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顺治皇帝临终前，他做出了一项创举性的决策，即选任了四名亲信大臣辅佐幼帝，并在遗诏中特命这四位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旨在保障幼帝的顺利继位和稳定国家政务。这一举措反映了顺治帝对满洲贵族权力过大的担忧，同时也与之前的摄政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这四位大臣并非满洲贵族，而是来自各个族群，他们的任命旨在平衡各方利益，避免某一族群垄断权力。尽管他们不是爱新觉罗氏的血脉，但却是勋旧重臣，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忠诚的态度。这一点与之前的摄政制度有着显著不同，摄政王通常是近支宗室，更容易出现侵犯皇权、谋取私利的情况。

其次，顺治帝之所以选择大臣辅政，与他受到多尔衮的欺辱经历有关。这种经历让顺治帝对摄政王的担忧更加突显，他不愿再让权力过于集中在皇室内部，而是希望通过四大臣的协商一致来实现政务的顺利进行。这种做法也表明了他对满洲贵族内部的权谋和勾心斗角的不满。

此外，大臣辅政与摄政在职权上存在明显区别。摄政是代替君主行使国家大权，而大臣辅政的职责是佐理政务，协助幼帝处理国家事务。四大臣并没有摄取皇权，而是通过协商一致的原则，与太后和幼帝共同参与政务决策。这样的安排确保了政权的分散和相互制衡，避免了权力滥用和私心膨胀。

此外，四大臣的身份是臣子，同时也是上三旗成员，与太后和皇帝之间既有君臣关系，又有旗主和旗员之间的严格隶属关系。这种身份的复杂性使得四大臣在处理政务时更加慎重，不敢轻举妄动。相对于摄政王，他们更注重对皇帝的忠诚和对整个朝廷的利益，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个人权力的过度膨胀。

然而，尽管四大臣在辅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革除内官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等，以防止宦官干政，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他们虽然具有武功和军事经验，却缺乏基本的文化素养，导致他们在面对国家整体的形势时难以作出合适的决策。同时，由于四大臣身份的特殊性，他们往往更注重维护满洲贵族的狭隘利益，而忽视了整体国家和皇帝的长远利益。

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大臣的辅政地位是短暂的，他们终究是武夫，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只能是王朝历史的过渡人物。四大臣辅政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满洲贵族权力过大的问题，但也在实践中显现出其局限性。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调整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对治理模式的不断尝试，为后来的政治制度改革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

总体而言，顺治帝选择四大臣辅政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通过分散权力、协商一致的原则，有效地避免了满洲贵族的权谋和勾心斗角。然而，也需要认识到这一体制的局限性，尤其是在文化和政治素养方面的不足。四大臣的辅政虽然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但也提醒我们在建设政治体制时需要更加全面地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