀，人员伤亡极大。九江和南昌为主的江西、庐州和安庆为主的安徽以及湖州、嘉兴和杭州为主的杭嘉湖平原均落入太平军之手，或成为双方的拉锯地区，生产力一落千丈。

在中央政府无法得到江南稳定的财政支撑情况下，湘军、楚军与太平军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其将领自身筹划解决，比如征收厘金等措施。

其次是在兵力上，这种导致的内外交困的局面，使得清廷无力在遥远的边疆地区进行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准备。而且，由于太平军的迅猛动作，江南清军伤亡巨大，屡屡失败。

清廷从全国范围内调遣八旗、绿营并与新崛起的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部共同作战。这其中，就有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所辖的骑兵，当时称为马队。经过多次抽调，本就兵源较为匮乏的吉林和黑龙江地域内，精锐力量已被大部南调，但靠自身的物质和武装力量应对先进武器装备的哥萨克部队已经处于下风。

在这种时代背景和历史因素下，咸丰初年的黑龙江流域迎来了蓄谋已久、准备充分的俄国人。

经过在黑龙江水域航行问题和以领土为核心的东北边界事务等重要问题上的艰难交涉，《中俄尼布楚条约》所确定的格局即将被打破。

黑龙江航行权问题的中俄交涉

根据《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规定，两国以外兴安岭为界，黑龙江本来不是中俄两国的界河。但随着俄国对黑龙江水系（含松花江、嫩江、乌苏里江等支流）战略地位的垂涎，加大了对该流域的渗透。

到了咸丰初年，俄方开始寻找机会实现实质性突破。

俄方的行动经历了从试探到深入的构衅过程，但自始至终都是俄方蓄意挑起，清政府的应对较为被动。俄方的行动采取了高层外交试探和一线具体推进结合的办法。清政府对现代海权观念缺乏基本认识，缺乏有效的外交应对机制，在俄方的主动构衅下被动应付，频显弱势。

俄方主动进行外交试探

首先，俄方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递交公文进行试探。在这个区域，毕竟两个大国曾经发生武装冲突，且中方获胜，俄方仍有所忌惮，并无确切把握。咸丰元年（1851）的四月初七，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奏报收到俄国人送来的枢密院公文，主要内容是俄方听闻黑龙江口有别国船只，而且里面还有兵船，如果发生抢劫等安全事件对两国安全都有威胁。

俄方还在咨文里故意模糊黑龙江流域的地位，借口黑龙江发源于俄方领土，说“黑龙江附近地方，原未分辨疆界。

因欲两国彼此有益，故黑龙江内不容外国船只停泊，且不准占据江口。”因为是初步试探，俄方咨文的结尾仍是协商口气。

对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清廷令黑龙江将军英隆予以查证。数月之后的咸丰元年（1851）闰八月，英隆回奏说，他派遣人员沿途巡视，黑龙江河道和下口并无外国船只出现。而且，巡视人员还溯流而上，登上兴安岭的高岗观察黑龙江的上游源头乌忒河，并将相关情形绘图，证明此非俄方领土。对于俄方的行动情况，英隆称俄罗斯人“照常恭顺，疆界安静。”

由于事实清楚，清廷未答应其非法请求，也未对航行问题过多重视，而是强调黑龙江等地方要着重注意俄方在陆地边境上的驻军动向。如咸丰二年（1852）五月，令黑龙江将军英隆注意俄国将俄属蒙古部落防兵换为俄兵，并进行东调，逼近边防。

此后两三年时间内，俄方未轻举妄动，但并未放弃企图，而是等待时机。

从此事的处置上看，清政府的反应尚属正常，坚持维护自身领土主权，认真查验实地情况，但细看问题也不小。整体上看，缺乏海权意识和地缘知识，把俄方对黑龙江航行问题的觊觎看作是边境纠纷，没有与更大的地缘企图联系起来。

俄方之所以专门提出所谓江口问题，也就是出海口问题，是从欧亚大陆东端海权的视野出发。

而且俄方专门提到所谓外夷船只，这里对中国而言是对方的借口，但是对俄罗斯而言，则有争夺优势地缘位置，以与英国等列强竞争的意识和明确打算。清廷对此事处置到此为止，地方主官英隆在奏报中认为俄方很安静恭顺，对俄方在该流域长期的经营和侵入没有提及。

总的来说，这里已经可以暴露出当时清政府对外交涉的一个重要端倪，即无真正专业的外事和安全机构，过于依赖地方主官的奏报和处置，这在之后的许多对俄交涉事件中都将显露无疑。此外，中方查明情况距离俄方呈交咨文已经过去5个月之久，效率实属偏低。在俄方未进行试探前，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未掌握实地情况。而从《中俄尼布楚条约》以来已有二百年之久，时间之长，足够详细了解该地区相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