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学前接明末与易代文学，下启清代文学，站在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结点上，它的历史地位显得非常重要。它对明末文学的继承，结束了明末清初的文学嬗变，它对清代文风的开启，则昭显了明末清初文学的后坐力。

一、清初对明末文学的继承

明末清初的文学，每个阶段各有特征，因为时间上的紧凑连续，互相之间亦有很强内在的联系性。就清初文学来说，它脱胎自明末文学母体的痕迹很明显。

在明末全新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诞生了许多具有个性思想和杰出创作才能的大家。他们的创作和主张，对清初文学的个性形成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明清之际的中原板荡，孕育了一大批具有变革思想和探索精神的学者。清初社会正值这批学者学术研究的成熟期，他们的治学精神和理论气质其实是晚明文化的延续，他们的社会批判和学风纠正，亦影响了清初文学的内在气质。

清初文学对明末文学的继承，主要表现为诗文领域标举作家真情实感、通俗文学创作的商业化和世情表现、审美品位上不避忌谈情言性。明末诗文自冯梦龙等人高举李梦阳“真诗”口号以来，尤其注重创作主体的情感真挚，强调表现自我别出一格的性情。

性灵派和竟陵派对性灵的追求皆表现了对自我性情的张扬，小品文对雅致生活的描绘，则是明末文人群体逍遥享乐心态的外化。清初诗文亦强调表现真性情。

如钱谦益云：“文章途辙，千途万方，符印古今，浩劫不变者，惟真与伪二者而已。”诗人不可复制的性情是诗歌成功的关键。

“人之情真，人交斯伪，有真好色，有真怨诽，而天下始有真诗。一字染神，万劫不朽。”

在这种对真性情的呼唤中，清初诗文作家大都能自然地抒情达意。如遗民诗对发愤抒情传统的继承，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等对内心悔恨的沉痛抒发，王士禛、宋琬、朱彝尊对平和温柔诗风的提倡，都有着浓烈的个性化情感与美学品格。

他们无论是吊古伤今，还是感念时事，无论是关心民生，还是愤慨己身，都能勇敢地以诗歌展示自我，这是与明末独抒心灵的内涵一脉相承的。

清初短篇小说继续发达，其商业化创作模式与对世情的关注与明末“三言二拍”流行后的通俗文坛并无二致。明末通俗小说的兴盛，与明末文化消费市场的日渐壮大不无相关。

清初社会，经济虽遭战乱破坏，但阅读观赏的惯性却使得市民对小说戏曲的新作有着相对旺盛的需求。且逃过战乱的人们，也需要热闹新奇的作品来安慰痛苦迷茫的心灵，故清初的通俗文化消费并不萧条。

清初白话短篇小说以李渔的创作为翘楚，其作品新奇别致每每出人意外。他更有自己的印书馆和书店，不仅出版自己的作品，亦向社会征稿。他的戏曲家班，辗转于达官贵人的门庭，演出他的风情喜剧。可以说李渔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文人，他对通俗小说商业价值的发掘，具有强烈的明末色彩。

清初一批学者，大多或多或少都是心学一脉传人，他们谴责心学之道人游荡无根，乃是出于国仇家恨心理，对于人之情性，仍是从反理学的角度给予肯定的。

清初文学受明末文学的影响，源于明末文学势头强劲，影响深远，亦由于清初社会的晚明精神尚未散去。而这些遗产，有些会继续传承，有些却会因为不符当局政策而日渐被遗忘。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正因为一代有一代之精神气候。

二、清初文坛对明代文学的反拨与指向

清初文坛虽有很多明末文学的影子，亦有自身的个性，在一些方面呈现出对明末文学的反拨，在这种反拨和建设中，它不仅形成了自身的个性，亦对整个清代文学的面貌起到了指向作用。

清初大规模的明代文学批判中，清初文人鲜明地亮出了修正的旗帜。修正风潮中，清初诗文区别与明代诗文的个性逐渐被塑造，同时亦影响到其他门类的文学创作。

明代诗文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就是模拟蹈袭之弊，清初学人无不对此痛下针砭，相对的，他们在自身的创作中表现出对复古的鄙视和对创作出个性化诗文的追求。

明末那种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被清初学人广泛接纳。钱谦益的诗论正是从否定明人泥古的基础上提出“代有其人，人有其传”的观点。

清初学人在创新意识的驱动下，积极描绘并创作心目中的理想诗歌。如钱谦益主张有本而发，将充沛愤激的情感、昂扬壮举的主体精神灌注于笔下，“如其流传歌咏，广贲焦杀之音，感人而动物，这将如师旷援琴而鼓最悲之音，风雨至而廊瓦飞”，何等气势壮阔。

清初人对明末学问之空疏深恶痛绝，故强调加强个人文化修养，注意在文章中彰显学问，清初诗风在学宋上的倾向即于此相关。钱谦益等人以学杜为切入点，将清初诗歌从明代之一味宗唐带向了唐宋兼法的方向上，清人文风由文人之诗文而学人之诗文，他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他晚年论诗强调性情、灵心、学问、世运的融合，正显示了他对学问的重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文章，都明显看出他们的学术根底与宽广胸襟，与明末文章的琐屑精巧完全不同。

王国维先生曾评价清代学术：“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智学新。”以此关照清初文风，亦很贴切。清初文学中那种大气磅礴与元气淋漓，正是学人将学问、性情与时代融合所创造出的气象。

如清初散文，以侯方域、魏禧、汪琬名声最高，三人的风格各有不同，却都是慷慨纵横、流畅恣肆，生动委曲而又雅洁。他们善于察觉历史洪流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强烈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事，以学问见识为经，以性情灵思为纬，编织成一篇篇精妙好文。

清初文章的学人风度，对桐城派风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自然，由国家责任感而引发的对学问的注重，转而变为由于避忌政治而不得已埋首学问，士人的心境已大不相同。

清初文坛继承了明末文学对男女感情的重视与尊重，却呈现出趣味的选择性与两极分化，虽有淫秽笔墨的小说，但主流崇尚雅洁与克制，表现出对传统礼教的妥协。

明末的情教，不避讳情欲描写，对人的自然本性加以淋漓表现，而清初言情的主要作品类别才子佳人小说，却是对性欲闭口不谈，经常出现男女动情却以礼自持的情节。

才子佳人小说并非不要情，相反，他们积极倡导真情至性，才子和佳人都是以追求佳偶为重要的人生目的。然而，他们的感情是屏蔽生理冲动的，过分讲求洁身自爱。才子佳人小说主体写爱情，还被说成不伤风俗的大雅典型，可见整个文坛内对雅洁爱情的接受。

从明末的以情抗理，到清初的以情证理，人们正从心学那种骚动解放中镇定下来，开始重新自我约束。清初文坛在创作心态、学问要求、情理关系上都显示出了与明末文学不同的风格，在这种氛围中，它也为清代文坛的个性做了基本的趣味指向。

最明显就是诗文雅正风格的定位与小说娱乐性的丢失。

清初诗文，从遗民诗文的悲歌怒号，到钱谦益的雄放苍健，再到王士禛灵犀一点的神韵说；从清初的稼轩调，到阳羡词的凄怨豪情，再到浙西词的清空淳雅，可以看出都是慷慨不平之气逐渐消散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国家走向平稳繁荣的必然，亦是思想文化控制走向严密的结果。在清初文学尾声处，诗文领域的雅正之风已成型，并深深影响到整个清代诗文的个性。

诗歌领域内，神韵说之后的乾嘉诗坛，沈德潜主格调说，翁方纲主肌理说，皆是温柔敦厚一脉。袁枚标举性灵说，与明末公安派颇有渊源，但其性灵只是作为诗歌灵气的展现，并无公安派性灵那般具有解放与叛逆的意味，总的来说还是盛世之文的那种娴雅格调。

桐城派倡导义理、考据、辞章，更是端庄沉稳、雅洁清畅。常州词派在阳羡、浙西之后，倡导“深美宏约”之致，追求言近旨远的比兴寄托之法，风格凝练疏淡，境界有之，却缺少直面时代的历史精神。这种局面一直到清末，才被龚自珍打破。

纵观清代诗文，除了清初与清末的慷慨淋漓、勇于批判现实和抒发自我，中间的部分皆以温柔敦厚为主，显示出了国家机器对文人心性与创作的致命掌控力。

总结

清初文学位于一个承上启下的时间点上，一方面沾染了许多明末文学的习性，一方面夹杂着清初学人的选择趣味，一方面以蛛丝马迹昭示了清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它以自身的丰富创作和饱满个性，结束了明末清初的文学嬗变，亦开启了一个全新文学时代的到来。

明末清初文学的嬗变是一个复杂而又具有丰富解释意蕴的文学史现象。在历史烽烟的宏阔背景中，文学最终完成了整体的个性嬗变。

这一嬗变过程中，历史社会、政治经济、人文心理都广泛参与，在改变自身的同时亦带动着文学各方面因素的转变。这个转变不仅形诸于文学作品的表面，更内化为一代文学精神的迁移，它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后一个文学转变的高峰。

时代造就了一代文坛风气的转变，而一代文风的嬗变，也造就了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