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天津市大邱庄“第一书记”禹作敏落马之后，《中华诗词》就写了一首诗感慨：

称王称霸大邱庄，

无法无天肆虐狂。

一向痴懵难自悟，

岂容昏墨作威长？

曾经在大邱庄里叱咤风云的书记禹作敏，是如何一步步堕落，并在狱中去世的？

一、依权恃富，跋扈专横

禹作敏于1958年入党，曾经是天津市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的董事长、村党委书记。

作为曾经大邱庄的带头人，禹作敏担任了几十年的村干部，然而到最后，他却依权恃富，跋扈专横，完全变质了。

1990年3月中旬，大邱庄工业公司副经理刘金刚的司机高玉川说：“禹作敏用几百万元公款为他的两个女儿在县城内盖了三所洋楼。”

然而，这无意间说的一句话，却不知怎的就被传到了禹作敏的耳朵里。

禹作敏得知后勃然大怒，他认为，在社会各界都在参观报道大邱庄的今天，岂容不和谐之音破坏了大邱庄的“歌舞升平”？

很快，禹作敏决定教育一下高玉川这个“不法之徒”。

禹作敏立即派弟弟禹作尧过问此事，然而高玉川却坚持不说。

因此，禹作尧便使高饱受皮肉之苦，还关押了高四天。

万般无奈之下，高玉川只好承认是刘金刚在车上说的。

取得笔录之后，禹作尧才把高玉川放回家中。

到家后，高玉川服下大量安眠药，幸好被人发觉，才自杀未遂。

拿到了笔录的证据之后，禹作敏立即召开党支部大会。

于是，他让大家发表意见，禹作敏的弟弟、儿子、侄子都表了态。

党支部副书记张玉银说，“我看高说的事情没有多大，不必闹得这么大。”

对此，禹作敏在会上没说什么。

但是，开完会不久，张玉银的所有职务便被撤销掉了。

很快，禹作敏在全村大会上说：“张玉银没人心，到了用你的时候你掉链子，与党委不保持一致。”

1990年4月4日，禹作敏把刘金刚叫到大队，对他说：“我禹作敏，在县城盖洋楼，你刘金刚怎么着我？”

于是，他便下令到公司查刘金刚的问题。查了两天之后，却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他说：“刘金刚没有问题，不代表刘家没有问题。刘金刚的弟弟刘金会没有问题？不用查了！勒令刘家组织家庭成员开会，挖对我禹作敏态度问题的思想根子！”

1990年4月10日上午，禹作敏便派人将刘家四兄弟刘金刚、刘金会、刘金峰、刘金工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抓了起来。

剩余一部分人则到刘家大肆搜查，刘金会个人的存款3.7万元和4000元现金全部收了去。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

同年4月11日上午9点多，禹家的人把刘父骗出家门，拖到了大街上，用带铁头的胶管、三角铁、棍棒等残酷的殴打刘父。

期间，刘父痛声哀嚎，引来了不少围观的群众，群众阻拦。

但是，禹家的禹贺田却大声地喊：“打死他！打死他！我抵命！”

结果，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人制造了一桩骇人听闻的血案。

后经法官检验，刘玉田全身遍体鳞伤，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

刘玉田死后的当天下午1点，禹作敏亲自召开全村职工大会。

在会上，他竟然说刘玉田“该死”，甚至说对方“死有余辜”。

同年4月12日到13日，跟风的群众竟贴出了许多标语，诸如“刘玉田死有余辜！”

在向上级汇报这件事情时，禹作敏说，“刘是比南霸天还霸道的恶霸”，并称杀人凶手是“为民除害”。

不仅如此，1992年11月，禹作敏还主持了对大邱庄的华大公司进行“审讯”。

在大邱庄的“会议室”，禹作敏临时成立了一个私自设立的“公堂”。

他带领一帮人先后对原华大公司的一众人进行审讯。

在审讯的过程中，受害者被剥光上衣，而禹作敏“抬手就是一记重重的耳光。”

随后，打手们蜂拥而上，拳脚相加。禹作敏还以重赏的办法，奖励殴打无辜职工的“有功”人员。

其中，一名厂长得到的“打人奖金”高达8500元；一名职工因打人“表现勇敢”，禹作敏当即令人奖赏5000元。

没过几天，华大职工危福合在被连续殴打7个小时候死亡。

1992年12月7日，禹作敏又主持了对田宜正的的“审讯”。

当田宜正一再否认有经济问题时，禹作敏上去又给了一个重重的耳光。

随后，十几个打手蜂拥而上，打得田宜正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了“问题”。

二、煽动群众，阻挠办案

在大邱庄没有法律，只有禹作敏的“指示”，“统治”着大邱庄。

凭借着自己的“统治势力”，禹作敏一再煽动群众，阻挠办案。

1992年12月15日的晚上，为了进一步查清案情，天津市公安局派出了6名刑侦技术干警一起前往大邱庄勘察，禹作敏得到消息之后，大为不满。他当即下令：扣人！

很快，几十个年轻力壮的大邱庄汉子包围了正在执行公务的6名干警，并锁上了楼道的铁栅栏门，把守在楼道口。

一直到天津市市长得知消息并亲自干预，禹作敏才在第二天上午的11点放人。

而这时，这6名执行公务的干警已经被非法扣押了13个小时！

1993年2月中旬，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大邱庄的刘云章、李振彪等4名重大嫌疑人应依法予以逮捕。于是，公安局发出了通缉令。

考虑到大邱庄内有治安派出所撤销后拒绝上交的15条枪、2000发子弹以及一些滑膛枪、猎枪等，公安机关便于2月17日派出了400名干警，准备应付随时发生的问题。

1993年2月17日上午，禹作敏得知上级的通知的情况之后极为不满，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干警进村执行通缉任务。

他在会议室里翘着二郎腿说，“你们进去大邱庄之后，到底会不会发生矛盾冲突？我也不敢担保……我不负这个责任。”

然而，这个时候的大邱庄，却如同进入了“战时状态”：一批批工人在全村到处集结警戒，巡逻守在各个路口，成吨成吨的罗纹钢被截成一根根1米多长的铁棍，并发给工人作为武器。

偌大的一个大邱庄，交通被断绝，来往人员遭受到了非法的搜查。

第二天上午，禹作敏还召开了全村大会，煽动群众“保卫大邱庄”。

全村大会之后，大邱庄内更加混乱，很多工厂、学校都停工罢课了。

甚至，还有一些不明所以的工人冲进了会议室，围攻并质问市县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

禹作敏甚至反咬一口，他以大邱庄党委的名义，向社会公开散发了一份称“自己受冤”的文字版的材料。

甚至，他还造谣说：“大批武警已经开到大邱庄……周围一些群众看到他们装备着火炮、警犬、催泪弹以及长短武器。”

当市执法机关发出通缉罪犯的命令时，禹作敏竟不回头，还要班子成员组织3万人到县城示威，以示反抗。

然而，禹作敏低估了司法部门打击罪犯的力度和决心。

上述的刘云章、李振彪等4名重大嫌疑人很快就被抓拿归案。

在大量的事实面前，这4名嫌疑犯供出了禹作敏所有窝藏和包庇的事实。

1993年的4月中旬，禹作敏接到了市委的紧急通知，说新上任的市委书记想要见见他。

去还是不去？禹作敏的内心很是煎熬。

反复掂量之后，他决定去见见。

毕竟，新来的市委书记对大邱庄怎么看，脾气如何，自己还不知道。

为了以防万一，禹作敏亲自挑选了大邱庄8名忠心耿耿、身强力壮的“保镖，分别乘坐四辆轿车直接向天津市进发。

不到一个小时，禹作敏就抵达了天津市。

而保卫人员则礼貌地告诉禹作敏，上级只想见禹作敏一人，其他人员需要一律远离。

禹作敏犹豫了一下，有些不高兴，但也没有说什么，示意随从不要为难保卫人员。

车子直接驶入了院内，下了车之后，禹作敏认真地看了看左右，便心事重重地跟着工作人员走到了指定的房间。

进去之后，禹作敏却突然大吃一惊，面色蜡黄。

原来，等待禹作敏的没有市委书记，只有几位神色严峻、全副武装的干警。

就这样，禹作敏琅铛入狱了。

三、国法不容，依法处理

司法部门在逮捕禹作敏的同时，也查抄了他的家。

当时，禹作敏的家是一栋豪华的别墅式洋楼，内部装饰用的全部是进口的高档材料，看起来富丽堂皇，十分豪华。

而他本人乘坐的汽车则是奔驰600，和国外的富翁不相上下。他的办公大楼和办公室也全部用的是进口的高级原料。

他家抄出现金七八十万元，还有武器、进口保健药等。

1992年，禹作敏的工资是30万元，他的2个儿子工资分别是70万元。外加一些七七八八的工资收入，禹作敏明面上的年收入就已经超过了500万元。

然而，这只是“白色收入”，他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难以统计。

1993年8月24日下午，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大厅里座无虚席。人们在倾听禹作敏做最后的陈述。

禹作敏的音调已经显得有些嘶哑，在前面几十天的预审中，他的心里已经完成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

38次传讯，86册案卷，记录了一个农民企业家蜕变为无法无天者的全部历史。

1993年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禹作敏窝藏、行贿等案的犯罪事实。

上午十点，法院宣布，“禹作敏犯有窝藏罪，妨碍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禁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庄严的法律不容践踏，也不容超越法律之上的人。

从此，手铐铐上了禹作敏的双手，他也在监狱里度过了他最后的铁窗生涯。

1993年10月16日，妻儿探监。

1997年春天，禹作敏96岁的老母亲病故，允许他回家探望。

1999年10月3日，禹作敏狱中去世，终年69岁。

禹作敏去世之后，他的禹姓家族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他的大儿子禹绍国想要重新创业，但是屡屡失败。据大邱庄村民介绍，“他赴天津经商后，很少再回大邱庄”。

二儿子禹绍政在出狱之后，也与母亲前往了天津经商。

而他的3个女儿们也早早嫁了人，远离了大邱庄，过上了平平凡凡的生活。

禹作敏去世后，被埋葬在了大邱庄的祖坟上，他的坟头墓碑是黑底白字，与他人没有任何区别。他的墓地冷冷清清，无人打理，也无人祭拜，尽显落寞。

以前住的别墅如今也破旧不堪，无人打理，杂草丛生。