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比干精神包括扰乱宁民的仁心、敢于强谏的忠勇，

该精神在唐代或见于史料或见于诗文

。唐太宗亲吊比干体现了继承传统、旌扬忠义、教化时人、志成明主的意义。

在科举文学中，比干精神虽非命题主干，但同样表现出了主考官和考生对其颂扬的态度。唐诗中共四首对比干精神直接颂扬，

诗中对比干精神的永恒价值给予了肯定。

唐代史料中的比干精神

先看史料中的体现。《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乙卯“赠殷比干为太师，谥曰忠烈，命所司封墓，葺祠堂，春秋祠以少牢，上自为文以祭之”。

应该说这是一次极其隆重的政治活动。

唐太宗不仅在这次活动中以诏书的形式对比干进行追赠、封墓，使祭祀制度化，而且亲自撰写祭文。

据史载，

唐前以帝王之尊为文吊比干者仅有北魏孝文帝

，《北史·高祖孝文帝本纪》称，太和十八年（494年）“丁丑，幸邺。甲申，经比干墓，亲为吊文，树碑刊之”。

虽亲为吊文，但未言追赠，如此则可见唐太宗尤重其事

。太宗追赠诏文见录于《全唐文》，题曰《追赠殷太师比干谥诏》。为便于分析，兹引全文如下：

昔望诸列国之相，汉主尚求其后；夷吾霸者之臣，魏君犹礼其墓。

况乎正直之道，迈青松而孤绝；忠勇之操，掩白玉而振彩者哉。

殷故少师比干，贞一表德，臣邻成性，以明允之量，属无妄之辰。玉马遽驰，愍其邦之殄悴；宝衣将燎，惜其君之覆亡。

见义不回，怀忠蹈节

。

谠言才发，轻百龄之命；淫刑既逞，碎七尺之躯。虽复周王封墓，莫救燎原之祸；

孔圣称仁，宁逭剖心之痛。固已冤深终古，悼结彼苍。朕观风赵北，问罪辽东，经途秀麦之墟，缅怀梓林之地。

驻跸而瞻荒陇，愿以为臣；抚躬而想幽泉，思闻其谏。岂可使尽忠之义，久阙于注册；

扬名之典，无闻于后代。宜锡宠命，以展夙心。

可追赠太师，谥曰忠烈公。仍遣三品持节祭告，四品为副，封崇其墓，修葺祠堂。

州县春秋二时，祀以少牢，给附近五户，以从祭享及洒扫。

诏文大致可以分为三层意思，首先是对比干精神的体认与歌颂，

其次是交代追赠、吊祭的因由，最后是追赠的内容与对吊祭规格的规定。

细味诏文可以发现，唐太宗追赠殷太师比干用意深远。一是继承传统。诏文开篇所指“望诸列国之相，汉主尚求其后；夷吾霸者之臣，魏君犹礼其墓”者，

其意在昭示自己追赠、吊祭比干源来有自，前朝已有为君者礼重贤圣的传统。

“望诸”指望诸君乐毅，“

夷吾”指管仲，二人俱受到后世君王礼重，以乐毅为例

，乐毅以功福荫子孙。《汉书·高帝纪》载，汉高祖十年（前197年）九月，“又求：‘乐毅有后乎？’得其孙叔，封之乐乡，号华成君”。

前朝的成功范例往往会成为后世模范的楷则，太宗此举无疑具有取鉴汉主、魏君礼贤的意义。

其《祭比干文》中所言“式遵故实，爰赠太师”也正印证了这一点。

二是旌扬忠义。唐太宗之所以追赠并吊祭比

干，非为其身为王胄，实赖其“正直”“忠勇”“怀忠蹈节”的气节。殷末乱世，“道丧时昏，奸邪并用，暴君虐主，正直难居”，

比干非明哲以保其身，而是“湣其邦之殄悴”“惜其君之覆亡”，以强烈的责任心选择了“以死争”。

对于比干而言，前有“微子去，箕子狂”之鉴，

他必然明白自己“以死争”的最终结果

，因此才有了《史记》“正义”中所引《括地志》之“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的慨叹。

无怪乎唐太宗在《祭比干文》中发出“奋不顾身，有死无二，蹈斯节者，罕有其人”的浩叹。这种做法于其君为忠，于其民为义，

是一种忘我的忧君宁民精神，这也正是被孔子称为仁的原因所在。

三是教化时人。在这次追赠、吊祭活动中，唐太宗不仅意在肯定和宣扬比干“正直”“忠勇”的精神且使之“闻于后代”，

更重要的是现实教化意义和利于自己的长治久安

。

应该说这更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最终意义。

《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强调了祭祀在“治人之道”中的重要性。又，白居易《议祭祀》云：“臣闻祭祀之义，大率有三：禋于天地，所以示人报本也；祠于圣贤，所以训人崇德也。

‘’享于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三者行于天下，则万人顺百神和，此先王所以重祭祀者也。”可见，祭祀本身也是教化活动。

唐太宗意在以比干为楷模“训人崇德”，为当时的官人确立学习的道德标准。

四是志成明主。比干精神是任何一个时代官人队伍建设中所需之主导精神。而贞观之际正在推行文德政治，

因此作为君主的李世民才有“岂可使尽忠之义，

久阙于注册；扬名之典，无闻于后代”的忧虑，唯其能“愿以为臣”“思闻其谏”才能开创盛世，免步纣王后尘。

对比干精神“忠”的认识

通过对比“明主”与“暗主”的结局，不难明白唐太宗“思短而长善”以成明主的政治期待，而要做到这个，则需重“招谏之道”。那么，这就不难明白他对“比干剖心于辛纣”的反思。总之，

唐太宗对比干的礼重可谓用心良苦。

关于对比干精神“忠”的认识，魏征有自己的见解，事见《旧唐书·魏征传》:征再拜曰：“

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

帝曰：“忠、良有异乎？”征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

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

魏征观点鲜明，在他看来比干之“忠”是不值得提倡的。原因很简单，于己“身受诛夷”，于主“君陷大恶”，

最终“家国并丧，空有其名”，这与他向往的良臣是格格不入的。

魏征之所以大力贬忠褒良，应

该与其自身经历有紧密关系。据《旧唐书·魏征

传》载，魏征初为李密典书记，继为窦建德起居舍人，复为隐太子建成洗马，及玄武变后始随太宗。如此，

则魏征与比干终事纣王迥异，故就表象而言似与忠相去甚远。

但是，若统观魏征与唐太宗的交往又可发现，魏征所谓之忠、良名异而实同。

魏征性抗直，“无所屈挠”，故常“廷辱”太宗。

魏征敢于廷争是因为他觉得太宗有过，如“长乐公主将出降，帝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

，但在魏征看来，情、理不能等同，更不能因情废理，应遵汉明帝封子例半于长公主。

长孙皇后评价此事称：“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征，不知其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承恩礼，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

况以人臣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

与皇后的“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相比，魏征的“抗言”无疑是“正直之道”“忠勇之操”，与比干主过则谏无异。魏征似此情形乃至甚于此者，多见于史载，

甚至曾使太宗有“会须杀此田舍翁”之怒。

应该说，魏征的言行与比干的正直是一致的，正是比干所谓的忠。长孙皇后称“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堪称的论！

其实，臣之贤忠与君之昏明紧密相关，贤臣出于盛时，忠臣多见乱世。

唐代诗文中对比干精神的接受

唐代推行科举取士，通过一定的文体考试考察应试者的基本素养，这样便使文学成了考生入仕的手段。

无论是主考官命题还是考生应对，均涉及过比干精神。

如《文苑英华》卷四七三所收独孤及《策秀才问三道》第一道中有“而微子去，太公投竿，伯夷采薇，四者孰义”，

这是对儒家价值观标准的讨论，需要指出的是文献中未详此问试于何年。

独孤及的设问依据为“儒有安身以全德，有杀身以成仁，有狥名以行己，有忘名以救物，虽俱出于儒墨，而用之不同”，

问题中的比干和微子、太公和伯夷分别从“死”“去”“投竿”“采薇”构成了截然不同的取向。

但儒家均以义视之，难道是“圣人立言，岂其无操持欤”还是四者有非义之人呢？其实这个问题中讨论的是若比干预伯夷为义，

则微子和太公如何评价？

又《文苑英华》卷四七四收录白居易《试进士策问》五道，据题下双行小注可知，

此问系“元和二年为府试官作”，其中第二道有“桀不道，龙逢谏而死。

纣不道，比干谏而死。其为直也大矣，斯岂屈记者乎”。

这是要求应试者以龙逢、比干“谏而死”的遭遇为例对“大直若屈”进行论证。

所遗憾者，

两道策问均未见应试对策存世，

因此不敢贸然断言其中对比干精神的态度。一些试策中虽未以比干设问，但考生依旧在应对中表达了对比干精神的高度认同。

如建中元年（780年）与大和二年（828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试，

姜公辅、刘蕡对策中均有对比干精神的礼赞。

姜公辅对策称“比干知死亡之义，且曰陷君”，以此强调自己“请从其直谏”的精神；刘蕡对策不仅曾使主考官“叹服嗟悒，

以为汉之晁、董无以过之”，更使“守道正人，传读其文，至有相对垂泣者”。

结语

比干扰时宁民的仁心和轻命直谏的忠勇在唐朝得到了认同。无论是唐太宗追赠、亲吊比干，还是魏征对比干直谏精神的践行，以及周憬自刎比干庙的行为，

无疑都是对比干精神的体认。

另外，在文学作品中，无论是专咏比干的诗歌，还是非以比干为主题的应试文学，同样对比干精神进行了讴歌。

这些不同的接受形式，

体现出了相同的价值取向，那就是比干精神已经超越了一时一事的局限性，

沉淀成了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