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官渡战败后袁绍仍然占据冀州，咋就没翻身？问题归结于袁绍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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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袁绍绝对不会有机会翻身，理由有二：

一、袁绍集团内部的分裂

这个分裂表现为两个相关方面，即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和兄弟之间的互相残杀。

作为一个有为的封建政治家、军事家，除了在治国治军方面有卓越才能外，在治家方面也应有方，所谓“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由于宗法嫡长子继承制的深刻影响，封建社会中国与家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一些头面人物，如君主之类，他们能否世代保持独家天下，某种意义上讲就在于能否有靠得住的下一代。东汉末出现的军阀实质上相当于世袭君主。

但袁绍不仅不听，反而又让次子袁熙任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拥有兵权。沮授以为“祸始此矣”的道理在于：按当时已成为社会继承法则的宗法嫡长子继承制，袁谭是袁绍的法定继承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袁绍凭个人好恶改变这个安排，就人为地造成了兄弟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也给本已存在的大臣之间的派系斗争带来了可乘之机，拥尚派(审配、逢纪等)与拥谭派(辛评、郭图等)都以自己的借口、假兄弟的名义消灭异己，从而加剧了内部两大集团的矛盾。袁氏兄弟各据一州之后，成为当地的最高统治者，拥有实际的军政大权，他们排斥异己，培养亲信，发展实力，分封之地成为兄弟残杀的资本。袁绍一死，果然兄弟残杀，最后被曹操各个击破。

可见袁绍集团貌似强大，实则虚弱。袁绍虽然能控制局面，但作为一个分裂割据者，他所实行的一整套逆历史而动的政策、方针和用人制度等，也在这个集团组织成员的身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他们在为袁绍出谋划策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分裂割据的子集团，这些子集团的既得利益和总集团的根本利益是不相吻合的。但子集团的成熟、壮大是在总集团的许可之下逐渐进行的。

二、袁绍的个人品格与人才观决定其无法翻身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个人在历史进程中，虽然不能起决定作用，但可以促进或抑制历史发展的速度。袁绍的失败与其个人品格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这里，用荀彧等对袁绍的评价来概括袁绍的个人品格：

1、“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

东汉末，门阀世族阶层垄断了地方政权，把持了社会舆论，左右了官吏选拔制度，于是天下之士慕名而来。

“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在这样的形势下，袁绍在社会上的影响，不是靠自己的才能，而是靠家族的名声。所以袁绍本人很重视“世资”、家族的影响，在这个方面下工夫，“从容饰智，以收名誉”。由于袁绍重视的是虚假的表面的名誉，好大喜功，既无治国治军之才，又无政治家的洞察力和识别力，因此部下尚于空谈而无真才实学的人很多。

2、“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

袁绍在起兵前属于在野派，暂时与世无争，故他的一些个人品格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军阀混战以后，他作为军阀割据的头面人物，在制定政策、指挥战争等一系列问题上，其性格的多面性就暴露无遗了。他表面上的宽柔容人、招贤纳士和内心的狭隘多疑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外表的仪态使他在战争初期集聚了许多人才，并迅速占有四州之地，形成一统天下的有利形势。

但就在这时，袁绍骄心日增，以为割据大业已成，开始松懈斗志，对内猜疑忌恨，属于“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其“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的性格向极端发展，结果首先从内部就大失人心。

3、“性矜腹自高，短于从善”，“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

袁绍不是起兵于草芥之中，而是凭世资占据高位一开始就居于优势地位，加之天下英雄多所归，军事上比较顺利，故形成了非常强烈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表现在一个军阀头面人物身上，尤其是大功即将告成时，发展到了唯我独尊、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地步。这时的袁绍不仅不可能接受与自己看法相左的谋士们的正确意见，而且在实践证明自己错了时也死要面子，不愿改弦更张，总结经验。

纵观袁绍的个人表现，我们发现了这样带有一般性的问题即东汉末以“世资”起兵的军阀，个人身上表现出了门阀世族阶层从一产生起就具备的、注定灭亡的、腐朽的性格特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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