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黄桥失守，我砍你的头！”

电话里，陈毅非常严肃地对陶勇说道。

就在一天前，韩德勤下令让各路人马直奔黄桥，到了中午的时候，其先头部队第三十三师已经抵近黄桥东郊，开始炮击黄桥外围阵地。

这次，顽军算是拿出了老本，就连德国造的山炮也用上了。一时间，炮声响彻数十里，同时，还有两架双翼飞机在天空盘旋，侦查黄桥的防御工事和兵力部署。

远在严徐庄的陈毅听见隆隆的炮声，心急如焚，不断打电话向粟裕、陶勇询问黄桥的情况。电话里，陈毅提醒陶勇：“要沉住气，不要怕挨打，要把顽军放近些再打！”

说话间，镇内又响起了几声剧烈的爆炸声，原来是顽军的飞机在临走时扔下了几颗炸弹。陶勇听到这，再也坐不住了，他拿起指挥刀，奔向指挥所，要到第一线亲自督战。

大概黄昏时分，敌三十三师的先锋部队已经到达黄桥东郊3华里的地方，准备安营扎寨。陶勇看准时机，对三团团长黄才胜说：“你带领一营迅速出击，狠狠地咬上它一口。”

三团一营战斗经验丰富，他们犹如下山猛虎，趁敌人还没站稳脚跟，迅猛出击，一下子就俘获100人枪。敌人无计可施，只好干瞪眼。

第二天，也就是1940年10月4日，黄桥决战开始了。顽军三十三师在东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其攻击力超过了我军原来的估计，而陶勇率领的三纵，打惯了游击战和运动战，像这种阵地守备战还是缺乏经验，所以战斗一开始就异常激烈。

根据粟裕的指示，陶勇在兵力部署上进行了精心设计。由于第三纵只有2000人，防御兵力不足，所以只能保证重点，针对敌人的进攻态势和方向，随时做出调整。

为了保卫黄桥，陶勇全身心投入到战斗中，他不停穿梭在阵地前沿，看到哪里情况紧急，就急调三团主力上去增援，并适时组织反击，将敌人击退。

上午9时左右，陶勇接到小焦庄失守的报告，心里非常着急。小焦庄位于前沿工事以东200米的地方，是黄桥东面的重要支点。

战斗开始前，粟裕曾指示要坚决守住它，因此，陶勇亲自挑选了能攻善战的八团一连坚守小焦山。

只是小焦山这么快就失守，的确出乎了陶勇的意料。但他没有叫苦，也没有提出增加兵力的要求。而是指挥部队奋勇反抗，保住了东门的前沿阵地。

中午，黄桥的父老乡亲送来一筐筐，一担担的烧饼，将它们塞进战士们的手中。

午后二时，顽军三十三师发起了更加迅猛的攻击，一阵狂轰乱炸后，他们改用人海战术，以营为单位，一层层、一排排向前推进。

指挥室里，陶勇不断接到各阵地告急的消息。比如，八团阵地大部分被毁，人员伤亡不少；又比如，七团各部被敌人的火力压制。

情况变得如此危急，陶勇虽然身经百战，智勇双全，但他毕竟还是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此时的他，不得不拿起电话，向陈毅报告。

从陶勇那紧张的语调中，从电话里传来的枪炮声中，陈毅判断出黄桥决战的空前激烈。他额头青筋暴起，汗如泉涌，显然每根神经都高度紧张起来，因为他所担负的责任和风险，比任何人都要大得多。

黄桥决战如此激烈，自然受到了全国各方的关注。比如延安的中共中央、皖南云岭的新四军军部、重庆的国民党最高当局，以及苏皖鲁地区的各种军事势力，他们都在密切关注这场战斗。

当然，除了交战双方，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等部，甚至是有些保安旅以及周围的日伪军，都在关注这场战斗，并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出动。

黄桥形势危如累卵，险象环生，只要任何一方“第三者”插手进来，后果都是不堪设想。

陈毅不禁在心中反问：“难道老本真的要赔光了？真要那样的话，我陈毅岂不是历史的罪人、人民的罪人？要说，这方案是周密的，指战员也是英勇的，关键还是三纵要守住黄桥。”

想到这里，陈毅赶紧接通了陶勇的电话，严肃且坚定地命令道：“要沉着、冷静，坚决打退顽军的进攻，要是黄桥失守，我砍你的头！”

电话那边，陶勇非常震惊，他从未感觉到陈毅有过如此严厉的时刻，于是毫不含糊地回答：“陈司令请放心，有三纵就有黄桥！我陶勇誓与阵地共存亡。”

放下电话，陶勇对周围的人说：“现在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接着他命令：“七团、八团适当收缩兵力，坚守要点；所有后勤人员和轻伤员也要坚守阵地；三团主力向外出击，打乱敌人部署。”

陶勇的命令传到各部时，指战员们精神振奋，越战越勇。枪林弹雨中，三团主力犹如一把利刃，狠狠地刺进敌人腰部。

在三团出击的同时，陶勇还来到了七团阵地。七团只有两个营，团长韦一平，政委惠浴宇原来都是搞地方工作的知识分子，军事工作一时还不内行。

此时，阵地上子弹到处呼啸，敌人如潮水般涌来。韦团长已经把一个营的战士拉出去牵制敌人。

见陶勇过来，惠浴宇担心地说：“陶司令，这里太危险了，快回指挥所吧！”

陶勇听后不为所动，他断然下令：“老惠，调你一个部队，我带着打出去。”

惠浴宇争辩地说：“应该由我带队出击才是。”

“不要多说！”陶勇脱去上去，光着膀子，率先杀入敌阵。

看见陶勇不顾身世，身先士卒，惠浴宇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对周围的战士们说：“看，陶司令已经杀出去了，我们一定要顶住啊！”

战士们也被眼前的场景所感动，他们士气大振，以一当十……

韩德勤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命令部队拼死进攻，无论如何，也要将黄桥拿下。在猛烈的炮火声中，敌人整营整团地往前拥，黄桥的围墙一段段被炸倒，我军的防御工事也在一处处坍塌。

情况万分危急，如果黄桥失守，我军将沦陷没有预备队增援的境地。这时，不仅无法歼灭顽军，我军的三个纵队也将被敌人分割。到时中立派再一动摇，我军只能撤出苏北。

就在大家心急如焚，苦思对策的时候，一个参谋长跑到陈毅面前，说：“报告首长，奉命增援的老四团1个营，已经从江南赶来，距离黄桥还有10公里。”

尽管还未到达，但粟裕却充分利用这则消息，鼓舞大家的士气。他振臂高呼：“同志们，江南的增援部队已经过来了，我们决不能让敌人占领黄桥。”

一番口号过后，全军振奋，有些战士甚至跟着喊了起来。

而陶勇这名猛将，则身先士卒，杀入敌群。顽军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他们抵挡不住，终于败退下去。

看着陶勇和战士们果敢冲锋的身影，粟裕眼眶湿润，一个纵队司令员挥刀冲锋陷阵，是真英雄，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好一个拼命三郎！”

“摩托骑士”闯入顽军司令部，敌人竟想备酒接风

黄桥决战后，陶勇率领三纵向东发展，直到黄海边，用以开辟通、如、海、启根据地。在行军的途中，部队缴获一辆日军摩托车，当时谁也不会开，便用马车拖着送到纵队司令部。

陶勇看着眼前的摩托车，如获至宝，左鼓捣，右鼓捣，最后竟然学会了驾驶。

从此，这辆摩托车代替了陶勇的战马，可以说，当时八路军、新四军队伍里，骑摩托车打仗的只有一人，那就是陶勇。

1940年12月，韩德勤乘陶勇率主力七团参加曹甸战役之际，命令江苏游击6纵司令徐承德联合保1旅詹长佑偷袭我三纵的大本营。

没想到，原本保持中立态度的詹长佑竟然答应了下来，决定参与这次进攻新四军的活动。

在战斗一触即发之际，保1旅驻地突然来了一辆摩托车，哨兵们感到非常惊讶，连忙大声喝道：“你是哪一个？”

“陶勇！”

还没等哨兵们反应过来，摩托车已经开进了司令部。

“陶勇来了，陶勇来了！”哨兵们声嘶力竭地喊着。叫喊声惊动了司令部里的顽军，他们犹如炸了锅一般，四处乱窜。

陶勇轻蔑一笑，没有将这些人放到心上，而是径直走向大厅。此时的大厅内，詹长佑既怀疑又紧张，心想：“难道陶勇真的来了？”

正狐疑时，猛然看见陶勇出现在他面前，顿时就慌了神，声音颤抖地说：“陶、陶司令……”

陶勇看了詹长佑一眼，，鼻子哼了一声，说：“詹旅长，听说你们要打我，我这不送上门来了！”

这句话，让詹长佑更加紧张，他赶紧赔笑道：“陶司令，我詹某罪该万死，特向你负荆请罪。”

陶勇听后不为所动，没有说话。

詹长佑只好厚着脸皮解释：“陶司令，你有所不知，兄弟我难啊，要说你们团结抗日，我詹某自当支持，只是韩德勤逼着我们动手，也不得不意思意思。”

“照你这么说，韩德勤哪天让你投敌叛国，你也要意思意思咯。”陶勇虎着一张脸，十分生气地说道。

“我可不是那种人，如果他韩德勤真要如此做，我肯定和他一刀两断。”

陶勇双目死死盯住詹长佑，说道：“你应该明白，韩德勤只不过在利用你，当初让你派兵去打徐承德，反被吃了一个团，后来又让你派兵打我们，又损失一个团，其中原因你应该清楚。”

陶勇点到这里后，便不再说话，剩下的让詹长佑自己体会。

詹长佑听到这些旧账，一脸羞愤，接着又露出目瞪口呆，恍然大悟的表情：“好个韩德勤，我跟你一刀两断！”

陶勇听后微微一笑，说：“对嘛，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时，詹长佑为了表决心，拿出一副男子气概说：“陶司令，您放心，我詹某说到做到，今后要是有那里用得到我的地方，您尽管吩咐。”

陶勇见目的已经达到，将手一挥：“那好，现在命令你的部队立即往西靠。”

“往西靠？”詹长佑满脸惊愕：“难道你们现在就要打徐承德的老窝？”

陶勇也不掩饰，点了点头。因为此时曹甸战役已经结束，我们的主力正兵分两路，一部分用于增援，一部分已经兵临石港（徐承德的驻地）。

“好快呀！”詹长佑发出一声感叹，此时他心里正暗自庆幸，还在自己转变地快，要不然必定受到重击。

“既然你已经决定西靠，那我就告辞了！”陶勇悄悄松了一口气，转身就要离开，但詹长佑却拉住他不放，说：“司令远道而来，我应该备酒接风，快，请家里坐。”

陶勇爽快一笑：“接风酒我就不喝了，等石港打下来以后，我请你喝胜利酒。”

说着，便跨上摩托，安全地离开保1旅的驻地。

直奔海匪窝，收编一支新部队

从长江口到连云港这一带的海面，历史上曾是海盗窝。这些海盗有船，有武器，他们不仅在海上为非作歹，也时常上岸进行抢劫，当地的渔民称其为“海巴子”。

那时候，海巴子中势力最强的，要数如东一带的孙二虎。

新四军进入苏北地区后，这些海匪认为新四军是个危险，总是找各种各种的机会，进行偷袭，而新四军为了能在苏北站稳脚跟，也有必要清剿这些海匪。

这些海匪虽然为匪，但大多出于生活所迫，为了团结力量共同抗日，陶勇决定收编海匪孙二虎。

1942年的春天，陶勇听一渔会会长报告，说是孙二虎带着几个海巴子上岸了，已被他们稳住在龙王庙里。

听到这里，陶勇立即派人包围了龙王庙，经过一番短暂的搏斗后，轻而易举地将孙二虎等人全部俘获。

当孙二虎被五花大绑带进司令部时，一进门他就大声嚷道：“要杀要剐，无需多言。”

陶勇上前一看，笑了笑，亲自为孙二虎松了绑，并说：“好一条江湖硬汉啊！”

孙二虎一愣，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原本还抱有必死的决心，这一刻，竟然他有些招架不住。

“孙二虎！”陶勇真诚地说道：“请你坐下，我们好好谈一谈。”

孙二虎满脸惊恐，不可思议地望着陶勇，他不敢就坐。

而此时，陶勇也正望着孙二虎，细细地打量。他发现孙二虎长着一张阔脸大眼，大概30岁左右，脸色红中带黑，一看就知道是饱经风吹日晒。

“听说你是船老大出身，从小也打鱼，对吗？”

孙二虎点了点头，摸不清状况。

这时陶勇又问：“那你有没有想过，当今的中国，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去打日本，打顽军，却在海上欺负老百姓，你良心何在？”

这一番话，听得孙二虎面红耳赤，羞愧地低下了头。

陶勇还在继续说：“你也是渔民出身，应该悬崖勒马，改邪归正，只有投向与新四军一起的抗日道路，才是你唯一的光明前途。”

这一刻，孙二虎才明白过来，他狐疑地问：“你真的不杀我？”

“不杀，我还要放你回去呢！”

孙二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陶勇，最后猛然双膝跪地：“多谢司令不杀之恩。”

陶勇见状，赶紧将孙二虎扶起，笑着说：“请你回去考虑一下，设法说服部队弃暗投明。”

孙二虎没有丝毫犹豫，满口答应：“陶司令，只要你放我回去，我一定说服部下一起参加新四军，明天中午，请陶司令到我的驻地谈判。”

“好，一言为定。”陶勇随即命人将驳壳枪归还给孙二虎。

孙二虎连连称谢，最后离去。

听说陶勇要去海上谈判，首先反对的就是他的那些战友。有人说：“海匪有什么好谈的？一个人进去凶多吉少，这可不比你当年骑摩托车独闯詹长佑的营地，这次危险要大得多。”

除了战友们反对，当地的渔民也是一百个不同意。其中一个老大爷来到陶勇的住处，满含热泪地说：“陶司令啊，你可千万不能去啊，那海匪窝，可是阎罗殿啊。”

陶勇知道战友和百姓们是关心自己，非常地感动，他说：“现在将这些人拉过来，我们就多了一份抗日的力量，如果他们被日寇拉去，就多了一份反动的力量，所以我必须要去。”

另一边，孙二虎回到海匪窝以后，将谈判之事告诉给其他两个同伙——吴道生和袁国祥。这两人都以为陶勇只不过是说说而已，最多派个代表来，谁知陶勇真的来了。

海匪见陶勇只带了两个人，瞬间放松下来。孙二虎还算比较客气，给陶勇让座，倒茶，而吴道生和袁国祥却不这样，他们自以为占了优势，便说：“听说陶司令善于用兵，明里一个人上船，暗中不知在海边埋伏了多少人。”

陶勇听后哈哈大笑：“我陶勇做事光明磊落，不搞什么埋伏，你大可派人到海边搜查。”

袁国祥见自己不是陶勇的对手，于是改为旁敲侧击：“新四军就那么几条枪，恐怕看家都不够，我看是不会出兵打埋伏的。”

陶勇眉毛一挑：“我看这位兄弟话里有话，新四军有多大实力，你不妨去问问韩德勤，问问他黄桥一战，他的89军哪里去了。”

孙二虎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朝两个挑衅的同伙摆摆手，说：“陶司令是我们的贵客，我们要以礼相待。”

说着，就让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食物招待陶勇。

席间，陶勇语重心长地说：“我看在座的几位也是有血性的中国人，国难当头，岂能袖手旁观？”

孙二虎脸色再次一红，他赶紧表态：“我是真心诚意参加新四军的。”

有孙二虎带头，接下来的谈判进行地非常顺利，这些人表示愿意接受收编，并交出了50支枪和所有的船。

谈判过后没多久，孙二虎被任命为新四军海防团独立营营长。

收复孙二虎等人不容易，改造他们就更加困难了。由于孙二虎恣意放浪惯了，不习惯新四军严明的纪律，竟趁着陶勇外出之际，带着几个人跑了，最后还投靠了伪自卫总队长陈茂清。

陶勇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生气，周围的同志也劝他：“这种人，匪性难改，不如杀了！”

但陶勇没有这样做，他还是想给孙二虎最后一次机会，于是亲笔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再回来既往不咎。

孙二虎拿到陶勇的信，非常感动，他觉得陶勇没有忘记他。

1943年春天，孙二虎带着200多人再次投诚而来，一看见陶勇，便激动地说：“今后我再也 不反了，再反你就杀我的头。”

陶勇，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一次次完成任务，就像他的外号“拼命三郎”一样，他是我国一位不可多得的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