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启作曾经担任日军第三十九师团长，该师团于1939年11月被投入中国战场，并被编入第十一军作战序列，翌年5月参加了“枣宜会战”，期间该师团曾与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激战，其中横山武彦的步兵第231联队围攻了张自忠的警卫部队，并导致张自忠将军壮烈牺牲，村上启作出于对张自忠将军的敬重，命令随军军医用酒精擦拭张自忠遗体并装殓入棺，并为之竖立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村上启作（1889—1948）是日本栃木县人，曾就读于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10年5月28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2期步兵科，与松井太久郎、中村明人、安达二十三、铃木贞一、牟田口廉也、两角业作、濑谷启、佐久间为人、服部直臣、赤鹿理等人同学，毕业后被分配至近卫师团第2旅团步兵第3联队服役。

1913年12月13日，村上启作以中尉军衔考入陆军大学校第28期，与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牛岛满、吉本贞一、下村定、山下奉文、田中静一、荻洲立兵、酒井隆、吉住良辅、尾高龟藏、原田熊吉、黑田重德、桥本群等人为同学，1916年11月25日毕业时，与下村定、田中静一、山下奉文、吉本贞一、桥本群等人一起进入“军刀组”，并被大正天皇御赐军刀，该期毕业生名将辈出，仅陆军大将就有7人。

从陆大毕业后，村上启作被分配至陆军省军事调查部任职，期间调回近卫师团第2旅团步兵第3联队历练，后又被派往苏联驻在，从苏联归来后，在陆军大学校担任教官，期间兼任参谋本部部员，后又专职于陆军大学校教官。

1931年8月1日，村上启作调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高级课员，此时担任军务局长的是素有“陆军第一大脑”的永田铁山，两年以后晋升陆军大佐，并调任第三师团第29旅团步兵第34联队长，该师团于1934年3月调往关东军轮值时，村上启作并没有随师团前往中国东北，而是调到陆军步兵学校担任教导联队长。

1934年7月，永田铁山重新执掌陆军省军务局长之后，村上启作于1935年8月24日调任军务局兵务课长，永田铁山被相泽三郎斩杀后不久，村上启作于同年被转入军事课担任课长，“二二六事件”之后，调离了派系斗争激烈的陆军省，又回到陆军大学校，先后担任教官和研究主事，任内晋升陆军少将，这期间曾辅佐的校长的有：小畑敏四郎、前田利为、今井清、多田骏和冢田攻。

1938年12月1日，村上启作调任关东军司令部部附，先后辅佐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少将和远藤三郎少将，任内经历了“诺门坎战役”的整个过程，由于没有担任具体实职，因此“诺门坎战役”失败后并没有被追责，反而于1939年10月2日晋升陆军中将，并调任日军第三十九师团长。

第三十九师团于1939年6月30日在日本广岛编成，下辖步兵第231联队、步兵第232联队、步兵第233联队及野炮兵第39联队等，村上启作上任后不久，就与其参谋长专田盛寿大佐，于当年11月率领该师团进驻中国战场，被编入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作战序列。

1940年3月，园部和一郎继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后，于1940年5月发动了宜昌作战（即枣宜会战），这也是中日进入相持阶段之后的首战，村上启作的第三十九师团与山胁正隆的第三师团、田中静一的第十三师团成为此次战役的主力师团，由于兵力不足，遂又相继编成了“池田支队”、“石本支队”、“小川支队”、“吉田支队”等临时支队，又从藤堂高英的独立混成第14旅团，抽调了3个独立步兵大队编成 “古东大队”、“佐泽大队”和“平野大队”参战。

枣宜会战期间，由村上启作的第三十九师团、田中静一的第十三师团及“池田支队”、“平野大队”等部队，合围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所辖的五个师，由于中国军队保密意识不强，期间的往来电报大多被日军截获，被获知各部所在具体位置，尤其是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日军侦听到了具体方位，因此遭到了日军的猛烈围攻。

由于张自忠亲临作战第一线，其所部1500余人被数倍于日军包围于南瓜店附近，而第三十九师团横山武彦的步兵第231联队与平野仪一率领的“平野大队”，是最直接进攻张自忠的警卫部队，双方激战至5月16日下午4时，警备张自忠的特务营伤亡殆尽，张自忠本人也因被击中头部而壮烈殉国，成为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牺牲的最高将领。

日军在清理战场上的时候，怀疑一具年长者的遗体是张自忠将军，因为在其左胸衣兜内插着一支派克钢笔，上面镌刻着“张自忠”三个字，当时战场最高指挥官横山武彦随即向师团司令部报告，村上启作命令参谋长专田盛寿大佐前往战场辨认，专田盛寿曾任中国驻屯军参谋，期间曾协助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等人在华北从事特务活动，曾跟随长官与张自忠数次晤面，因此由他对张自忠的身份进行核验。

当专田盛寿骑马赶到战场时，已经是傍晚了，由于天色已暗，专田盛寿举着蜡烛仔细观察辨认，再加上钢笔的佐证，最终确定遗体为张自忠将军，随即命令士兵用担架将张自忠遗体抬到师团司令部驻地——陈家集，并向村上启作进行了汇报，村上启作命令军医用酒精将遗体擦拭干净，又找到了一口棺材，将张自忠的遗体装殓入关，葬于陈家祠堂后面的土坡上。

当天晚上，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了正常播音，插播了张自忠将军阵亡的消息，并称：“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和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敛入馆，拟用专机运送汉口。”从日军这一系列操作中，不难看出日军对张自忠将军的敬意。

真正的军人都是互相欣赏的，尽管他们在战场上都是你死我活的对手，就在张自忠将军牺牲的前几个月，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就阵亡在昆仑关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中将，也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对中村正雄这个战场上的对手也非常的敬重，下令厚葬中村正雄，并亲自为他题写了碑文；“民国二十九年，昆仑关战役阵亡日本第五师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墓，陆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题”。

1941年9月1日，村上启作被调回日本，出任陆军科学学校校长，该校属于专业类军校，类似这样的专业学校还有15所之多，诸如野炮兵学校、骑兵学校、工兵学校等，均隶属于陆军教育总监部管辖，但关于这所学校的具体情况，我并没有查到相关资料，有知道的读者可在评论区内留言。

1942年12月1日，村上启作被调入参谋本部担任部附，此时担任参谋总长的是杉山元大将，此人也是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始作俑者，村上启作在参谋本部也只是过渡，翌年3月9日就被调任总力战研究所长，从事军事理论和军事战力的研究。

1943年12月16日，村上启作再次被调到中国，并出任四平战车学校校长，日本陆军中的千叶战车学校、公主岭战车学校和四平战车学校都是一脉相承的，由于千叶战车学校训练场面积太小，无法满足陆军战车大规模军事训练和演习，因此于1940年12月在吉林公主岭建立了公主岭战车学校，1942年又迁址四平，改名为四平战车学校，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坦克兵，主要被编入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作战序列。

1944年7月，山田乙三大将由教育总监调任关东军总司令官，村上启作于8月30日被调入关东军司令部任部附，与总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共同辅佐山田乙三，同年11月22日又接替根本博转任关东军第三军司令官，由池谷半二郎少将担任其参谋长。

该军下辖太田贞昌的第七十九师团、中村次喜藏的第一一二师团、古贺龙太郎的第一二七师团、水原义重的第一二八师团及木下秀明的机动第1旅团、鬼武五的独立混成第132旅团，驻屯在吉林延吉一线担任防御苏联的警备任务，隶属于喜多诚一的第一方面军作战序列。

苏联对日宣战一周之后，裕仁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发布了《终战诏书》，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召集幕僚商讨对策时，还是决定谨遵天皇之命，遂于8月17日下午5时，致电苏联远东总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关东军奉天皇之命停止军事行动，向苏军缴出武器。”并派遣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前往苏联边境洽降。

1945年8月18日下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向苏军投降命令，第三军司令官村上启作接到命令之后，遂命令各师团放弃抵抗并就地待命，等待向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缴械投降。

投降后的日军官兵，先后被押解至苏联的西伯利亚服劳役，由于二战期间苏联男性公民大幅度减少，劳动力极度短缺，日本战俘成为补缺，由于西伯利亚地处严寒地带，劳动环境非常艰苦，加上生活物资短缺，有相当数量的日军战俘死在了苏联，村上启作也是其中之一，没有等到被遣返回国的那一天，1948年9月17日因病死亡于苏联远东伯力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