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涌现出诸多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正是因为有着它们的存在，才使得我国古代变得更加辉煌灿烂，也使我国文明变得更加丰富醇厚，其中便包括着宋朝。诚然，宋朝在军事上的表现实在不尽如人意甚至是令人感到气氛失望。

但在经济与文化层面，宋朝却无疑达到了中国封建史上的一个巅峰，而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宋朝统治者也出台了诸多政策来力保自身政权的稳定性，转对制度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一制度也是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有力体现。

一、转对制度在宋朝的出现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1、转对制度早在唐朝时期就已经产生乃至盛行

转对制度，是一种大臣们根据一定的顺序及规矩来定期轮流向皇帝陈述自己对于国事的意见的制度，同时需要回答皇帝的问题。从这个制度的来看，它的目的除了是让皇帝及时了解天下大事、加强对国家的管控力度外，也有着拉拢文官集团、维护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稳定的效果。

另外，转对制度本身还有着区分官员等级、加强尊卑观念的作用，即不同的官员在转对时所遵循的规定、所拥有的权力都是不同的。而有关转对制度的产生，最早则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唐德宗在位年间，于贞元七年曾下达过这样一条命令：“每御延英, 令诸司官长二人奏本司事。寻又敕常参官, 每一日二人引对, 访以政事, 谓之巡对。”

虽然相比于宋朝时期已经成为定型且更加完善的转对制度来说，唐德宗时期的巡对还较为粗糙，但他却实实在在地是后世转对制度的起源和基础。由于这种巡对是在当时延英殿内进行，所以它也被称为延英奏对。根据当时的古籍记载，如果皇帝有事情要询问和处理，那么他就可以诏令宰相进入延英殿内商讨事情；

而如果宰相有事，则可以通过具牓子的方式来申请开启延英。久而久之，巡对制度逐渐成为唐朝定制，拥有了固定的制度和模式。唐朝灭亡来到五代时期后，虽然巡对制度在这一期间被废除，但后唐庄宗李存勖却创建了“内殿起居”这一形式，使君臣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方便。到了宋朝之后，赵匡胤正是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最终创建了转对制度。

2、重文轻武的治国理念提升了文官地位

自唐末五代以来，中原内地就陷入了纷争内乱当中，无数军阀一直互相攻伐，百姓生活在朝不保夕的环境当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当时的中国尚武之风无比彪悍，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的情况比比皆是。若是在乱世，这种情况自然无法得到有利控制。

但当宋朝建立后，这种社会风气的存在却无疑极大加强了社会管理的成本，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性和赵宋王朝统治的稳固。因此，对当时宋朝的统治者来说，将这种尚武之风压制下去就是重中之重。武将作为武风的代表，自然就成了被宋朝统治者打压的对象，武将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政治地位便开始慢慢下降，文官则彻底凌驾于武将之上。

另外，由于赵匡胤本身是武将出身篡位，对武将能够造成多大的动乱一清二楚。因此，为了防止其他武将也造反，他极力限制武将的地位和权力，开国便来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戏码，将军政大权掌控在自己手中。

而为了继续限制武将，他又亲手制定了重文轻武的治国理念，将文官集团作为自己治理国家的仰仗和帮手。在这种情况下，宋朝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传统。作为一种为皇帝和文官来进行沟通交流的制度，转对制度无疑十分适应宋朝的政治形势，既能够帮助皇帝掌控家国大事的具体情况。

二、对转对制度本身内容的简要介绍

1、参与转对的官员并不固定

在赵匡胤统治期间，当时参与转对的主要官员是翰林学士及文班常参官。翰林学士很好理解，他们常常充当皇帝的顾问，能够参与到转对当中理所应当，常参官则是指的一些日常在京当中的文武官员。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参与转对的官员要求其实并不算高，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转对制度设置的初衷——那就是集思广益，让皇帝能够掌握到足够的多的信息并且做出足够正确的决策。到了宋神宗统治期间，受到元丰改制的影响，宋朝内部官僚系统发生重大变动，常参官的定义也相对应地发生了变化，“始诏侍从官而上，日朝垂拱，谓之常参官”，变得更加高级了一点。

相对应地，参与转对的官员等级和限制也升高了不少，除了刚刚提到了的变得更加高级了的常参官，只有卿监郎官还能参与转对事务。到了元祐年间，常参官的转对职能被废除，转对成了卿监郎官一种官员的职务。到了南宋时期，北宋的灭亡不仅失去了大片土地和财富，南宋政府的人才储备也损失大半。

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政府对于转对官员的要求限制降低了不少，就连职事官这种原先并无实权的官员也能够参与到转对当中去，其变化不可谓不大。也正因此，转对制度在某些时候也显得并无作用，因为官员的整体质量在下降，无法为皇帝治国理政提供足够有用的建议和意见。

2、转对进行的频率及人数

既然是家国大事的商讨，那么必然不可能是众人一起的大杂烩，因此宋朝的转对制度在转对的人数上在不同时期也都有着不同的规定。根据相关文献来看，在宋朝初年赵匡胤统治期间，宋朝转对的人数固定为两人，如在建隆三年的一场转对中，就是由时任工部尚书的窦仪以及待制太常卿的边光范来进行。

到了到了宋英宗时期，这一人数有所变化，增至四人，“定两省及文班秩高者二员，于百官起居日转对。”南宋时期的绍兴年间，或许是出于懒政怠政的心思，或许仅仅只是因为自己的目光短浅，宋高宗赵构将参与转对的人数降低为一人，其作为皇帝来说着实是相当恶劣的一位。

而在频率上，宋朝转对制度其实也并不固定。由于雍熙北伐的失败，导致宋太宗赵光义试图通过军功来维护自身地位的计划落空，他因此只能拿出开国皇帝赵匡胤这面大旗，对他定下的制度大加赞扬歌颂，并立下了遵从祖制的传统，最终形成了宋朝无比浓厚顽固的政治传统。

在这种情况下，宋朝转对的频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都是遵从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遗制，为每五日举行一次。到了宋徽宗统治时期，转对制度的进行频率却大大降低，改为每月朔日，即每个月的第一天举行一次，宋徽宗治国理政的水平之差也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宋高宗赵构将转对人员降低为一位，但转对频率却升至一个月六次，回到了宋朝最初的模样。

3、转对本身的性质注定它无法发挥太大作用

相比于其他奏对制度来说，转对制度在宋朝的政治体系当中其实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地位。一方面，转对制度在皇帝的行程安排表当中其实并不算太过重要，转对所能占用的皇帝的时间也因此较短。在较短的时间当中，官员显然无法将社会当中发生的事情详细深入地说给皇帝，皇帝也无法对这些事情做太过细致的探究。

在这种情况下，转对官员与皇帝之间的交流就几乎成了一件走过场的事情，其所能发挥的政治作用自然不大。相比之下，转对官员为了陈述事情而写的一些奏状与文章反倒比他们的口头陈述变得更加具有意义，转对的进行就变成了一件尴尬至极的事情。

另一方面，转对制度的主要实施对象是中下层官员。诚然，这能够使皇帝更加真实地了解宋朝基层社会的状况，但宋朝中下层的官员数量却颇为巨大，覆盖的范围十分广泛。

这样一来，他们的转对就变得没有普适性，南方的官员自然无法将北方的问题说得一清二楚，城市当中的官员也并不了解乡村的状况，这样的转对效果就如同一叶障目般，依旧无法发挥出实际作用。此外，转对制度在宋朝历史上实行时废除，再度从侧面证明这一制度在宋朝社会其实真的并不十分重要，这一制度之尴尬可见一斑。

三、总结

总的来说，宋朝转对制度所能提供的无非就是一个供皇帝与文官来进行沟通交流的窗口，至于这个窗口最终能够发什么作用，主要还是看皇帝与大臣本身。

在宋朝历史上，转对制度发生过多次改变，这除了是随着时代变迁而主动进行适应外，也可能与其本身的不重要程度有关。正是由于这种颇为尴尬的地位，使得转对制度在宋朝历史上其实几乎没有发挥过什么重要的实际作用，这是由其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