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官官德管理首先是从官德思想内容着手，其次是从制度的设计以及制度实践两方面进行分析。唐代除在文官制度的设计中融入官德诉求外，为保证制度的有效实行，还在制度实践过程中也充分结合官德思想进行系统化管理，从制度设计到设立相关机构进行管理等执行过程中的一系列实践活动都运用了官德思想，由此能够有效的将官德思想贯穿到整个文官管理过程进行有机结合以保证官德管理的有效性。

一、唐代文官选任中对官德思想的运用

唐代为保证官德管理的有效性，除了在文官制度的设计中加入官德诉求，同时还在制度实践过程中也融入官德思想进行系统化管理，使各个环节紧密联系。

用官德思想指导制度实践，目的是保证已具有职权的文官依旧具备相应的官德思想内容。在文官的选任过程中，首先依据科举制来选拔人才，其次依靠铨选制度为科举及第的应试者授予官品。

首先在生源方面，即规定生员定向，应试者应是州县的贡生或是学馆的生徒。其次是资历审查，所有被荐举的考生，无论是来自州县还是学馆都需经历资格审查。

《严定应试人事例赦》中规定：“自今以后，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或曾为官司科罚，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入清流者，虽薄有词艺，并不得申入送”。这一规定明确指出要对考生德行礼教进行筛查，凡参加考试的应试者必须通晓礼教，德行优秀，若受过处罚或做过有违清流之事尽管颇具才能都不得应试。这意味着考生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必须接受德才兼备的资格审查，不符合德才兼备这一资格的应试者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再次，符合资格审查条件的应试者要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内容也涉及对应试者德行操守的考察。最后，通过科举及第的考生还要参加由吏部举行的铨选考试，通过“四才三实”的铨选标准，才会被授予官品成为朝廷官员。

二、唐代文官考课及品级和俸禄中对官德思想的运用

除了用官德思想指导文官的选任过程，还在考课制度实践过程中运用官德思想，表现为将考课制度与文官管理各环节紧密关联，把考课结果与文官的转迁和俸禄的增减进行有机结合。

即依据考课结果对文官的品级和俸禄进行管理，用物质条件激励文官使其自觉提升自身官德修养，目的是保证涉及官德思想的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得以有效进行，实现官德管理。

唐代的考课其实是对于文官品德操守及其才干绩效的一种综合评定，对于整饬吏治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唐代为保证《四善二十七最》以及《四等法》制度实践规范有序的进行，制定了一系列章法来辅助考课制度的有效实施。

如依据官僚机构性质以及事务闲剧程度不同，设定不同的考第比例额度；根据文官任职部门职责以及身份地位的不同，确定不同的转迁考数等等。这一举措有助于通过考课制度实践过程来实现官德管理的目的。

此外，唐代还设立一系列机构专门负责文官的考核来保证考课制度实践的有效进行，首先是由本司考，再到地方考；然后将成绩汇总到吏部考功司，对文官课绩进行复核；最后由校考使及监考使评定等第，再依据文官考课等第加以奖惩。

唐代文官考课制度的实践过程是按照一定程序进行的，首先依据《四善二十七最》以及《四等法》对流内官以及流外官进行考核，其次根据文官任职部门职责以及身份地位的不同，设立不同的考第比例额度和转迁考数，最后将文官考课结果按照标准划分等级进行奖惩。

依据唐代文官考课制度，将流内官的考课结果分为九等。针对考课的结果，还有一套较为完备及严格的处理办法。即根据考课结果对官员进行奖惩，“凡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守本禄；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

根据上文《四善二十七最》考课制度中的规定，流内官考课结果分为上三等、中三等、下三等，凡考课结果为中上等者，上等者至少要具备“二善”，并且具备“善”的内容越多，考课等级越高。同时被评有至少“二善”的“中上”以上等级的文官，考课结果每上升一等，加俸禄一季；不具备“善”的“中下”以下等级，考课结果每下降一等，便削减一季俸禄。

根据《四等法》对流外官的德行操守进行考课，并将考课结果分为上、中、下以及下下四个等级。做到廉洁清明，勤奋明审为上等；秉公职守不懈怠为中等；不履行职责，触犯法律为下等；损公肥私，贪污受贿为下下等。考课结果作为流外官升迁的凭据，同时吏部依据考课结果对流外官黜陟惩奖。

此外，流外官的考课结果还决定其能否入流叙品成为流内官。流外官的升迁转任也需经过一定年限的考课，根据其考课结果进行综合评定。

“其流外官，本司量其行能、功过，立四等考第而勉进之。其考下下者，解所任”，即考课结果为下下等的官员则要解除现任职务。据史料记载流外官的迁转以三考为限，根据考课结果等级考第高的流外官得以升迁，平平者仍任旧职。

据史料记载流外官的迁转还存在将其考第加以综合折定的蕴意，即流外官在获得不理想考第结果后可以通过在下一考时得高第从而在本考限内进行抵消，这样不会影响其仕途、品级的升降，给予流外官将功补过的机会。

将考课结果运用于文官的品级升降以及俸禄增减过程中，用官德思想指导考课制度实践过程，规范文官的品级与俸禄管理。唐代将官德思想贯穿到文官整个管理过程中，不仅在考课的内容及标准中体现官德诉求，并且将考课结果与奖惩相结合。

这不仅能够保证考课制度实践规范有序的进行，而且利用官品和俸禄等物质激励可以提升文官自身官德修养，目的是使文官具备应有的官德思想内容。

三、唐代文官监察中对官德思想的运用

唐代君主重视对国家的治理，尤其是对文官的管理。唐代在监察制度实践中运用的官德思想主要体现在由御史台和谏官制度组成的监察体系，运用明察与暗察结合的巡查方式对百官德行的监察。

在唐代文官管理隶属吏部职责范围，为加强对文官官德管理的规范化，唐代君主以御史治吏，唐代大小官员统称为“吏”。即通过设立御史台规范官员的德行操守。

唐代不仅设立御史台来监察百官德行，在整个监察过程中都充分运用了官德思想。因此，唐代君主特别重视御史的选任，直接掌握御史大夫的任免权，这些御史大夫要直接向君主负责。史料记载要想使唐代的监察机构在文官官德管理过程中发挥作用，

首先就要保证作为监察百官的御史大夫自身具备一定的道德品质。《帝范》作为唐代最具代表性的官箴，主要是对唐代君主治国从政若干重要问题的论述。在“君体”一篇中主要是阐明了君主帝王应具备的道德品质以及治理天下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唐代认为君主是代表上天来治理国家及其百姓，要做到“天人合一”，应当奉行德义，平正其心，威德致远，宽厚怀民，仁待九族。

唐代君主以《帝范》来规诫自身的德行操守，也间接的对由其直接任免的御史大夫进行道德规范。君主意识到直接对君主负责的御史大夫要具有德行才能真正的起到监察百官的作用，由此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思想。

唐代监察体系分为中央监察体系以及地方监察体系两部分，中央监察占据主导地位，地方监察为辅。唐代中央监察体系以御史台及谏官制度为主，御史台是在隋开皇之制的继承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建立了御史台内分工合作的一元化监察体制。御史台作为唐代中央监察体系，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三院分工合作的监察体制。并推出三院的相关制度，以规范御史台的内部分工。通过完善的监察体系依据涉及官德思想的监察制度对百官展开监察，能够保证官德管理的有效性。

御史台以弹劾百官违法失职为主要监察职能，依据监察法对百官的德行操守进行监察，对有违官德规范的官员进行弹劾。除御史台对官员的监察之外，谏官制度还要求谏官要对国家法律法规得与失进行评议，并依据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对君主以及文官的德行进行约束和规范，谏官可督促君主及文官要时刻遵循官德思想内容。

除唐代的中央监察体系，

地方监察体系也在监察制度实践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对地方的巡察中采取明察与暗察相结合的方式。在唐代监察官出察的地方有“六条规定”来规定监察官的职掌范围，其中“察官人善恶”和“察德行孝悌”充分体现出官德思想在监察制度实践中的运用。

总结

唐代在监察过程中进行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的全面监察。事前监察是对文官的德行操守以儒家德治思想为标准进行规谏，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以保证文官具备官德思想内容。事中监察主要以御史台发挥主要作用，在监察制度实践过程中通过御史台对文官违法失职以及有违德行操守行为进行监督与纠察。

事后监察主要是根据“四善二十七最”对文官进行年度考核，然而对监察官的考核是重中之重，因此，事后监察成为督促监察官以及各级文官要忠于职守，时刻遵循官德思想内容的有效手段。

唐代监察机构建制的完备及监察程序的严格为“六察法”和“风俗廉察四十八条”的监察制度实践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监察是运用官德思想规范监察制度实践的一种举措，目的是实现有效的官德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