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声名不显，却是民国以来最有争议的国民党将领，他在危难时刻站出来，力排众议领军死守南京，却在日军进犯后弃城而逃，导致了举世痛心的大屠杀惨案。

反对者称其卖国，支持者称其无辜，疑云重重的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唐生智，究竟在那段民族耻辱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唐生智，出生于1889年，就读于保定陆军学校，20岁时便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加入同盟会。

经历护法运动后，于1920年成为了国民革命军旅长。

国民军北伐时共有八个军，他受命担任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啃下过不少硬仗。

只看上面这段简单的履历，任谁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狠角色，大将之才，一定会在国民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实际上，唐生智与“当时的国民党”并不对付，他这位国民党元老，曾三次讨伐蒋介石。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另立政府，唐生智选择坚决站在武汉国民党集团一边继续北伐作战。

在击败了吴佩孚之后率部东进征讨南京，但在该年11月战败，被迫逃亡。

1929年，他又联合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等人二次反蒋，率领“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再次征讨蒋介石，再度战败，只能下野。

1931年，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再度于国民党内制造分裂，唐生智又第三次站出来，与陈济棠、李宗仁等部联合建立非常政府，反对蒋介石的独裁。

但不久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唐生智为表明拒绝内耗支持抗日的决心，通电宣布解散非常政府，接受南京方面的指挥。

三次反蒋，三次失败，这位国民大革命时代的元老，空有陆军一级上将的军衔，但手头没有任何嫡系兵力，也不像李宗仁、白崇禧他们那样掌握着根据地，虽位高，但并不权重，在30年代长期只负责练兵工作。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闲散将军”不久之后却顶起了“通天”的责任。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仓促打响。

此战中虽各级将士皆英勇奋战，但是武器装备差距实在是过于悬殊，虽然达成了战略目的，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可笑企图，但从结果而言，会战终究是以失败告终了。

不久之后，日军自杭州湾登陆，一路烧杀抢掠，目标直指民国首都——南京。

首都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意义重大，虽然对于中国这样体量庞大的国家而言，就算首都沦陷也并不意味着亡国，但若南京失陷，终究会严重伤害到举国抗战的士气与决心。

蒋介石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就算他内心惧怕日军的攻势早早做好了撤退的准备，但还是怀着一丝侥幸心理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南京城防事宜。

三轮会议之后，蒋介石最终敲定，由唐生智担任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全权负责南京保卫战，抵御日寇的进攻。

唐生智身上的第一重疑云由此而生——他究竟是不是因为与蒋介石有旧怨，而被强迫留守南京的呢？

早年间，“唐生智被迫留守南京替蒋介石背锅”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许多人言之凿凿，并认为有两大坚实论据可以佐证这一推测。

其一就是前文提到的，唐生智与蒋介石之间的宿怨私仇，其二则是，“南京必破”是当时各路将领间的共识，也是如今战史研究者们皆认同的结论。

松井石根兵团当时士气正盛，轻重武器齐全，有坦克开道，靠着沿途烧杀抢掠补给充足，海军方面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可以肆意向岸上倾泻炮弹。

反观国民党方面，淞沪会战的三个月基本耗尽了国民党在江浙地区的精锐，艰难撤防下来的部队几乎都伤残过半，建制损失惨重，处于士气低落的状态。

海上的状况则更加惨烈，几乎连残兵都没有，江阴保卫战失败后国民党已经没有任何一艘可以投入作战的军舰了。

12月份，组建首都卫戍司令部时，蒋介石乐观估计能在南京集结18万部队。

但实际上据国民党方面的档案统计，最终只有13个师集结到南京城中，其中仅有自汉口增援来的第41师和第48师是满编部队，其余11个师均为被日军击败后打散重组的残兵。

南京城防部队中，正规军仅占8万，其中还有3万是提前入伍的新兵，最后是靠着紧急征调军校生、警察、宪兵、预备役、改组运输队，才勉强凑出了15万士兵，很多临时被整编的部队，还因为后勤问题，只能拿到北洋时期的旧武器。

以这样的状况面对日军无异于以卵击石

唐生智沙场沉浮二十余年绝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明知必败却主动去做这个迎接败仗的“民族罪人”？这显然非常不合理。

单从这个逻辑上来说，唐生智的确更像是被强迫的，去做那个替蒋介石背锅的人，但现实恰恰相反……

台湾方面陆续公布了许多文件，蒋介石本人的日记中也有记录称是唐生智主动请缨，并且那段时间他对唐生智是比较钦佩的，日记中每每提到对方，都要称“兄”。

有人可能会说蒋介石一向喜欢在日记中粉饰自己，因此并不可信，但众多参会者包括刘斐、郭汝瑰、何应钦等人的回忆录，在后来公开后，都可以相互佐证这一点。

唐生智是第二次晋级会议扩大讨论时才被通知参会的，会上大多数人都表态南京不可守，独独唐生智，作为一个非南京政府嫡系的将领，表现出了超乎想象的责任感。

他在会议上慷慨陈词，痛斥了他人主张逃跑的想法，认为“南京可以丢但不能丢得没有脊梁”。

在第三次会议上，蒋介石最后敲定要守南京，并问出谁可当守城大将时，全场鸦雀无声，又是唐生智站出来，揽下了这份“必败的职责”。

似乎在那一刻，唐生智真的是一个慷慨激昂的“民族英雄”，但结果如何呢？作为后来人的我们都知道，他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笑柄。

1937年11月20日，唐生智正式接管城防部队，总摄指挥权，随即宣布，为维持士气，不伤害前线将士的信心，封锁南京所有城门，禁止任何人再离开南京城，命令宋希濂收缴所有渡船，摆出了破釜沉舟，要与日本鬼子玉石俱焚的态度。

可唐生智对于战场的把控实在太过差劲，在日军发起进攻前，国军至少有一周的窗口期可以发起骚扰性袭击，打乱日军准备节奏。

48师师长徐继武、第一旅旅长马振强、第三旅旅长马威龙以及工兵团团长杨厚灿等人联名上书，建议唐生智主动出击，但他一意孤行全部否决，打定主意要“以静制动”。

之后唐生智进行了一个“均衡布防”，由南京城外数十公里开始“步步为营”，处处布防，看似万无一失，但本就兵力紧缺，且近半兵员缺乏训练的南京这么搞，等于把防线布置得处处漏风。

12月6日，日军发动突袭，仅用了一天就突破了南京外防，乌龙山、牛首山、杨枋山等几条防线，虽拼死抵挡但收效甚微。

唐生智的防御部署几乎完全落空，并且由于他的调度失误，整个指挥传达系统全部瘫痪，三天之内日军就进攻到了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守军损失惨重，战场死亡率高得难以想象。

12月12日，唐生智召开司令部会议，宣布“城已不可守，保留有生力量撤退”，当天下午便逃到了临淮关，且由于命令传达有误，几乎所有前线部队，都没能及时收到撤退的命令。

12月14日，“弃军逃跑”的唐生智在临淮关发表电文，宣布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撤销，这一宣言也标志着南京保卫战已全面失败，此时距离他放出豪言的那一天，还不到一个月。

这也就引出了唐生智身上的第二重与第三重疑云——他究竟为什么要揽下防守南京的责任？为何经历如此耻辱性地大败后，蒋介石没有处理他呢？

李宗仁曾在回忆录中表示，在会议上看到唐生智慷慨激昂的模样，他就认为那多半是虚情假意，猜测唐生智是因为失去嫡系部队太久，所以“静极思动”，想借口指挥南京城防重新掌握军权，所以在送行的路上对唐生智只是皮笑肉不笑地寒暄了两句。

听起来似乎很合理，李宗仁的身份也足以充当佐证，但是这一说法有一个致命的漏洞——李宗仁根本没参与南京城防会议。

几乎所有参会者，包括李宗仁的好兄弟白崇禧的记述中，都没有李宗仁的影子，诚然李宗仁是爱国将领，但他在这一段回忆中属实是粉饰了自己，也中伤了唐生智。

而且我们反过来想，南京既然是必败之局，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抓南京城防的军权又有什么用呢？这显然非常不合理，战败而逃肯定会被再夺军权。

唐生智究竟为何要主动揽下防守南京的责任，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倒是唐生智的自述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他信佛。

有可能，他在自荐守城时真的已经做好了与城共死的准备。

当时的唐生智已年近半百，做过大头兵，一步步打拼到革命军总指挥，胜过军阀，败给过蒋介石，政治上三起三落，看起来身居高位，但未来已很难再有成就。

更何况他非常笃信佛教的轮回说，到了他这样的人生阶段，想要为自己谋一个身后名，或者想不留遗憾地再为民族事业冲一把，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是事到临头，没能迈出那一步罢了，这是人之常情，只是“常情”出现在像唐生智这样，前半生十分不平常的人身上，显得过于笑话、耻辱了。

至于最后一个问题，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杀唐生智，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在台湾方面释出的一些会议记录中看出，南京保卫战从一开始就是在以战败为前提考量的，就连主动请缨的唐生智自己，对于此战的最乐观估计也仅仅只是“与敌共死”。

在1937年12月12日，唐生智战败逃跑的那一天，蒋介石还发去了一份嘉奖手谕——“五日激战，京城屹立无恙，此全赖吾兄之指挥若定与牺牲精神”

可见在蒋介石眼中，哪怕仅仅只是守了五天，都已经是超出预期的结果了，事前既然都没抱期望，事后自然也很难去苛责在所有人都主张直接弃城时还愿意留下来的那个唐生智了。

此外，虽然战后南京城中逃出的几乎所有将领都口径一致地表示唐生智弃军而逃，但是粤系的邓龙光部拿出了唐生智的撤退电文，证实是战场通讯不畅导致的命令传达不到位，并非唐生智真的弃军逃跑，等于他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故而没有走到被处决的地步。

其实自南京保卫战后，唐生智就被彻底边缘化，他本人连练兵的职务也全部卸下，回到老家组织民间互助团体并准备筹办学校，基本彻底与军事脱钩，这其实也已经是一种“惩罚”了。

唐生智的指挥失当固然让南京保卫战败得非常惨，可南京大屠杀的凶手是日本鬼子，他作为军事主官的耻辱是不可否认的，但惨剧的主责终究不在他身上。

想想看吧，就在那场惨剧的12年之后，又有一支军队攻破了民国的首都，走进了南京的城门，但是人民的军队没有带去血腥，而是带来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