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销往阿拉伯伊斯兰地区

唐代是中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对外交往的鼎盛时期。同时，唐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期，是中国古代大规模海上对外交流的兴起阶段。

唐代在中国陶瓷史上也是陶瓷发展的繁荣阶段，这一时期我国瓷器通过贸易或馈赠，大量外销至海外。

随着唐晚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公元9-10世纪时期，中阿之间的海上交往频繁，大量中国陶瓷输往阿拉伯地区，这一时期中国陶瓷对外输出的范围、规模以及器物的种类、质量等方面发展迅速，达到中国瓷器外销的第一个高峰”。

1.关于唐代中阿航海路线的记载

唐代中阿间的海上交通已很发达。

由于两国商船来往频繁，故对从广州起航，及由巴士拉出航到中国的航线，无论在唐代的官方文书中或是在阿拉伯旅行家的游记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广州通海夷道”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最早的海上交通道路，唐代著名地理学家贾耽对它作了详细记录。

第一段航程记载了从广州穿过南中国海，然后沿着中南半岛的东边向南航行到马六甲海峡的路线。它构成了由广州通往巴格达的第一段航程，记载详实准确，航行的区段大多详细到一两日，短者仅半日。

马六甲港是当时印度洋贸易一个重要的中转港口。

实际上，马六甲之名就源于阿拉伯语意指“集结地”或“会面场所”，因此形容商人或季风再次相会最恰当不过。

马六甲港位于马来半岛与狭长的苏门答腊岛之间夹成的海峡，由于西南、西北两面暴风吹来时马六甲海峡首当其冲，无法航行；季风之间，又会有一个漫长的赤道无风季节。

印度洋来的船舶在四月抵达，中国船正好扬帆离开；六个月后船只复又归来，也正是印度人、阿拉伯人返航时节。

对中国商人来说，马六甲是个方便的商货转运中心，省却自己既辛苦又昂贵的长途远航印度。

第二段航程是从狮子国出发，经没来国（南印度马拉巴尔）至婆罗门西境（南印度），然后沿印度次大陆西岸航行，至拔飓国、提罗卢和国（波斯湾头伊朗阿巴丹），沿途经过数个小国，抵达位于幼发拉底河河口的乌剌国（巴士拉港），由于此处河道狭窄，需换乘当地的阿拉伯小船继续航行，最终到达缚达（巴格达）。

对第二段航线的记载与第一段相比，显得比较粗略，从广州到巴士拉航行的时间总计87天。

唐朝广州出发到波斯湾和东非以及欧洲的这条海上航线，是唐以前海上丝路的延伸，全程一万多公里，把中国同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和阿拉伯地区，通过海外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

它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显示了唐朝以广州港为中心的中国海外贸易的繁荣景象，标志着中阿间直接贸易的兴起与发展。

2.关于唐代中国陶瓷器外销至阿拉伯地区的记载

尽管陶瓷器为海上贸易最主要货物，这一点尽人皆知，但文献上却极少有关陶瓷器出口的记载，反而是对当时进口的香料记载颇多。

少量的记载来自于外国的文献资料，尤以阿拉伯古籍中的记载最为丰富。

自古以来中国便以精湛的手工艺制作技巧闻名于世，丝绸、瓷器、漆器等各种手工艺商品很早就输送到阿拉伯地区，并经阿拉伯商人之手传入欧洲等地，其中最受阿拉伯世界各地人民喜爱的便是以精美而著称于世的中国瓷器。

古代阿拉伯人对中国手工艺制品尤其是中国瓷器多有很高的赞誉。

如“上天将智慧赋予希腊人的脑、中国人的手、阿拉伯人的舌”的套语，在阿拉伯古籍中屡见不鲜。1998年，一艘在海底沉寂了千年的“黑石号”出水了，陶瓷器、金银器、铜器等大量文物，6万多件。

其中有56500件中国长沙窑产的中晚唐时期陶瓷器，以碗、盘等日用品为主，其装饰题材包括文字、植物、云气、鱼鸟、动物等具体绘画，此外还有大量的抽象图案。长沙窑的这种风格在“南青北白”格局的唐代是十分特别的，由此可以推断长沙窑产品应与外贸订单有关。

“黑石号”船身总长约18米，最宽处6.5米，是一艘单桅缝合帆船，造作时不用铁钉，而是利用榫卯接合及以植物纤维所制的绳索将钻孔的龙骨、船架、板材缝合，此种造船法盛行于印度洋沿岸的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

唐代中阿瓷器贸易的规模和特点

唐代中国陶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外销至阿拉伯地区，主要依靠的是阿拉伯商舶和中国商舶。

唐代的造船技术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有了重大进步，尤其是商船的规模已十分巨大。唐代运至波斯湾的瓷器，中国船只的运输量已经占有很大的比例。

同时，阿拉伯商舶也在这一瓷器海洋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黑石号沉船的考古发现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从出水的57000多件中国瓷器，便可了解到当时中国瓷器销往阿拉伯世界的规模之大。

唐代中国陶瓷器的外销从少量输出，使目的地的人们了解其价值的初始阶段，迅速发展到规模较大的输出阶段。这一时期从中国销往阿拉伯世界的中国陶瓷可以归纳为“四组合”，即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广东地区的青瓷。

其中长沙窑具有比较明显的外销瓷窑场的特点，其产品大部分销往海外，并且有不少瓷器在造型和装饰上明显受到西亚、中东的影响。

从海外发现的9-10世纪的外销瓷器看，这一时期主要是日用瓷器，尤以碗、盘类器物为大宗，说明在瓷器输出的早期阶段，其使用功能还主要是供当地人，尤其是当地的上层人士日常生活中使用。

阿拉伯商人把握了从中国购买瓷器销往其他地区的绝好商机。

然而，为了适应当地的消费市场，他们又希望中国生产的瓷器能够加上自己的文化元素。

这样，既可以让中国瓷器更容易被阿拉伯地区的人们接受，又能够在中国及其它地区传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而唐王朝对于外来文化一直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因此并不排斥阿拉伯人的这种需求。

因此，便形成了专门针对国外市场而生产的外销瓷。当时的远洋航行主要依靠季风，从中国到巴格达往返大约需要两年时间，对于一个商人而言时间太长。

因此，当时大部分商船实际上并不会走完整段航线，可能有一部分阿拉伯商船并不直航到中国。中阿之间的货物贸易可能是通过一个两地中间的中转站来进行的，这个中转站大概就是室利佛逝。

换言之，当时的中阿间海上贸易模式有两种，一种是直航贸易，另一种是以中转港为中心的接力式贸易，或曰转口贸易，其中第二种方式应为更普遍的贸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