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5年10月15日，这是刘德有第一次给毛主席做口译的日子。当时，由于他过分地紧张，大腿不自觉地抖动起来，在口译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纰漏……

毛主席问刘德有“有没有德？”

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大连就成立了人民政府，并创办了大连日侨学校。1951年春，刘德有被派到这所学校教中文。

1952年12月，刘德有被调到北京，参与了面向日本的综合性杂志《人民中国》的创办，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笔译和编辑工作。刘德有记得，在做笔译工作的同时，他常被调到接待部门去做日常的口译，后来，竟做起了重要会见和会谈的口译。

1962年1月2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会见了以铃木茂三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这一次，刘德有接到通知让他去做翻译。

宾主落座后，毛主席带着赞赏的口吻突然说：“日本社会党不同于欧洲的社会党，是一个有战斗性的、‘奇怪’的党。”刘德有听后，立刻意识到，这是指日本社会党旗帜鲜明、坚决反美。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毛主席向代表团着重介绍了中国革命的过程。在谈到各个历史时期参加革命的人数时，毛主席说现在年轻的党员大量增加。随即，毛主席把脸转向刘德有，问：“你是哪一年入的党？”

刘德有回答：“1956年。”

毛主席对客人说：“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入的党。”

过了一会儿，代表团团员石桥政嗣向毛主席提出一个问题：“毛主席善于用兵，所以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请问，读的是什么兵法？是《孙子兵法》吗？”

毛主席笑着回答说：“我不是靠看书本打仗。靠书本是打不赢战争的。我是边打边学。”

石桥政嗣又问：“您读过克劳塞维茨的书吗？”

毛主席说：“革命前没有读过，后来读了。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点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这句著名的论点，刘德有曾经读过，所以还记得，使他能够顺利地翻译出来。但有的时候，刘德有会因为知识储备不足，导致翻译不出的尴尬。为此，刘德有还受过周总理的批评。

1957年3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周总理会见以著名导演牛原虚彦为团长的日本电影代表团。这一次，刘德有担任周总理的翻译。

在谈话中，周总理提到了“Ruan Ling-yu”这个名字。当时，刘德有心里着实发慌，他不清楚到底是哪几个字？事后，他才搞清楚。原来“Ruan Ling-yu”，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红极一时，但又遭受不幸命运的女演员——阮玲玉。

不过，“阮玲玉”对当时的刘德有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后来，他回忆：“对于这位超级明星，中国人太熟悉了，然而，由于我当时还很年轻，又出生在一度被日本占领的大连，对于内地上海的情况不甚了解，又没有什么社会阅历。尤其糟糕的是，我对于中国电影届的历史和明星漠不关心，根本不知道阮玲玉。”

此时此刻，刘德有急切地盼望着有谁能助他一臂之力。没想到周总理看他译不出来，便在他翻译用的本子上，用铅笔写了“阮玲玉”三个字。或许总理觉得字迹潦草了点，怕刘德有认不出来，在本子上又一笔一划地写了一遍。尔后，刘德有照着汉字译，牛原虚彦等人听后频频点头。

这时，刘德有才发现，日本人早就熟悉这位名伶。不知道的只有“不学无术”的他。

会见结束后，周总理把刘德有留下，说起他翻译中“卡壳”的事，周总理批评道：“年轻人应当懂得历史，不能割断历史。割断历史，不好。”从此，刘德有便拾起历史，并把周总理留下笔迹的本子带在身上，以便随时随地地鞭策、鼓舞自己。

话说，在给毛主席、周总理做翻译时，领导们都会问一问翻译员的名字、家庭情况、工作经历等等，简单地了解一下情况。刘德全记得，毛主席的问法，曾一度让他不知如何回答。

1964年7月10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社会党系统的五个代表团。时值盛夏，天气炎热。刘德有进入会见厅后，看见毛主席、乔冠华等人坐在藤椅上等待着客人的到来。突然，刘德有发现，只有他一人穿短袖白衬衫，与当天的庄重气氛不协调。

这时，刘德有安慰自己：我不过是一个翻译，着装可以不必太讲究。当他正出神之时，毛主席亲切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刘德有说了自己的名字。

毛主席笑着问：“德有？你有德没有德啊？”

刘德有的名字是出生后，他的父母请私塾的先生起的。出处是《论语》中的“子曰：德不孤，必有邻。”按照汉语的习惯，应该是动词在先“有德”，但是私塾先生却按《论语》的语句顺序，定为“德有”。

毛主席这一问，刘德有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不好说“我有德”，又不好说“我没有德”。就在他发窘时，他身边的同事向主席说：“刘德有他的品质很好。”

毛主席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毛主席身边担任翻译，刘德有觉得毛主席说的话是很难翻的。有好多次，刘德有都吓得腿抖了。

刘德有翻译时紧张到腿都，廖承志挺身而出

1955年10月15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当天的会见厅布置得很朴素。刘德有记得，会见厅里摆放着一张长桌，上面铺了一块白色台布，看上去很大方。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陈毅等中方领导人坐在外侧，日本客人在内侧落座。当时，刘德有被安排坐在日本代表团团长的旁边。

会见一开始，毛主席用湖南口音说：“热烈地欢迎你们！我们都是同一个人种。”

刘德有想把“人种”翻译成“种族”。结果，很糟糕。由于他紧张地心砰砰跳，慌乱中竟把“种族”翻译成“民族”。在场的周总理听到刘德有的翻译后，立刻纠正说：“不是‘民族’，而是‘人种’。”听周总理这么一说，刘德有就更紧张了，腿都不自觉地抖起来，一时间陷入了不知所措的“恐慌”状态。

这时，在旁的廖承志急忙坐到毛主席身旁，微笑着说：“我来，我来。”

会见的时间，包括翻译在内，持续了三个小时。期间，刘德有全神贯注地听毛主席的谈话和廖承志的翻译。他觉得廖承志的翻译，不仅语言流畅，而且很传神。比方说，该俏皮的地方俏皮，该严肃的地方严肃。这就使得日本客人能够感受到毛主席的讲话，既有哲理，又风趣幽默。整个会见，日本客人不时地爆出阵阵笑声。

说起来，廖承志的翻译做得好，与他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后来，刘德有主动去找过廖承志聊天，从廖承志的口中，他终于明白了为何廖的日语那么好了。

廖承志生在日本，长在日本，在日本生活、学习了16年。他回国后又重回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深造，并曾因参加革命活动3次被日本投入监狱。因此，他不仅谙熟日本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而且练就了一口地道的日本话，以致他后来在北京通过电台发表日语讲话时，日本民众都说他的声音“和本国人说话一模一样”。

了解廖承志的人都知道，他特别痛恨日本极右派，严格将其与其他各派日本人区别开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廖承志‘指导发展抗日武装’立下大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恩来首先向中央提议，让廖承志去香港筹建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得到中央的同意。

1938年初，廖承志赶到香港，负责接收和转移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捐助给八路军、新四军的物资和款项，并负责南方各省的捐助工作。仅4月一个月，香港同胞就捐助价值8000多元港币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相当于国民党政府最初拨给新四军的全部军费。

之后，在廖承志的领导下，办事处工作开展顺利，大批捐赠款物被源源不断地送到武汉和重庆。

除了这些外，在发展抗日武装方面，廖承志也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1939年9月，日寇为策应武汉的攻势和切断我国对外联络的补给路线，抽调兵力，组成‘南支派遣军’，准备侵占广州。狡猾、凶恶的日寇选择大亚湾为登陆点，然后沿惠博公路直逼广州。10月9日，日寇主力船队从马公起航，于11日黄昏到达大亚湾口。

国民党的守军不战而逃，日寇得以登陆，东江的形势十分危急。

10月13日，廖承志接到中共中央关于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的指示。当天，廖承志通知中共香港海员工会书记曾生、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等人开会。

在会上，廖承志强调说：“中央要求我们，迅速在东江敌后组织人民武装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我们要尽快从香港抽调一批得力干部，由市委或海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带领回去。”

在讨论到应该由谁带队出征时，曾生和吴有恒互不相让，争着带兵上前线。

廖承志沉吟片刻，然后问吴有恒：“惠阳一带是客家地区，你懂客家话吗？”

吴有恒感到茫然，摇摇头。

廖承志又问：“你在那边，有一个熟人吗？”

吴有恒答道：“没有。”

这时，廖承志一锤定音：“曾生去。来不及请示中央了，就这么定吧！”

接着，经过反复磋商，决定从香港澳门的750名共产党员中，紧急选调200名党员以“惠宝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到惠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廖承志任命曾生为“惠宝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1938年10月下旬，曾生成立了100多人的惠阳抗日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了一块抗日根据地。后来，这支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发展成为惠宝人民抗日总队。当时，这支抗日部队的伙食和其他费用，均由廖承志他们在香港筹措。这支部队逐步发展成为拥有11000多人的部队。

这支部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与廖承志的指导、支持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提出：“先在中日两国人民间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为半官方外交，这样便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决定在北京举行。这年5月，作为会议中方负责人之一的廖承志，在北京接待了二战后来华的第一批日本友人。

廖承志用流利的日语同他们亲切交谈，称赞他们到中国来的勇气，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后来，这批日本客人都成了廖承志的客人。

廖承志对日本非常了解，以至于他在给毛主席等领导人做日语翻译时，表现得游刃有余，这令刘德有感到非常佩服。

廖承志再度为刘德有“解围”

1961年10月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盛典的“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和教育代表团”等。

刘德有记得，当天，毛主席身穿深灰色的中山装，红光满面，一头乌发，显得比往常更加精神。

毛主席站在门口迎接着日本客人，刘德有则站在毛主席身旁一一介绍来访者。毛主席边与客人握手，边亲切地询问：“你是第一次来中国吗？”在这种温馨的气氛中，刘德有做翻译的心情也不觉得那么紧张了。

这时，教育代表团有位客人告诉毛主席，他是搞儿童文学的。毛主席听了，风趣地说：“那你是安徒生的朋友喽！”

那位日本客人异常兴奋，赶忙说：“今天见到毛主席，是我人生戏剧的最高潮。”

接下来，在中国国旗前合影后，毛主席随手拿起茶几上罐装的“熊猫”牌香烟，向24位日本客人都让了一支。刘德有回忆说：“客人当中有人不吸烟，但是毛主席让烟，盛情十分难得，便把接过来的香烟珍藏在上衣口袋里。”

这次谈话，毛主席讲话总是海阔天空、谈笑风生。在翻译时，刘德有特别怕毛主席引经据典，讲一些他不熟悉的成语、谚语。然而他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

毛主席在谈话中，引用了中国一句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时进入刘德有耳朵里的是浓重的湖南口音，由于没有听懂湖南话，所以刘德有颇为紧张，不知如何是好！

在场的廖承志看到刘德有的窘相，又一次助他一臂之力，他说：“同类呼友。”话落，刘德有如醍醐灌顶：“哦，原来如此！”

后来，为了达到廖承志日语翻译水准，刘德有确实下了苦功夫。在日本工作期间，他看报、看电视时，都留心搜集日本语言的新现象。一有发现，就马上记录。“天道酬勤”，他的翻译水平逐步上升。

刘德有的朋友藤山纯一说：“刘先生的日语，比我好。凡是第一次跟刘先生接触的日本人，没有不对他那流畅的日语感到吃惊。可以说他的日语已经到了无懈可击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