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彭德怀感叹:“都说我性子直,脾气倔,比起黄克诚,还差得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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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06 08: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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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大将在开国将领中一直以两个特点闻名,一曰直,二曰真。因为性格刚直,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敢于向上级提出并坚持自己的意见,一生9次被批判、撤职、降级,九上九下,这在我军高级将领中也算是创纪录的,真可谓“虽九死其尤未悔”。

文革时期,许多老干部遭到无端迫害,大部分人都采取忍辱负重的态度,黄克诚则与众不同,敢于抗争。《黄克诚自述》讲到: 他们(监管人员)对我有侮辱行为时,我也还手。我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倒霉,但打不过也要打,不能白受侮辱。这一来,他们反感到为难了,说:“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黄克诚在中纪委

红军时期,彭德怀曾感叹:“都说我性子直,脾气倔,比起黄克诚,我还差得远呢!”

“立三”路线时期,在平江会议上,因反对部队冒险攻打中心城市,被撤销刚被任命的纵队政委职务

1930年7月,李立三提出了著名的“攻打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认为中国革命应向苏联学习,效仿苏联走城市革命道路,这才是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

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边特委在平江举行联席会议,就当前形势、部队的任务及行动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会上,一部分同志,尤其是红八军的同志,极力主张按照中央的部署,实行武装夺取武汉的行动;另一部分同志,主要是军团部和省委的同志,则提出暴动夺取长沙、先取长沙后取武汉的主张。双方争论非常激烈,相持不下。

黄克诚作为红五军第三纵队第二支队政委与会,在会上他发表了反对盲目攻打中心城市的意见。黄克诚说,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长沙,也不可能先取长沙后取武汉,而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沙守敌吸引到野外歼灭之。若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可以达到扩大政治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他刚说完,

黄克诚

红三军团政委贺昌站起来说:“攻打武汉怎么不可以?没有试过你就妄下论断,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其他与会人员纷纷批评黄克诚,指责他的观点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来上级认为黄克诚已不适宜作重要领导工作。于是,撤销了原要黄克诚当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继续在支队工作。

事后,军团长彭德怀专门找到黄克诚,对他说:“既然说了没用,那就不要说了,下次你少放炮!”黄克诚回答:“这做不到!明知不对,让我不说,杀了我也不干!”

冒险放走被污为“反赤分子”的几位同志,被肃反委员会监禁并以“反革命”罪名判处死刑,彭德怀挺身救他一命。其后被撤销红三师政委,贬到军团部做秘书

1931年夏天,黄克诚任红三军团三师政委,正在前线指挥部队进行“反围剿”,突然接到后方的一个调令。

黄克诚原本以为有什么军情要事,风风火火往回赶,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竟然是肃反委员会让他照着所谓的“AB团”名单去抓“反赤分子”。黄克诚对名单中人都很熟悉,认定他们是被冤枉的,问肃反委员会的人:“抓他们做什么?他们犯了什么王法?有什么证据?”

肃反委员会的跟他说:“让你抓你就抓,哪来这么多问题!”黄克诚赶回驻地后,照着名单找到了那几位同志,说:“你们是不是反赤分子我很清楚,他们让我来抓你们,这事我绝对不会干,你们赶快收拾收拾,上山躲躲吧!”

那几位同志听完黄克诚的话,顿时热泪盈眶,对黄克诚千恩万谢。不过,黄克诚放走了那几位同志后来还是被肃反委员会抓住了,并且就地处决。黄克诚知道后,非常愤怒,直接跑去肃反委员会,大声质问:“你们说他们是反赤分子,证据呢?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们杀了,你们于心何忍!那是我们的战友啊!手足兄弟啊!”

但是,那帮人大权在握,大发雷霆:“黄克诚知法犯法,包庇反赤分子,破坏肃反工作,来人,下了他的枪,关起来!”

黄克诚被抓了起来,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几天后,他竟然被以“反革命”的罪行被判处枪决!

黄克诚与彭德怀

这个消息很快被军团长彭德怀知道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他,立刻跳上马急如星火就往回赶,到肃反委员会驻地,大声说:“要杀黄克诚,先问问我答不答应!你们说他是反革命,把证据拿出来!你们不了解他,我了解他,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慑于彭德怀的巨大威望和暴躁脾气,肃反委员会只好收回成命,把黄克诚放了。

彭德怀看着面容消瘦但倔强依旧的黄克诚,叹了口气,说:“都说我性子直,脾气倔,可在你黄克诚面前,我还差得远呢!”

黄克诚虽然被放了出来,但也被解除了红三师政委的职务,被安排到司令部做了一名秘书。

对自己的降职,黄克诚并不在乎,但是他惋惜地说:“看着那几位同志白白牺牲,我却无能为力,那段时间,我心里总是很难过。”

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主张举行曹甸战役,刚率部到苏北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在战略战术上均提出不同意见。战斗失利后,被指责“作战消极,有右倾表现”,接着被免去五纵队司令员职务

41年11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首先提出组织曹甸战役以彻底解决苏北问题。

此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诬陷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并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继之,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部队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部30万大军压向华中。韩德勤则企图“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

华中我军面临险恶的军事形势,刘少奇在黄克诚与陈毅两部会师后的第二天,即致电中央建议:“乘胜继续向兴化前进,占领兴化,彻底消灭韩德勤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一建议非常谨慎,认为暂不宜攻打韩德勤。他在给刘少奇等华中负责同志的电文中指出:“估计到韩与蒋、顾(祝同)之关系,他又是战区总司令及省主席,暂时尚不宜取彻底消灭政策”,“必须保留兴化及韩德勤方有文章可做”。

八路军、新四军在苏北会师并对韩德勤形成的逼压态势,令时任三战区司令长官的顾祝同非常担忧。他遂与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交涉,提出和缓救韩。为此,周恩来电告中央,并提出:“我方重心应求得逼韩让步……留韩德勤在,不仅可使顾祝同对我江南新四军让步,对蒋亦有缓冲讲价余地,对李(宗仁)、白(崇禧)亦有教训作用。如彻底驱韩,则蒋一不做、二不休,只有拼到底。”中央随即将周恩来意见转告刘少奇,并重申“不彻底驱韩”方针。

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刚到苏北,他认为: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我党我军反磨擦作战的指导原则出发,强调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衅自彼开,不由我启。这次和黄桥决战不一样,黄桥决战是敌攻我守,韩德勤“吃了大亏,只能捏着鼻子不作声”(周恩来语)。他称“韩德勤新败,退守老窠,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同顽固派斗争的原则考虑,我应站在自卫立场,不宜主动进攻;从军事上看,在水网地带攻坚作战,对我十分不利”。

左一、二分别是黄克诚、邓小平

从根据地开辟后的实际情况来看,黄克诚也认为暂时不宜主动攻韩。他认为:“从苏北斗争形势看,我们刚刚到达淮海、盐阜地区,顽军残部、伪军、土匪、特务、反动地主武装等到处骚扰暴乱,根据地内很不稳定。当务之急,应是剿灭匪顽,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先把脚跟立稳,再相机解决韩军。”黄克诚的上述意见没有被采纳。

后来华中地区形势进一步严峻起来,刘少奇出于想通过解决韩德勤,一举改变苏北敌我战略态势方面考虑,反复和中央商讨,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时,汤恩伯、李品仙所部13个师正压向淮北、皖东根据地。东北军一一二师霍守义部从山东进抵苏北,桂军一三八师主力亦过淮南铁路。刘少奇于11月10日急电中央:“如不迅速解决韩德勤,巩固苏北阵地,不集中华中主力给反共军主力以痛击,消灭一、二个主力军,则华中形势愈趋危险,急难应付。”继之,又报告了作战部署和进攻理由。刘少奇在电文最后特别强调:“你们有无意见,望三天内答复,否则即开始动作。”

次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电复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态度同样坚决:“一、目前即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第一仗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你们现在应积极准备一切。一面我们仍在重庆谈判。二、对霍守义、何柱国应取争取政策。”中央意图很显然,一方面仍争取谈判解决苏北危机,一方面争取东北军以孤立韩德勤,不打韩德勤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11月18日,刘少奇与陈毅等分析了苏北形势后,再次向中央报告:“现在各方面均来电要求先打韩,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以便将来集中力量对付西面汤、李”。次日,中央即电复刘少奇、陈毅、黄克诚,提出以黄克诚部主力隔断东北军一一二师霍守义部、韩德勤部联系。

1941年1月,黄克诚和刘少奇在新四军军直干部大会上

接中央命令后,华中总指挥部立即令八路军五纵队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作攻占射阳、安丰、曹甸、平桥之战斗部署。此次战役由华中总指挥部直接指挥,参战各单位分别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一纵队、二纵队、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

战役于11月29日拂晓发起,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轮番进攻,猛打猛冲,开始即重创韩八十九军所部。韩军将兵力收缩在曹甸、平桥、安丰一线,以图顽抗。

曹甸是宝应县东北的一个集镇,西临宝应湖,周围是水网地带。曹甸工事坚固,内有碉堡、暗堡四处相通,易守难攻。12月4日,华中总指挥部要求各参战部队攻击前进,在曹甸一线会合,以求得在曹甸彻底消灭韩之主力。

5日晚,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两个团率先向曹甸发起攻击,但由于曹甸易守难攻的特殊地势,加之顽军拼死抵抗,故苦战一夜未能奏效。曹甸战场遂形成对峙。

黄克诚闻知曹甸情况后,根据以往作战经验,致电华中总指挥部并报中央军委,对曹甸战役的具体打法提出建议:“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消耗伤亡可能。我的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黄克诚随后又提出6点具体战法。

黄克诚的建议具体且有效,但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当时无论是延安还是华中总指挥部都希望能尽快结束此役。

黄克诚的意见又未被采纳。华中总指挥部下达了13日总攻曹甸的命令。因为曹甸外围地势平坦,河沟阻隔,韩军炮火猛烈,再加上各攻击部队协调不好。曹甸久攻不下,而且伤亡较大。为此,陈毅及时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曹甸战役未能达成战役目的,最终以消灭韩顽8000多人,八路军、新四军亦付出较大代价而结束。

1941年12月,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政治委员的黄克诚

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原局与华中总指挥部随即开始检讨曹甸战役。应该说这一检讨很有必要,需总结的内容也很多。刘少奇认为,曹甸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黄克诚的作战消极,有右倾表现。

这样的判断,黄克诚觉得非常突然和吃惊。他心有不服,但已不能改变中原局领导所形成的结论。刘少奇认为黄克诚长期担任政治委员职务,做思想工作是他的强项,但不适合带兵打仗。于是,他以中原局的名义电报中央,建议撤销黄克诚五纵队司令员职务,保留政治委员,由陈毅兼任五纵队司令员,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兼任副司令员。

一年后,陈毅对曹甸战役还是有过理性地反思和总结的,他说:“曹甸战斗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黄克诚听到陈毅这番讲话后,深为认同,称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三师进军东北,途经山东临沂与陈毅相见。陈毅在送行时,当着政委罗荣桓的面再次诚恳地向黄克诚表示道歉说:“过去我也有批评错的地方,请你多加原谅。例如曹甸战役,我和少奇没有听取你的意见,......。”

对曹甸战役,刘少奇后来也进行了深刻反思和自我批评。

1946年4月,国民党军为抢占东北,以重兵向北进犯,首先攻击四平。

四平位于东北中部平原,在当时拥有10多万人口,它的位置正好处于中长、四洮、四梅三条重要铁路的交叉点上,为进出东南西北满的咽喉要地,是东北重要的交通枢纽。我军占领了这个要地,国民党军拼命想夺取。

国民党军开始时实施正面强攻,毫无进展,于是以其第72军从八面城一线向我军侧后迂回,我外线阻击部队顽强抗击,敌人企图没有得逞。蒋介石把进攻南满的国民党王牌军新6军调了过来,限令杜聿明一周时间内拿下四平。还特派参谋总长白崇禧到沈阳督战。

国民党军重新部署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全线进攻,以其新6军的两个师和71军的一个师为右兵团,从四平东面向我军迂回;以其新1军为中兵团,继续正面攻击四平;以其71军两个师为左兵团,从四平以西进攻。

国民党军这次共集中了8个军的兵力,其中的新1军、新6军全是美国帮助训练的精锐部队,曾经参加过远征军入缅甸对日作战,装备好,战斗力强。相比之下,我军在兵力和武器装备完全出于劣势。

黄克诚看到了形势的危急,就打电报给林彪,说:敌人开始进攻的时候,我军打它一下,挫其锐气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敌人倾巢出动了,企图与我军决战。而我军暂时还不具备决战的条件,因此,应当把四平等地让出来,让敌人背上包袱,等其沉重得走不动了,我军再回头消灭它。电报发出去了,林彪没有回电,也没有撤兵。黄克诚又发去几封电报,仍是没有回音。

黄克诚急了,于5月12日给中共中央打去电报,就四平保卫战和东北局势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心思想是撤出四平,争取时间,休整主力,巩固北满根据地。发给中央的电报依然没有回音。

黄克诚在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前,仍是坚决地执行上级命令,率领部队在四平前线顽强阻击敌人,尽管部队伤亡很大,但没有后退一步。

黄克诚大将

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是:虽然共产党刚刚进入东北,兵力少,根基不稳,但是,这次四平保卫战只要打好了,就能打击国民党军气焰,提高东北民主联军声望,进而获得苏联更多军事装备援助,为此,当时在四平前线,提出“化四平为马德里”的口号,要求死守四平。还特意选了林彪来负责指挥这场四平保卫战,而这些黄克诚并不知情。

直到5月19日,毛泽东主席才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林彪发电报,同意从四平撤兵。从4月18日到5月18日,长达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共产党军队共伤亡8000余人,国民党军队伤亡一万余人。

因为从整体战局和整体军事实力上来看,国民党都超过共产党,在一个四平投入并损伤如此多的兵力,实在得不偿失。

左起:黄克诚、谭政、聂荣臻、萧华、罗荣桓、刘亚楼、高岗、林彪

后来,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和黄克诚吃饭,谈到当年保卫四平的时候,黄克诚直言当年就不该打四平保卫战。

毛泽东表示,固守四平是他的决定,耿介的黄克诚居然回答:“即便是你决定的也是错的。”毛泽东说:管它是对还是错,让后人评说吧!黄克诚倔脾气由此可见一斑。

倔脾气的黄克诚也遇到过比他更倔的人

在黄克诚担任红三军团四师政委的时候,张爱萍是师政治部主任;长征中扎西改编(扎西改编,1935年2月,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编者注。)后,黄、张分别担任10团和11团政委。黄克诚出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后,调张爱萍任副师长。

《黄克诚自述》解释了调张的理由:“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体质弱,高度近视,这都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不利条件。而且我这个人偏于谨慎,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这都是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时的不利条件。”

张胜(张爱萍之子)写道:“父亲调到三师后,他和黄克诚在总体思路上有些微妙的差异。父亲强调军事斗争,黄更偏重于根据地和党政建设。我问过母亲,她说:‘你爸这人也固执得很,黄老大概也烦他了,后来就不要他再管作战了。’”

1944年黄克诚和张爱萍

1942年11月,面临日军大扫荡,华中局召开紧急会议,饶漱石代表华中局党委做出反扫荡部署,决定由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兼八旅旅长、政委、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统一指挥八旅和七旅部分部队,坚持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其他与会者没有不同意见,只有张爱萍唱反调:“‘我不干!’他站起来只说了这三个字就坐下了。”张爱萍给儿子讲述当时情形,得意地说:“哈,他们全都哑了。”

后来在陈毅的劝说下,自然还是由张爱萍出马指挥反扫荡并取得胜利。他唱反调的潜台词是:“在书记、常委、军长、副军长、师长、还有华中局和军部机关的领导人面前,他的地位最低嘛。”干嘛还要他这个讨人厌的小人物留在包围圈内指挥作战啊。这个精彩的片段,充分展示了张爱萍“好犯上”又“惹不起”的个性。

说起来都有点戏剧性,倔脾气的黄克诚遇到了一位比他更倔的人。

黄克诚一辈子说真话,做实事,坚持真理,公道正派。晚年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他以革命战争的亲身经历,具体地印证: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他郑重指出:“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捧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者的功劳。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因病于北京逝世。夫人唐棣华在给黄克诚写的挽联中有这样一句话:“既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我想这是对黄克诚一生最恰当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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