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带领下，蒙古是个令大半个地球闻风色变的名字。他们武力值爆表，开疆拓土让亚欧为之震撼，放眼整个世界史，都算得上冷兵器时代的巅峰。

元朝就是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于1271年建立起的大一统王朝，蒙古人在马上是王者，下马治理国家却是两眼一抹黑。关于他们的治国能力，只有一个字能形容：菜。简而言之，主要有三个“菜”。

第一个“菜”是内斗。

内斗历朝历代都有，但哪个都没元朝狠。草原上历来信奉强者为尊的规矩，忽必烈的元朝继承了这个基因。等忽必烈驾崩后，内斗立即开始。在传统贵族政治下，帝国的皇权非常脆弱，什么父死子继、兄终弟及那一套，在蒙古贵族那统统玩不转。大家必须要拉帮结派打得一地鲜血，才能分出个胜负。有这样的祖传基因，元朝的帝位传承就没有正常过，不是贵族们凭武力说话，就是搞宫廷阴谋。

从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驾崩到1333年末代皇帝元顺帝即位，这短短四十年里，走马灯一样换了九个皇帝，平均每个皇帝在位时间不超过五年。到了元朝末期，朝廷内斗愈演愈烈，1333年之前的六年里，皇帝几乎一年换一位，别说百姓，官员们都没反应过来，龙椅上就又换了一张新面孔。内斗的结果就是政局不稳，大臣们分成几派，将领们拥兵自重，朝廷的威信越来越低。

第二个“菜”是怠政。

蒙古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随后带来的统治也充满了别样的特点。成吉思汗能成为人类历史上军功最盛的男人，背后是蒙古铁蹄所到之处的杀戮与征服，中原只是其中的一个地区罢了。这个历史，注定蒙古在征服过程中受到的抵抗要比一般的改朝换代更为激烈。让人意外的是，元朝的建立是血腥的，它的统治却是“自由”的。不了解的人认为元朝的统治和建立时一样暴虐而残酷，这并不是事实。

元朝的统治松散又开放，它允许多种信仰同时存在并受到保护，海洋贸易相当繁荣，商业、科技发展上也有其可圈可点之处，甚至赋税之低也是在历史上数得着的。但这些都是表象，真实原因是元朝贵族统治的政治理念和中原汉人完全不一样。其他王朝是皇权不下县，大元却更收缩了，它的皇权几乎就不下行省。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差不多被地方豪族把持，而且朝廷还长期不开科举，豪族子弟连读书考试的流程都不用走了，使其进入地方官僚体系的难度直接降到了地板上。

这类似于一种委任式管理，说穿了就是懒政。这是一个贵族、豪绅、地主狂欢的时代，权力大家瓜分，监管形同虚设，反正只要帮朝廷把税收上去，其他的随便。所以，元朝是吏治腐败，官员专注搜刮，百姓承受着沉重的剥削与压迫，怨声载道。

第三个“菜”是民族关系。

元朝以非官方、非制度的形式，实际上把子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北方的汉人和契丹、女真等族）、南人（南方的汉人和少数民族）四等，地位从高到低，蒙古人和色目人居于统治阶层的地位。对于汉人和南人，元朝都是严加防范的，包括严禁他们持有武器，以及限制参加科举。如果他们犯了罪，刑罚上还会区别对待。比如，蒙古人杀了一个汉人，一般就是打五十七下板子，然后让他掏丧葬费了事，最多是流放；但若汉人杀了蒙古人，那就麻烦了，罚钱、砍头都是小事，严重的时候全家都要遭殃。

那么，汉人、南人能当官吗？不是不可以，只是不能当大官。举例来说，元朝有个职务叫达鲁花赤（蒙古语：掌印者），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没有。如果说有个县城，没有这个达鲁花赤，那么知县最大。但如果有一天，一个家伙拿着达鲁花赤的委任状走进了县衙大门，那知县须马上起身，跪在一边听候吩咐。

达鲁花赤这个职位，朝廷明确规定必须由蒙古人担任。如果蒙古人不够了，或者被委任的蒙古人死活不上任，那就找一个色目人担任，反正不能由汉人或南人充任。朱元璋后来说“元时任官但贵本族，轻中国之士”，就是说的这个。

所以，元朝蒙汉之间的民族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尤其是底层人民，被欺压得非常厉害。因此大元没有出现过什么盛世，也没有什么中兴的苗头。

对蒙古贵族来说，征服一个国家容易，要统治一个国家实在太难了。但倘若就此得出结论：元朝已是行将就木，那是会吃大亏的。

大元对汉地的治理谈不上成功，可它的基本盘没丢。一个常被人忽略的事实是，元朝的第一次农民起义是在至元四年（l338年），元朝立国不过六十余年，可从蒙古灭金（1234年）算起，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已经与南方割裂了一百多年。北方四五代人在蒙古（元）治下出生、成长、老去，百姓已经学会了顺从，不客气地讲，心向元朝的大有人在。而在更北的地方，元朝的统治更加牢靠、只要有钱，他们依旧能源源不断地调兵进入中原。

正所谓“西北广莫无一城，控弦百万长横行”，“我朝幅员古无比，朔方铁骑纷如蚁”，这就是元朝的基本盘。那只在汉地造反还不行吗？那你得先问问既得利益阶层答不答应。元朝既得利益阶层，包括士大夫和地方上的士绅、豪族、地主，他们正是要直面红巾军进攻的第一批人。

这些人在元朝治下日子过得相当滋润，真的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妥妥的“土皇帝”。现在一帮农民扛着锄头要反我大元？还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俗话说得好，“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农民们造大元朝廷的反，岂不是要革整个利益阶层的命？！彭和尚以为他们只需要对抗官府，实际他们要对抗的是整个利益阶层，这些人都自发地行动起来与红巾军斗争。

更让红巾军没想到的是，这些读书人、地主、土绅打起仗来比正规军更不要命—“兵兴以来，凡死节效命，举进士、知经学者为多”。红巾军的第一次起义就是栽在了这上面，双重打击下，未经战阵历练的红巾军很快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