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辽朝时期的赠官类别具体有哪些？赠官对象又以什么为主？——首先，辽朝时期的赠官类别大致有三师官、三公官、相衔官、使相、六军官、驸马都尉、皇太叔、爵。三师、三公“三师”为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为太尉、司徒、司空。在唐朝和宋朝，三师、三公皆作为官员卒殁后的赠典。

辽朝在太宗至景宗时期，得赠三师者有4人，其中赵思温和韩匡美获得太师的赠典，许从赟、韩匡胤获得太傅的褒崇。耿崇美也曾获赠太师，但《耿延毅墓志》记载：“皇祖讳崇美，累赠太师、假相印”，其太师为数次追赠后所得，具体时间不详，其时得赠三公者2人，即萧徒都姑和耿绍纪，皆获太尉的赠典。

一、相衔官

辽朝的相衔官即同中书（政事）门下平章事、侍中、中书（政事）令、尚书令，上述相衔官在太宗至景宗时期均为赠典。

辽朝的中书省初名政事省，天禄四年（950）二月，“建政事省”。《辽史·百官志》模仿唐制，将中书令列为中书省长官，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于中书省条下。但揆诸辽朝实际，中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仅用来授予官员宰相的身份，以实现权力与地位的上升，并非真正的宰相。

据《张俭墓志》可知，刘敏为张俭的外祖父，“（俭）母刘氏，故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赠侍中敏之女”。辽朝的尚书省亦为空头机构，似尚书令这类官衔职称仅为加官散职，但尚书令的身份显赫、地位崇高，并不轻易授予官员。

该时期的赠尚书令者，仅太祖佐命功臣韩延徽，其卒于应历九年（959），“上（穆宗）闻震悼，赠尚书令，葬幽州之鲁郭，世为崇文令公”。

相衔官常见的表现形式为“使相”，使相官是辽朝赠典的重要内容。《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唐末，凡节度使带平章事及检校三省长官、三公、三师者，皆谓之使相”。辽朝的使相虽承唐制，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杨军认为辽之使相，指以宰相官衔为虚衔的节度使（包括节度州长官节度使和部族节度使）、五京留守，“使相”之“使”指节度使（包括五京留守），“相”则指宰相。

在太宗至景宗时期，共有2人得赠使相：其一为获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的耿崇美，崇美生前已为“武定军节度使”，世宗恩赠相衔官，使其具备使相的身份，其二为获赠“侍中”的辽初汉相刘敏，敏生前已官至使相（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因“侍中”比“同政事门下平章事”高一级，所以刘敏卒殁后的相衔得到荣升。

二、六军官

六军中的统军官也作为赠官出现在太宗至景宗时期，六军统军官即唐官制中的左右羽林军统军、左右龙武军统军、左右神武军统军。《旧唐书》的“六军统军”条下注：“（德宗）兴元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敕，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各置统军一人，秩从二品”，而《辽史》中失载“羽林统军”一职。

根据《耿延毅墓志》记载，志主父耿绍纪的官职情况为：“左武卫上将军、涿州刺史、累赠太尉、左羽林统军”，可知辽朝因袭唐制，亦置六军统军，且将其纳入赠官体系。

驸马都尉

驸马都尉为帝婿的专属官职，《新唐书》云：“驸马都尉无定员，与奉车都尉皆从五品下”。辽朝的驸马都尉属于虚衔，象征着后族萧氏的荣誉。

皇太叔

“皇太叔”即皇帝的叔父，同“皇太子”一样，可作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按《新唐书》，会昌六年（846），武宗疾大渐，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元贽立光王为皇太叔，不久即帝位，是为唐宣宗。

辽朝共有三位皇太叔，即罨撒葛、重元、和鲁斡，其中太宗子罨撒葛卒于保宁四年（972），景宗追册为皇太叔，谥曰钦靖。

按辽朝契丹人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曾实行世选制，毫无疑问，穆宗在位时，因无子嗣，作为胞弟的罨撒葛，在穆宗死后为最有实力的皇位继承者。但在萧思温、韩匡嗣、高勋、女里等人的辅佐下，穆宗被弑，耶律贤成功夺权，使罨撒葛的帝王之梦化为泡影。

景宗为了安抚传统世选制下的有资格继承皇位的罨撒葛，追赠其“皇太叔”的荣誉称号，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爵位

在中国古代，“序爵所以辨贵贱也”，爵位是赠官的重要内容，赠爵与封爵制度密切相关。辽朝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其封爵制度因袭中原汉法，又融合草原旧俗，特色鲜明。

爵位作为赠典，在太宗至景宗时期已出现，共有3人获赠爵赏，且赠爵内容有国公和一字国王。其中，赵思温除得赠太师外，仍被追封卫国公，沙姑获赠卫国王，被追封楚国王的萧思温，虽为景宗皇后萧绰父，但其对景宗有拥戴功，不同于一般的外戚，因此其例不属于后妃父祖赠官的范畴。

三、赠官模式

太宗至景宗时期存在单赠和双赠两种赠官模式：“单赠”即赠一官，“双赠”即两类官职的双重赠与。唐宋时期，源于官员自身卒殁的赠官以单赠一官为主，双赠或多赠未受统治者的青睐。辽初庶事草创，亦沿中原赠官模式之传统，以单赠为主，双赠为辅。

其单赠模式有：单赠三师/三公/相衔/皇太叔/爵。其中，单赠三师官者有2人，即许从赟、韩匡胤被单赠太傅，单赠三公官者有1人，即萧徒都姑得赠太尉，单赠相衔官者有5人，即耿崇美得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刘敏得赠侍中，韩德枢、耶律琮（合住）被单赠政事令，韩延徽得赠尚书令的褒崇，单赠皇太叔者有1人，即耶律罨撒葛，单赠爵位者有2人，即沙姑和萧思温单赠一字国王爵。

双赠模式大致为：三师+相衔/爵、三公+六军官、驸马都尉+相衔。其中，赵思温获赠“太师+魏（卫）国公”，萧海瓈（云实）获赠“守政事令+驸马都尉”，韩匡美获赠“守太师+政事令”，耿绍纪的双赠官为“太尉+左羽林统军”。在太宗至景宗时期，没有应用多赠模式作为官员的赠典。

四、赠官品级

太宗至景宗时期获赠官员的卒前官品级均在正三品以上，且位列宰相者均至一品，官员爵位多数至一品，即一字王或国公，侯爵为三品，男爵为辽朝的末等爵，位在五品之列。那么，该时期卒前官爵基本在三品以上，五品男爵为特例，职事官的赠与以地方官为主，朝官为辅，侧面反映了辽初因袭唐末、五代的赠官传统，其赠官品级的最低限定为三品。

要之，以官品等级来分析前述赠官的类别：三师、三公均为正一品，相衔官的品级限定在二品至三品，六军统军官秩从二品，一字国王爵为正一品，国公爵至从一品，仅驸马都尉一职界于四品至五品间。太宗至景宗时期的官员自身得赠官爵的等级基本固定在三品以上，且赠官的次序均高于卒前官，其时得赠官爵呈现高品级的趋势。

五、赠官对象

首先，太宗至景宗时期获赠官员的民族成分。其中，汉族官员10人，契丹显贵6人，汉官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侧面反映了古代社会中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完全可以冲破一个政权中的民族性，达到各民族在统治阶层中的联合。

一方面，辽初统治者对汉族士人采取“以汉职縻之”的“因俗而治”的举措，赠官亦模仿中原汉法，以优抚有显著功绩的汉官群体，另一方面，在辽初，契丹人更重“国官”，“国官”即于越、惕隐、夷离毕、林牙、夷离堇等契丹传统官职，辽朝在吸收、借鉴中原汉法的同时，始终保持着本民族的基本特征，故汉官的追赠不受契丹贵族的青睐。

虽然契丹人不热衷于获得汉官，但契丹贵族却是该时期赠爵的主体，爵制似为北方民族政治体从部落联盟走向官僚制国家的一条捷径。辽初的赠爵与北魏前期的情况相反，北魏前期获得赠爵的大多是汉人，皇族宗室及各部大人几乎无人获赠。辽初，契丹贵族率先吸收汉制中的封爵制度，对身故的皇族、后族官员予以赠爵，汉制的官职较爵位而言吸引力不足。

其次，该时期获赠官员为地方军官与北、南面朝官的比例。其中，地方军官有10人，占比62.5%，北、南面朝官有4人，占比25%，其余2人不在讨论范畴（一为殁于王事的徒都姑，二为齐王罨撒葛）。一方面，辽初赠官对象以地方军官为主，其或因军功，或因治绩有方，深得皇帝的信任与赏识。

结语

总的来说，这是由于辽初复杂的政治环境，且辽与中原政权间战事不断，故契丹统治者着力提拔军功地主，或重用能安抚地方、稳固边疆统治的能吏，赠官是对卒殁地方军官的盛大荣典。另一方面，北、南面朝官中的4人均为宰相，有大功于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