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出土的玉器。　　图②：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　　图③：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带盖彩陶瓮。　　以上图片均为郭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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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考古发现奠定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最新公布的研究成果认为，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从“文明曙光”到“红山古国”，考古发现不断推进对牛河梁遗址乃至红山文化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2020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的时空范围。西辽河流域的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是聚焦关键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的29处核心遗址之一。最新公布的研究成果认为，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距今5800年至3800年前后的古国时代可细分为三个阶段。其中，距今5800年至5200年前后为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大型台基建筑群的新发现和已经开始出现的社会等级分化，进一步细化了人们对古国时代演进特色的认识。

从“文明曙光”到“红山古国”，考古发现不断推进对牛河梁遗址乃至红山文化的认识。

考古显示，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是经过统一规划设计并在较短时期内集中兴建的台基建筑群，凸显了红山社会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

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已知规模最大、由多个遗址点构成的遗址群，其考古工作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坛庙冢”为代表的遗迹、精美玉器表现出的“玉礼制”等一系列考古发现，奠定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考古学家苏秉琦撰文评价称，红山文化“象征中华文明曙光应当是恰如其分的”。

牛河梁遗址第二阶段考古工作开始于2017年，工作区域为“女神庙”所在的第一地点。这是遗址结构、功能较为特殊的区域，也是认识牛河梁遗址的重要切入点。新的考古发现将第一地点重新划分为9座营建顺序略有先后、功能密切相关、由台基构成的大型建筑群。出土各类泥塑的“女神庙”坐落在规模宏大的台基之上，目前该台基的残存高度达4.6米以上。考古显示，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是经过统一规划设计并在较短时期内集中兴建的台基建筑群，凸显了红山社会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

第一地点西南建筑群由北高南低的3座台基建筑构成。9号台基以夯土为主，5号、6号台基采用土石混筑，台基外侧的导排水设施在保证地势较高的5号、6号台基排水的同时，保护了9号台基及其上的“女神庙”。3座台基址构成的有机整体，是在对环境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统一规划设计、功能密切相关的建筑群。

缺乏与生活居住相关的聚落遗址信息，是红山文化考古工作中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第一地点的考古发现提示我们，在尚未发现与基本的物质资料生产相关的证据时，公共设施的营建可以为认识红山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提供新视角。第一地点的9座台基建筑皆土石混筑，尽管最大限度利用了区域的自然地势，但运输各类材料、垫平相对低洼区域、构筑平台，依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意味着，红山文化已经出现足以支撑大型社会公共设施营建与维护的丰富物资储备。从中，可以窥见红山社会物质生产的繁荣。

红山文化从中期开始规划、设计、营建礼仪中心，形成礼仪体系

第一地点的考古，发现了与文献记载的燎祭、瘗埋和祼礼活动相对应的祭祀遗迹，表明这一时期的红山社会已经形成祭祀天、地、祖先的规范，出现与文献记载相似的祭祀礼仪体系。这一祭祀礼仪规范在不同规模的遗址都有体现，说明它已经走出牛河梁遗址，为红山社会所普遍接受。

唯玉为葬是牛河梁遗址最早发现的墓葬特征。随葬玉器是判断墓主身份地位的主要依据，出土玉器最为精美的墓葬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分化特征。这里考古发现的玉器种类繁多、造型多样，使用规律并不明晰，若将视野扩展到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可以发现较为明确的玉器使用规范。在距离牛河梁遗址150公里的胡头沟遗址，发现了与牛河梁遗址相同的高等级墓葬，以及更为复杂的墓地布局规律。比较两地随葬玉器可以发现，相同造型器物在体量与质地上存在差异，牛河梁遗址玉器体量更大、玉质更润泽。玉器特征的差异与《周礼》等文献中所记载的不同等级个体在玉器使用方面的规范相同。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具备礼器的功能。

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重要的源头，红山文化是最早参与到一体化进程中的古国文明之一。红山文化从中期开始规划、设计、营建礼仪中心，形成了“敬天、礼地、法祖”的祭祀礼仪体系。红山文化积石冢形成的用玉制度，开中国玉礼器、玉礼制之先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祭司作为媒介、沟通天地的基本结构，也是后世“天人合一”思想的最早蓝本。

红山文化的新因素、新特征、新发展是对周边优秀文化吸收与融合的成果

陶器是人类留下的最有代表性的密码之一。采用科学方法对红山先民在陶器上留下的痕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时人类活动的某些特点。在牛河梁遗址大型积石冢上，往往摆放有数百个陶筒形器。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样集中生产大量陶器只能是群体劳动的结果。制作者仅对陶筒形器外部进行了精心加工，器身内部只作简单处理。新出现的器形延续了筒形罐上常见的之字纹，并在陶器表面将纹饰分段布局。彩陶技术的应用进一步丰富了传统纹饰的表现方式。红地黑彩，是红山文化彩陶典型的特征。先画出纹饰的线条，再以黑彩填充，与赵宝沟文化几何纹内以斜线或之字纹填充的纹饰表现方式异曲同工。虽然新出现的文化因素有独特的发展脉络，但共同构成了红山文化的特征要素。

红山文化的玉器也显示出兼容并蓄的特征。独具特色的红山文化玉器群，以斜口筒形玉器、勾云形玉器、玉璧、玉环为主体，并包含有仿生造型的玉器，是将流行于小南山文化的玉璧、辽西区较早流行的环状玉器以及仿生造型传统加以整合的结果。

红山文化到红山文明的嬗变，其源头与根基首先是对辽西区域本地传统的承继，聚落模式、陶器器型与纹饰、用玉习俗，无不体现出文化现象背后的宇宙观、世界观的连续性。创新性突破也随之而来。仪式空间从逼仄的个体空间变为专用大型公共空间，陶器器型变得丰富且开始使用彩陶技术，玉器也不再是简单的装饰品而成为象征身份、地位、等级的礼器。红山文化的新因素、新特征、新发展是对周边优秀文化吸收与融合的成果，而这种文化之间主动的交流与融合需要足够的包容性。

新的考古发现从制度文明等角度，为红山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直根系提供新的注脚。

（作者为牛河梁遗址田野考古项目执行领队、领队）

版式设计：沈亦伶

《 人民日报 》（ 2024年08月03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