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一舸

编辑|胡一舸

前言

户口是我国古代一种主要的社会治理方式

，也是历朝历代政府实施的一种

社会治理方式

，其在实施中对我国的

阶层结构、人口流动方式、职业结构以及生活形态

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朝初期，朱元璋下令，

“准予抄本”，

将全国的人口分为兵籍、民籍、工籍、厨籍等，并要求每一个人口都有一个固定的数字，不得随意更改。

在这些因素之中，

军籍是一项非常关键的措施

，为了确保军队能够一代代地延续下去，“军法必世继，继绝以嫡，嫡绝以支，支绝以同姓，不奉上谕旨，不得而自免”，“户有军籍，必须仕至兵部尚书才得除”。

对于明代军籍的从严治理，学术界已形成了一种共识

，但有关军籍废除的研究大多分散在有关著作中，或一笔带过，或一针见血，而对于明末军籍废除的类型、废除过程中的利害关系和情绪表现，明末军役废除的经济实践与军籍废除的祖先因循行伍。

笔者将结合以往的文献，就以上几个问题加以探讨，

希望能对明朝的户口管理有所裨益，若有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斧更。

明代军籍豁除中的特赦与常例

大明开国以后，全国百姓

“皆记其册，赐其家贴，世袭之子，赋役之役，皆有定数”

。在民、军、匠、灶等不同类型的户口中，“盖至明朝，于军籍最为严格”，

军人的户口很难免除，也很难更改。

其实，在

历史上也有将兵籍转为民籍、官籍或其它籍的例子

。张金奎先生认为，

明朝的赋役体制十分“死板”，“户口一代一代固定”

，从总体原理来看，赋役体制的“死板”其实只是在体制上，具体的运作状况还有待于更深层次的考察。

纵观历史，

明朝军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逃避军籍和军役的约束

。比如，在洪武、永乐年间，“有惧避军役诡作民籍者，有因诡籍而分析二三户者，有见在卫所当军，洪武以来黄册汇报作民，以图分户脱死者。”

有的人伪造军籍

，

没有被卫兵抓起来，

有的人看不见就自杀

，

有的人为了逃避军籍，冒充其他姓氏，有的人为了逃避军籍，将自己废掉，

还有的人为了逃避军籍，将自己革职，希从军籍中剔除。

但是，

为了维持军队的数量和实力，明代的掌权者多次强调，不允许军队中的人随意更改版籍。

作者在收集历史资料时，亦曾注意到，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有可能发生军籍变更的现象。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赦免，一种是正常。

军籍的特赦

明朝对军士籍的赦免，有多有少，理由也各不相同

，从明朝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前、中、后两个阶段，我将其分为以下几种：

一、因为孝顺，赦免军士。明代崇尚儒学，奉行“以孝治国”的思想。

明朝的开国皇帝曾经说过：

“人之仁，不能不仁，而要让他孝顺，一个孝顺，则所有的人都会孝顺，这是道德的基础。

”故圣人之于天下，必以我情而为治。”这一点也反映在了户口管理中。

例如，洪武八年，"除李彦才"彦才是潼川遂宁人，随蒙古将军博华出使北方，与他的儿子锦鲁失之交臂，后来

他投靠了天庭，一住就是十几二十年。又因有官员举荐，加禄至澧州石门赋税司，寻觅数年，方得其双亲下落，上书请赏赐。

陛下见他如此，便下令革除他父亲的军职

，让他与他儿子一起生活。”朱元璋看在他儿子的份上，赦免了他父亲的军职。还有明代的程通，也曾向太祖请愿，要求取消他的祖先驻军身份，言词极为诚挚。

高皇感同身受，大呼“孝哉若人”，下令将其家族从军队中剔除出去。

这个例子，也成为了历代帝王的榜样。

军籍豁除中的常例

除了以上不同原因的兵部赦免之外，

明朝还逐步发展出了一套可以参照的兵部赦免制度，“从宣德正统以后，兵部兵部已有多项详细的兵部赦免制度。

凡应征入伍之士卒，于考核合格后，得予开伍。

明朝开国之时，开国皇帝朱元璋

把招揽和选拔人才看作是国家安定和稳定的重要因素，把“用贤能”看作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

。这样的人才，放在军人身上也是一样。

朱元璋曾经和沈溍就

“一力士”和“一贤材

”这两个问题进行过辩论，最后得出结论：

“一人容易一人，一人难一人”，

于是将陈质军逐出了潮州学子的籍，发配到了学堂读书。

民国二十九年，以法令的方式，将举人之举，送往翰林。表现好的，遣散回家继续学习，表现不好的，继续充军。”

宣德四年，浙江上虞县的李志道，为楚雄侍卫，因孙宗侃在科举考试中落榜，被封为侍卫。

“张本请以洪武时为鉴，革职，以备科举，以示忠心。

”宣宗答应了。

当年8月，兵部将此项规定列入了《招安章程》中。此后，举人沈律、张珩等人，皆蒙受圣人恩惠，考学用功，皆有成就。

自那以后，

他便开始着手研究，设立官职，为国家所用。

明代军籍豁除中的利弊权衡与情感表达

虽然从总体上看，

明朝军人的身份对军人的家族产生了很大的消极作用

，但是由于种种的利害关系，也不是全部军人都愿意解除自己的身份。

比如，在大宋年间，

翟善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官

，他的文章很符合皇上的意思，皇上想要革职他，但是他说：“我怎么能破坏边关的规矩呢？陛下是个贤人。”

翟善以国家和军事为第一要务，主张增加驻军，

而不能有例外，把保持武官地位看作是顾全大局，为皇上分忧的一种表示。这种记录在当时比较普遍，而从历史写作的视角来分析，则更多地是一种对君主忠诚的宣扬。

此外，河南商丘的侯氏，以

“一人四子”

的功名而闻名，其武官世家更是以“一人四子”而闻名。

有一次，他的族人侯恂官到了兵部尚书的时候，他曾经建议将自己的族人从军队中除名，但是他的父亲侯执蒲却不同意，他说：

“

人若不知足，那对我的国度有什么好处？若是我一人受辱，如何对得起我的列祖列宗？

”

此一实例，

将侯氏军户世家的“家”与“国”之情，形象地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侯执蒲的这种行为也被广为记录和传播，并被《河南通志》、《侯氏家乘》等所收录，成为当地百姓津津乐道的佳话。

明代军役的经济化实践与军籍难除的祖制因循

上述仅限于单兵作战的兵籍，在

明朝后期，以银子代替兵役，并在法律上取消兵籍

。明朝中期之后，各地的守备部队都开始逃亡，守备部队也开始空虚。

为了填补守备部队的空虚，并担负起许多琐碎的工作，

明朝的官员们开始在守备部队中招募“余丁应役”，使得守备部队几乎成为了守备部队。

比如成化十三年，就有这样的法令：“各地的清兵统领，严督都司，清查各地的库房，并将库房中的库房，全部交给清兵审核，以备调遣使用。”为了应对这种局面，

明代朝廷逐步将赋役从州县的民政体系引进到了卫所的经营中。

例如正德六年，“

先有监察史许进，巡视大同市，建议各地屯田，按百姓平均劳役，每年拨出四两银子，供公共所用，自上自下。

后来被瑾革除，到是镇上的巡察使请求复职。

这表明，

大同及其他边镇已经实行了“均役”制度

。《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还收入了一本不完整的《辽东各卫所边堡官军下余丁舍丁等纳银名册》，这说明辽东在明朝时期也已经实施了“均赋”制度。

从这张余丁的纳银清单上可以看到，

赋税审核之后，按照固定的工钱来分配，而这些剩余的人，则按照三等九等，按照不同的标准，支付不同的酬劳。

但是，因编、审官的舞弊行为，使郡县均瑶法在具体的审编、调遣过程中，存在着

均衡对象混乱，徭役负担不均衡

等问题。

正德元年十一月，抚顺诸府监察使柳应辰也提出了这个问题：“顺天，永平二府，以及诸郡，劳力分配不均，虽然有三等九等，但是上面的官员，却往往在规定的范围内免除劳力，虽然有金钱和劳力的区别，但是下面的官员，却不能免除劳力。

结论

明初兵卒的“世袭制”，是古代帝王以武力压迫人民的基本法律，

对于加强对民众的统治，以及维持军队的兵源，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

明君对于军人家庭出身但孝顺有德、有进取心、有才能的人才和有突出贡献的官员则多有怜悯，

在帝王的旨意下，渐渐出现了临时性的恩霍，并在某种意义上允许通融的通融，这也体现了明君在“人治”的背景下，实行户口制度的包容性和灵活性。

虽然从总体上看，

明朝军籍对军人家庭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冲击，

但是出于忠孝观念、家国情怀以及深层的利益考量，并不是全部军人都急于解除自己的军籍，仍有一部分军人选择坚持自己的立场。

而在

允许解除军人身份后，军人也对皇帝的“天恩异典”表现出了深深的感恩

，可见明朝解除军人身份的困难。

由于祖制的存在，加上兵役问题的严重性，

明代政府采取了“补偏救弊”的政策，阻止了兵役在法律上的废除。

参考文献：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上册，辽沈书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４页。

《明武宗实录》卷１９，正德元年十一月乙酉，第５６１—５６２页。参见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５２—１９９页；

张金奎：《军户与社会变动》，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４４１—４４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