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不仅是我国的开国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与作家。他的许多不朽诗词，大家已经在从小到大的语文课本中学过很多，本文便不再赘述。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毛主席的文章写得如何。

说到毛主席的文章，我们一定《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名篇，这些文章在小学和初中都要求我们全篇背诵过，再加上毛主席的文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使得它们在我国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已经到了脍炙人口的地步。

毛主席文章的行文、用词，再到所蕴含的革命精神，都达到了无数以写作为生的文人墨客都无法达到的境界。但我们在评价毛主席文章的时候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所以作为参考的价值并不大，至少没有下面这几个人的意义更大：

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以及他的两位“笔杆子”陈布雷和陈方。

毕竟，“最了解你的人，往往是你的敌人 。”

自己写的文章才能真正“接地气”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看谁的文章看得最多？答案是毛泽东。

1947年底，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所做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分析战争新形势——我军已经全面转入战略进攻阶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解放战争在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需要解决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政策问题。

该文章对解放战争开战以来全国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于整个战争期间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纲领性文件。

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推翻国民政府统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对此前解放军总部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篇报告发表不到一周后，就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这是他的老习惯，每当毛泽东有公开发表的文章，或者所做的报告，他都会把文章拿来仔细阅读一番。不光是文章，就连那一年初，国军大肆进攻并占领延安的时候，蒋介石也飞了一趟延安，在那里考察一番，看看毛泽东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从后来的战争走势看，这个对手他根本就没研究透，而他自己却被我党研究了个底儿掉。

说回到这篇文章。在认真仔细地阅读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全文后，蒋介石不禁感慨，毛泽东真是个写作奇才。尽管这份报告是针对他蒋某人的，但报告不仅通俗易懂，还字字珠玑，让他这个敌对者看了都深感佩服。

于是，在陈布雷进屋汇报的时候，蒋介石把报告往桌子上一拍，对陈布雷说：“你看看，人家毛泽东的文章写得多好！”

陈布雷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本名陈训恩，笔名布雷先生，时任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侍从室主任等重要职务。

不过他最常做的工作，是为蒋介石草拟文件，也就是蒋介石的“笔杆子”，由于其文笔出色，写出过不少气势恢宏、激励民众抗日热情的文章，又被称作“领袖文胆”“总裁智囊”，甚至被称作“国民党第一支笔”。

我们十分熟悉的蒋介石庐山讲话《对卢沟桥事件的严正声明》中的名句“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就是出自陈布雷之手。

堪称是民国时期写手界的超级大牛、文坛领袖。

老蒋突然拿着毛泽东的文章说这番话，明显是在挖苦自己所写的代笔文章水平不够，堂堂“文胆”岂能咽得下这口气，于是也顶撞了蒋介石一句：“人家的文章可是自己写的！”

可见强如陈布雷这样的“笔杆子”，也十分推崇毛主席的写作能力。至于蒋介石，激情澎湃的庐山讲话却并非源于自己的思想，这种代笔行为是陈布雷所十分不齿的。

那么，堂堂的二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写个文章为什么要找陈布雷代笔呢？

一方面可能是蒋介石本身没有所谓的文采，却总喜欢模仿文人用那些曲高和寡的词，从而导致越绕越远，根本无法完整表达自己的想法。

笔者曾经读过《蒋介石日记》，里面的内容实在是非常晦涩难懂，比如在重庆谈判期间，评价对共产党可能采取的政策时就说：“对共方针，决予其宽大待遇，如其果长恶不悛，则再加惩治，犹未为晚也”。

谈到双方谈判毫无进展，用词则是“不能不为国相忍，导之以德，望能感格也。”对于如何解决与中共的分歧，“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恕笔者才疏学浅，他这些日记里的用词放在国民党文件或者报告中，传达到国军将领那里，有多少人能真正听懂？他自己写的别人看不懂，就只能让陈布雷等人代笔，向外界传达的意思又未必是他的本意，这样就使得政令无法通达，严重影响国民党在工作中的执行力。

而毛主席则不止一次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写文章，因为写作能力对领导干部来说，是提升工作能力的绝佳方法。

他认为，“写文章可以锻炼头脑的思考能力，把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转化成文章是不容易的事情，写出来大家进行一下讨论，这样可以搞成在办事时比较谨慎的作风，提升准确性。”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党内的大部分领导干部都养成了写文章的风气。他们很清楚，写出文章来不是给自己欣赏或者留作纪念的，是为了要让党的政策得以落实，做到上传下达。

自己写好了，别人听懂了，事情才能够办好。我党能够一次次化险为夷、扭转战局，跟超强的执行力有很大的关系，这也得益于广大干部干部对于政令能够准确传达和有效理解。

另一方面则是，蒋介石没有毛主席那样刻骨铭心的底层经历，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缺乏基本认知和了解。

毛主席年轻的时候，为了学习更先进的知识，从湘潭到长沙，后来又追随恩师杨昌济先生再从长沙到北京，后来一路艰苦奋战，从井冈山打到延安。

在他的青年时期，接触最多的是基层的贫苦百姓。接触得多了，双脚真正站在了地面上，才能更接地气。

他的所见所闻所感转化成文字是非常鲜活的，与普通百姓之间没有距离。“文字要通俗，我写给工农看，工农看不懂怎么行？必须能让他们接受。”

而在成为中央领导人之后，曾经的经历让毛主席明白文风朴素的重要性。他曾经说过“写文章要注重调查，实事求是，从群众的眼光去看问题，有群众观点，心里装着群众，也就是读者。”

还有，“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的，要想到对方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总觉得‘我多么高明’，要把自己摆在和读者完全平等的态度上。”“讲话要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不吞吞吐吐。”这些话好像就是说给蒋介石听的一样。

先不说《论持久战》这样的经典著作，就说《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这样的短文，让人读上去通俗易懂，情感还十分真挚，可以把正能量传达给每一个阅读它的人。

而《蒋介石日记》里面写的，在重庆谈判后，他对于毛主席的态度是“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仍以政治方法制之，使之不得不就范也。政治致曲，不能专恃简直耳！”

从后来的战争走势看，到底是谁决无成事之可能？这，做文章以为自己古韵古风，一打起仗来腹内空空只能抱头血崩。

这一点就是蒋介石与毛主席最大的差距，说到底还是吃了“不说人话”的亏。

实事求是的文字才能锋利如匕首

其实跟蒋介石相比，陈布雷是个更接地气的文章大家，他的文章能够展现出大气磅礴的革命者之风。

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蒋介石的笔杆子，他早年间的诸多评论文章，如拥护辛亥革命、反对封建与独裁统治等，居然与共产党的主张不谋而合，都强调要靠武力推翻侵略者与反动派。

而蒋介石走向独裁，陈布雷恐怕是老蒋身边最痛苦的一个，对一个理想主义者而言，没有什么比理想的破灭更加痛苦。

他是一个有水平的文章大师，却无法真正施展自己的才华，只能给蒋介石当一个笔杆子，这是他无法忍受的。

可是，在蒋介石身边效力20年，他总不能去投奔共产党吧？进退失据的陈布雷，于1948年11月自杀身亡。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大决战》里有这样一个桥段：对于陈布雷的死，毛主席说：“他为蒋介石效力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人心，自己的革命理想几乎破灭，进退两难，只能以死相谏。”

对于以笔锋来勾勒革命理想这个问题，毛主席十分有发言权。

很早以前，在湖南进行基层实地调查的时候，年轻的毛泽东就知道，必须要在文章里表达出尖锐的观点，能够让人一眼看出问题所在。

“文风要写得通俗、亲切，引人入胜，但是传达的思想要尖锐才好，就像刀必须要锋利才能裁纸。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这样才能让人家爱看。”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毛主席的一些经典作品中经常会有一些通俗易懂但是令人极其印象深刻、饱含革命真理的句子，就比如下面出自《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的这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运动。”

什么叫锋利，这就叫锋利。

随着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深入，毛主席自己也在不断学习，以丰富自己的革命理论知识。

比如1937年《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这两篇文章是毛主席通过多年基层实地考察以及对我党工作特点的哲学性总结，标志着我党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及思想路线。

就像毛主席写文章的风格一样，不求辞藻华丽，只要鞭辟入里。以“实事求是”的风格解决主要矛盾，成为了毛主席最重要的写作风格。

这一点蒋介石与他刚好相反，甚至就连陈布雷也不能免俗。

蒋介石长期处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从不知民间疾苦，还一味打压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而陈布雷同样是高官，他对于民间疾苦的理解，仅限于人民处在水深火热，需要得到解救，但是为什么水深火热以及如何来解救，他们并不知情，也没工夫、或者说是不想知情。

其实，在国共双方联手抗日期间，毛主席还曾经写过文章分析两党之间的不同，给国民党委婉地提出过意见。

《战争和占领问题》一文里，他指出，蒋介石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其目的只是为了“一切都得听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从而否定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必须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

国民党制定这样的战略方针，只能说明他们对国内和国际局势的研究处在一个十分低级的阶段。

他们无法踏下心来实事求是地了解人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反而不切实际地做一些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如为抵抗日军炸开黄河大堤导致河南近百万人被淹死，这样“作死”的举动，让他们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上。

无法发现问题，就不可能解决问题。国民党在抗战后与我党的斗争中，几乎每一步都栽在了“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上，从蒋介石的写文章思路，到战场上刀兵相见，他们一直都在犯这个错误。

以为美国的支持可以让自己的军事力量更强大，从而打倒我党，但其实，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等于真正把自己推进了万丈深渊。

因为团结起来的我国人民，可以举众人之力变成一把锋利的匕首，刺穿国民党反动派的的胸膛。

这恐怕也是陈布雷自杀的深层次原因。他知道，蒋介石本性难移，小到撰写文章，大到治理国家，他一直都不愿意与人民为伍，这样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没有希望的。

这一点似乎也影响到了陈布雷的家人，他的女儿陈琏以及丈夫袁永熙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另一条战线做着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事情。

不仅文章如匕首，毛主席的诗词也深深刺痛了国民党人的心。

重庆谈判前，陈布雷把毛主席的《沁园春·雪》等诗词念给蒋介石听，蒋介石一开始不敢相信，“这是毛泽东自己写的？”

陈布雷说：

“是他自己写的，就连党内一些能吟诗作词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上乘之作，对毛泽东的胸怀学识以及写作产生敬意。现在很多人在为毛泽东的词着迷，不管在朝在野，是敌是友，都在唱和着。这对于我们的谈判是很不利的。”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用朴素的文字表达最炙烈的情感，这是属于革命者的自信，也是对对手的巨大威慑。

气吞山河的文字里所蕴涵的丰富哲学思想

自陈布雷自杀后，给蒋介石主要代笔的人换成了陈方。陈方来自江西石城，是蒋介石的十大秘书、十三个高级幕僚之一。

不过有意思的是，陈方最早被蒋介石注意到，是因为他在上海招商局任职期间在报纸上执笔痛骂蒋介石丧权辱国，识才惜才的蒋介石通过陈方的领导杨永泰找到了这个骂自己的人，杨永泰推荐陈方来到蒋介石身边任上校秘书。

后经陈布雷推荐，陈方又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室第四组组长。

其实早在1939年，陈方就已经在一些场合代替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公文、代写文章。陈布雷死后，他顺理成章地接过了陈布雷的班，成为了蒋介石的第一代笔，走在国民党宣传工作的一线，与我党我军的“笔杆子”正面交锋。

要知道蒋介石这个人是超级记仇的，他记仇的小本本（日记）里面骂过的人有不少都被他杀掉了，从当年痛骂老蒋到成为老蒋的“幕僚长”，陈方绝对是幸运的。

当然，他也非常不幸，因为他在斗争前线的对手是毛泽东。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新年团拜会上所写的《新年文告》，暗示自己将下野，并把解放战争的责任一股脑推给了共产党，还说自己“发表求和言论是被迫的，是‘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和完整’，为了争取和谈，必须力劝共产党赶紧停下来。”

不用说，这篇文章肯定是由陈方代笔的。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主席自然不会放过对手。

同样在1949年元旦，毛主席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外反动派已经看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胜利，已经无法用单纯的军事斗争加以制止，就只能采取政治斗争“欲加之罪”的方式。

国内的反动派（国民党）进行和平阴谋，国外的侵略者（美国势力）试图在革命阵营内部培养反对派，想让我们的革命半途而废。

对于这个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都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那就是步调一致、同仇敌忾，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

几天后的1949年1月5日，新华社全文刊发了毛泽东所写的社论《评战犯求和》，指出蒋介石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国反动阶级的政府继续保有统治地位”。

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的“无害于国家的领土完整”，其实是无害于“四大家族”、买办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国家”的独立完整。这样的和平，不可能被全国人民所接受。

最后，毛主席还不忘挖苦一下老对手蒋介石：“我们早就说过，蒋介石已经失去了灵魂，变成了一具僵尸，谁也不相信他了。”

真可谓刀刀致命，箭箭穿心！说句玩笑话，对国民党反动派如此犀利又准确地评价，堪称是文化人骂人的最高境界。

《评战犯求和》文笔犀利又十分生动，措辞方面十分考究，用词还非常有意思，可谓是毛主席用笔墨为武器对抗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集大成者。

据说，这篇文章是蒋介石所读毛主席文章次数最多的一篇，它不仅有理有据地陈述了国民党的多条罪状，更是把蒋介石心里所想的一切原原本本展现了出来。

老蒋怎么也想不到，远在千里之外、与自己只在重庆见过几次面的毛泽东对于自己的了解，居然比两大笔杆子陈布雷和陈方还要深。

拿着这篇文章，蒋介石心情十分复杂地去找曾经骂过自己、现在为自己“捉刀”的陈方，问到： “芷町（陈方表字），为什么我们就写不出毛泽东和共产党那样有号召力感染力，又通俗易懂的文章来？”

陈方无地自容，沉默了一会后回答：

“这些文章都出自毛润之（润之是毛主席表字）之手，他的诗词和文章有气吞山河之势，包容宇宙之机，文字文风一听便知。他有雄才大略，又有丰富的革命理论经验，能将他们转化为哲学思想，这样的能力非我等碌碌之辈所能为，他人不能学也。”

听罢，蒋介石无奈苦笑。

陈方所言，一方面是对毛主席写作能力的巨大肯定，另一方面则是在佩服毛主席的文章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正是哲学的力量让他的文字闪闪发光。

比如在《论持久战》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兵民乃胜利之本”的想法，广泛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开展人民战争才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

他还指出，日本的侵略不可能灭亡中国，从实际情况出发，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很快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这注定是一场持久的战争（文章名称的由来）。

我党和我军在抗战中会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的三大阶段，并准确判断与预测了中国人民的胜利结局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走向。

要知道这篇文章可是发布于1938年，当时距离抗战胜利还有7年时间。毛主席这哪是预测和判断，简直就是战后的复盘！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他是开了天眼，打开上帝视角俯瞰战局。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他熟读并深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能够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发展的眼光看清事物的本质，并通过客观规律判断事物的发展。

再比如1936年所做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批评党内的“左”的错误所导致的后果。

他指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领导中国革命绝不能靠来自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而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战略方针。

这也是“实事求是”指导思想的的哲学来源依据之一，而这些理论，都是毛主席和全党全军，用血的教训换来的，用哲学思想加以概括和完善的，是经得起时间的推敲以及战争的考验的。

再加上毛主席用词十分生动、考究，所以他才会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蒋介石是“僵尸”，这样通俗易懂却又气吞山河的文字，才能像离弦之箭一般，准确射入到敌人的心脏。

别说陈布雷和陈方这两大“花拳绣腿”的笔杆子了，就连经历过无数惊涛骇浪，却从未进行过思想解放运动的蒋介石，也要在毛主席的文章面前黯然失色。

有一种说法，毛主席是以“文房四宝”纸笔墨砚打败的国民党，似乎有那么一些道理。

陈布雷说毛主席的文章“都是自己写的”，陈方则说毛主席“气吞山河、卷动风云、包容宇宙，他人不能学也”，文化水平不如这两大笔杆子高的蒋介石，似乎只能默默对对手喊出一句“是在下输了，告辞”，然后拂袖而去，深藏功与名。

1949年5月底，在新中国成立前不久，国民政府被赶出了中国大陆。蒋介石抵达台湾，开始了他偏居东南一隅的下半生。

几年后，带领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主席，也用自己最擅长的文笔送别他，只不过不是用文章，而是用比文章更为凝练的词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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