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8月，杨秀峰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在他主政河北期间，有一件事情不能不说，那就是共和国第一贪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

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河北省安国县人。张子善，原天津地区行署专员，河北省深县人。那时，天津还没有被“单拎”出来，仍归河北管辖。当毛主席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后，杨秀峰旋即代表省政府作了检讨。

那么，杨秀峰是何许人也？他主政河北期间都做了哪些事？后来如何了？

杨秀峰受到毛主席、邓小平的赞扬

杨秀峰于1897年出生在河北省迁安县杨团堡村的一个世代书香家庭。祖父是士绅，父亲是举人。杨秀峰受长辈们的影响，自小读书，14岁时就考入了河北省立滦县师范学校。5年后，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被推选为学生代表，负责组织学生示威游行。毕业后，杨秀峰开始了一段短暂的教书生涯。1924年，他利用暑假期间，和叔父杨十三一起在老家举办了一个农民讲习班。1928年秋，当北伐战争还没有波及到天津的时候，他应朋友的邀约，到天津市教育局、河北省教育厅供职。

上任短短几个月，他就看到了当局政治极为腐败，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的他，毅然选择了辞职出国留学。1年后，经举荐，他以官费赴法国留学考察，这一去，实现了他人生的一大转折。

1930年，杨秀峰在巴黎加入了共产党。随后，他参加领导留法学生和华侨的反帝同盟组织，创办了《工人》等秘密刊物。“九·一八”事变后，杨秀峰组织留法学生和华侨上街游行示威。但在一次集会后，他不幸被法国当局逮捕了，后经取保释放，被迫离开了法国。

随后，杨秀峰去了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校。在那里，他认识了后来的搭档，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林铁。1934年，学成归国的杨秀峰，先后在天津河北法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等大学任教。

1935年12月，在日寇侵占华北之际，杨秀峰带领着学生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站在学生救亡运动的最前列，赢得了青年学生的爱戴，被尊称为“红色教授”。

1936年，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杨秀峰、程希孟等教授，组织了一个“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当他们得知毛主席等已到达陕北后，遂购置了30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托付中共地下党员设法送到陕北。

为此，毛主席于同年的11月2日，写了一封简短又温情的感谢信。内容如下：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怀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

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七七事变”后，41岁的杨秀峰，毅然地脱下了长衫，走出课堂。与夫人商量后，他们留下了只有2岁的独苗，带领一批青年学生，奔赴河北西部山区打鬼子去了。

1939年，杨秀峰率一部分力量开进冀南。不久，在冀南就成立了一个“冀南区抗日军政委员会”，由杨秀峰和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负责。以后，各县陆续成立了抗日政府。

之后的一天，突然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已经委任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已经在上任的途中了。知晓情况后，杨秀峰立即找来宋任穷商量，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将30个县联合成立“冀南行署”，代替“军政委员会”，由杨秀峰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这样一来，便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执政的权力。

“冀南行署”组建后，由于杨秀峰原来是教授，许多人认为他和宋任穷代表的是国共两党组成的抗日政权。结果，一些地主和顽固分子遇事，便不去找宋任穷，只找杨秀峰。这些人把心里话向杨教授“倾吐”，到头来就是他们的思想全被共产党了解得一清二楚。

在“冀南行署”运行了一段日子后，鹿钟麟走马上任了。鹿钟麟是河北定州北鹿庄人，曾追随西北军将领冯玉祥而步步升迁。1924年，北京政变时，他率部打头阵入城，不费一枪一弹控制了北京全城，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宫。

在冯阎蒋中原大战失败后，鹿钟麟通电下野，隐居在天津。1936年，鹿钟麟随冯玉祥复出，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现在，他被蒋介石任命为河北省主席。

当时，老百姓们对鹿钟麟到河北省执政很不满意，连民众选出来的官员也有异议。于是，鹿钟麟做起了他们的工作，说：“蒋介石终究还是国家的首脑，他的任命总是要尊重的。”

这些话很快传到了鹿钟麟的耳朵，他觉得杨秀峰是个值得结交之人。这样一来，杨秀峰便在国民党的官场上处于不“倒”之态。此后，杨秀峰一面主持军政建设和抗战大计，一面创办了抗战学院，自己兼任院长，教员很多是自己的老友、同事，连著名作家孙犁都是这里的教员。

经过这所院校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结业后即分配具体工作岗位，作为干部留用。

这些年，杨秀峰既是大学教授，又是游击司令，还是行政官员，多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似乎差别很大，然而，他却能很好的贯通运用、灵活转变。后来，129师政委邓小平对他赞道：“文官不要钱，武臣不怕死——杨兼而有之。”

过了些时日，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上级党组织要求杨秀峰迅速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打开冀西的抗战局面。于是，杨秀峰以“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冀西民训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开始创建抗日根据地工作。

与此同时，冀西游击队组建为129师11旅，杨秀峰随之前往了山西。不久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辖21个专署，共计149个县城，由杨秀峰担任边区主席。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对杨秀峰的工作成绩有所了解，并予以肯定。毛主席在1942年9月发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这样写道：“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作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杨秀峰处决刘青山、张子善，并作了深刻检讨

1949年，杨秀峰奉命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上任不久后，华北降雨连绵不断，各县都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水灾。其中，香河县是重灾区。

灾情牵动着杨秀峰的心。这天，杨秀峰带着几名干部，轻车简从，来到了香河县慰问群众。

见面后，县长李伯华对香河县的情况做了汇报。不知不觉聊到了中午，李伯华要留杨秀峰等人在政府吃饭，杨秀峰特别叮嘱：“你们平常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你们汇报时不是提到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支持灾民吗？我们不能特殊。”

李伯华感到为难，省主席来了，不招待一下怎么说得过去？这时，杨秀峰提议到县委去看看县委书记。于是，他们步行来到了县委会，县委书记张子明见到杨秀峰后，很是意外。这时，张子明年仅23岁，而杨秀峰却已过半百了。

午间，张子明、李伯华陪同杨秀峰等人一起吃饭，端上来的是一锅窝头，两大碗白菜。杨秀峰吃得津津有味。吃过饭后，杨秀峰不顾大家的劝阻，前往了灾情严重的香河二区实地考察。

1950年，河北灾情刚刚缓和，杨秀峰又奉命去皖北协助救灾，周总理对他说：“这是毛主席两次点名要你去的。”杨秀峰二话没说，就迅速奔赴皖北灾区。

在杨秀峰主政河北期间，做了不少利民惠民的大事。或许是抽不出精力来，手下竟不知何时出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

1952年2月10日，保定召开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公审大会，出席这场大会的，共约2万多人。当天，主席台的上方横挂着一条醒目的会标：“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

刘青山、张子善两人都是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干部。刘青山参加过1932年高阳、蠡阳的农民暴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严刑逼供下，他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丝有价值的消息。张子善参加过学潮，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曾以绝食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

但是，在进城短短的两年，他们就被糖衣炮弹所侵蚀，完全地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1950年夏，天津专区全区14个县镇遭遇大暴雨，使得刚刚获得翻身的农民们，生活又处于困难的境地。

此时，地位负责人刘青山和张子善不但不积极地带领群众自救，度过灾年，反而不顾灾民死活，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二人狼狈为奸，贪污国家巨额的财产。据统计：

他们于1950年春至被捕前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以及骗取银行贷款等等，共计达到了171.6272亿元（旧币）。

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额。按照当时的币值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这些钱可以买粮食近2000万斤，可买棉布800万尺，足够50多万人吃一个月并做一身衣服。

1951年11月21日，在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与会的代表们集中检举、揭发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违法行为。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了对刘、张二人的处理意见：“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毛主席对此事极为关注。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随后，省主席杨秀峰代表省政府作了检讨，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杨秀峰怀着沉痛的心情，就省政府及自己对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应该负的责任，特别是所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作了深刻的反思和诚恳的检讨，摘录部分内容：

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件，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贪污、盗窃巨额国家人民资财的案件。这一巨案，对于我来说，其教训是十分惨痛的，所应负的责任是十分沉重的。

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参加革命二十年左右的老干部，为什么竟在不长的时间内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富。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人民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未能及早处置呢？

这正是河北省人民政府首先是我应该检查与检讨的。这主要是河北省人民政府特别是我在领导上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

首先，我们对干部的思想政治领导极为薄弱……

其次，我们在掌握干部政策上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

其三，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还表现在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的严重……

其四，由于缺乏严密的制度，在财政上给下面留了两个很大的漏洞……

……

杨秀峰的检讨不可谓不深刻，几十年后还被人称作“至今读来仍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毛主席任命杨秀峰为教育部部长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高等教育部，任命马叙伦为部长，杨秀峰为副部长。

1953年7月，杨秀峰在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运用苏联的先进经验，运用“三有（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一系列的全面改革。

1954年9月29日，毛主席根据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杨秀峰为高等教育部部长。

同年11月12日，第二次全国高等农林教育会议上，杨秀峰指出，学习苏联必须正确地结合中国实际。在高等农林教育方面，必须考虑到中国今天农林业生产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注意到我国的自然条件，如土壤、气候等与苏联有许多不同，并结合着我们农业生产经验的特点，来确定我们应该怎么向苏联学习。

杨秀峰致力于学习苏联，但要结合着中国的实际情况来。他的这种思想方针，赢得了领导们的赞扬。

话说，毛主席极为重视教育。其中，毛主席多次提出要精简课程。

1957年3月，毛主席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负责同志外，主要是高校的干部和教师。

毛主席问了课程设置的情况，在听了相关负责人的汇报后，毛主席说：“课程太多了，砍掉一半，怎么样？”当时，杨秀峰坐在毛主席的旁边，杨秀峰说：“恐怕一下子做不到。”

毛主席又说：“砍掉三分之一怎么样？”杨秀峰说：“我们研究，尽量减少。”

1964年2月13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杨秀峰参加了这场会议。毛主席在座谈会上，又谈到了课程改革、考试改革的等问题。

杨秀峰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而是选择了定点试验。他的这种办学方针，也是受到了广大同僚的追捧。

1965年1月，在三届一次人大会上，杨秀峰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离开了工作多年的教育部。

1978年，杨秀峰出席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后任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1983年11月10日，杨秀峰病逝于北京，终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